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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阶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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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 1945年生于英国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著名教授。曾在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南非的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农政变迁、土地改革等。曾长期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主要著作包括《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非洲的圈地》《农政问题》《亚洲的种植园、无产阶级与农民》《粮食问题》《第三世界的斗争》《欠发展与发展》等。
汪淳玉 1978年生于湖南省岳阳市。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方向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留守人口、农村教育、劳动力流动、国际农政变迁、土地问题等。
叶敬忠 1967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小农农业与土地制度、农村教育与社会问题等。主要著作包括《发展的故事》《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参与式发展规划》等。译校著作包括《遭遇发展》《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新小农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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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阶级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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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阶级的复杂性

经济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

第八章所强调的阶级分析的复杂性与阶级分化的具体,变体可以被视为阶级的“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包括在不同程度上的生产与劳动力体制的种种形式、劳动分工、外出务工、城乡的分割与联系、资本与市场的组织形式,以及政府的政策、实践与影响。第八章还指出,小农和劳工阶级彼此交叉,而且在构成和特点上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尤其是因为“自我雇用”与雇佣工作之间极富变化的组合形式。将列宁(Lennin 1964a:33)的话变换一下措辞,即这样或那样形式的劳动力组合可以无穷无尽。

这种异质性的基础,就是最普遍的、至此还只是隐约提到的复杂性。如哲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所言,在资本主义世界,阶级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结构,包含所有社会实践,尽管它不是唯一的结构”(转引自 Therborn 2007:88,强调部分为引文所有)。总之,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无所不在,但它也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阶级关系与其他种种社会差异(social differences)和社会分隔(social divisions)彼此交叉,相互结合,其中性别是最广泛的一种,还包括人种、种族、宗教与种姓制度等压迫性和排他性的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并非必然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也并非必然可以用“资本的利益”来解释和说明。我们应该认识到下面两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异:一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切都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一种“功能主义”解释);二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动力如何生产所存在的一切(包括它们如何重塑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习惯与信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与动力还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独特的积累方式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策略带来的未能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其二,劳工阶级进行再生产的努力以及对资本统治“反向运动”的挑战。

我们将从阶级关系与阶级动力的经济社会学,转到关于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的主题,然后再分析集体政治行动,其中包含一系列影响政治能动性的深层因素与决定性因素。首先,我们必须强调,资本的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植根于产权体系和商品关系之中,它们必须通过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统治,并普遍地(也不是只可以)通过政府践行这些统治才能得到保障。我们不应该假定,通过简单的联合以及工具性的目的,就可以实现资本的统治。资本在寻求自身作为道德秩序在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这一过程并不必然存在连贯性,它的政治策略与政治实践同样如此。为了追求利润和积累,为了保证(或至少默许)资产阶级的这种追求的合法性,资产阶级必须理解、预测、评价、对抗甚至试图包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但这一过程也并不必然是团结、连贯和有效的。

其次,在(碎片化的)劳工阶级的政治社会学中,有一个关键议题,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已经观察到,即“社会现实”转变为“政治现实”的过程通常是偶发的、难以预测的(Mamdani 1996:219)。这尤其是因为“当权者有多种手段来分割受压迫者的处境与经历,使其碎片化”(Mamdani 1996:219,272,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处境的极大差异已经在第八章讨论商品化与农村阶级形成的多种方式以及劳工阶级的异质性时强调过,这就是阶级的经济社会学的复杂性。对阶级的政治社会学而言,正如马姆达尼所建议的,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感受这些处境。从人们的经验层面上来说,他们并不是普遍地、明显地、全部地感受到他们是一个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而是感受到一些特定的身份,如“城市人或农村人、工厂工人或农业劳工(以及城市手工艺人和女性农民)、男人或女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年轻人或老年人、黑人或白人,以及地区、民族和种族差异,如此等等”,这些是彼得·吉本和迈克尔·内奥科斯莫斯所举的例子(Peter Gibbon and Michael Neocosmos 1985:190)。而且,某些资本家在雇用劳动力、组织生产和对付劳工阶级的抵抗时,常常抓住这些相关的社会差异与社会分隔,如性别、年龄、地点(城镇和乡村),还有种族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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