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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波 女,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本、硕、博均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师从高文新教授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任职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文化思潮等理论研究工作。曾在《社会科学战线》《辽宁大学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主持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项目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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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形势,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是我国自19世纪中叶被迫卷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是我国百年难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处于历史关口的,还有人类发展史上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以所谓普世主义的衡量标准著称的西方。“9·11”事件之后以宗教为介质和名目的冲突形式进一步引起了全球化时代异质文明传统对西方现代性的质疑和抵制。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在六七百年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进行了不懈的革命探索与伟大尝试,各国民众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面前有着对“现代”不同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现实面前,现代性理论有着多样化和独特性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模式。因而,在人类整体站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回顾和反思现代文明的首个范例抑或与此相对应的西方模式和西方现代性理论,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亟须思考的一个根本性、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第一,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学术视域和主体立场是开展西方现代性研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

中国现代性的出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强势话语和霸权作风时对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的守护和诉求,是以改革抑或革命的勇气和决心在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安排与建制中创造性地赋予中华文化以现代的理论形态及精神生命的使命和担当。19世纪中叶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从“制度(技术)批判”、“制度批判”到“文化批判”的现代化方案的纵深践履,还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革命探索,在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形式和理论基础。因而,中国现代性有着独特的历史轨迹和发展道路,有着自我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着开创性的理念创造和价值诉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学术根基,是与西方现代性有着本质区别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作为后起之秀,中国现代性从萌发时便直面西方现代性的欧风美雨,遭遇的首要问题从一般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创生问题转变为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而这一问题进一步转变为与“向西方学习”相关的“学什么”、“怎么学”及“怎么用”的关键性历史主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最终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变革形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类别和文化形态,同时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原则提供了一条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路径。中国的现代性,尤其是作为学术支撑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自觉克服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应当是古今中西各种理论资源互相融通的结果,而不是某种理论资源的简单复制或单一延续。从这点来看,中国现代性相较于西方现代性,要更为曲折繁复。所以,既要改革开放,也需守正创新。因而,对中国现代性而言,要学深悟透并盘活用好这三方面的理论资源:一是作为主体内容和发展增量的马克思主义资源,特别是坚持和完善在当代中国现实层面真实地发挥理论作用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作为文化命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尤其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继承性发展,并赋予中华文化以反映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新思想和新形态;三是有益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要积极借鉴世界各族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的学术思想和文明成果。中国的现代性,基于古今中西对话和融通的历史处境,正是这三重理论资源的理论表达和思想表征。

由此,鉴于中国现代性之基本性质及理论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学术视域和主体立场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开展西方现代性研究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中国现代性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模式,为当代中国的西方现代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思想工具,即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学术视域和主体立场。对西方现代性研究这类西学研究而言,方法论与建构这种“清扫地基的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建构西方现代性研究理论大厦的基石。缺乏自我性的方法论的摸索、创新和自觉,使中国的西方现代性研究只不过是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复制和整理,不能获得更多的实质性内容,最终仍旧是目前大家所热议的“在中国”与“中国的”之间的差别。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缺乏方法论自觉观照的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当然,对当代中国学术界而言,这种无根的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造成的最大问题便是陷入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和拿来主义的思维窠臼之中而浑然不觉,缺乏中国现代性这一自我性的学术视域和主体立场,也缺乏对西方现代性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性的对比、批判性的甄别和有益性的汲取。这种无根的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分析和理解西方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尤其是宗教起源)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思想结论和信仰前提,由此从理性的学术研究转向了信仰的神学护教,恰恰这种从理性到信仰的转向是宗教信仰途径的异数,绝大多数学术研究者经历的是从信仰到理性的革命性转向,这在有宗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比比皆是。

那么,作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方法论意义的思想工具,在中国现代性的学术视域和主体立场上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尚在发展中的方法论体系,对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而言,有如下几种具体方法。

一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开展西方现代性研究应当遵循和使用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首先,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念和指导原则,体现了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哲学原则。这就启发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来思考文本的客观研究态度,始终坚持西方现代性理论与西方实际(即西方文化、历史、发展状况、国情等)相联系、相统一的思考路径。尤其在西方现代性的宗教起源问题上,涉及宗教文化与西方现代性关系的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宗教(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和内核,西方传统文明是一种宗教性的文明类型(基督教文明),宗教文化在西方历史、文化和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宗教改革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而又至关重要的一个逻辑开端,因而宗教文化与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又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哲学性的文明类型(儒家文明),对中国现代性而言,核心议题是中西文化的哲学会通,宗教改革仅仅是宗教(信仰)领域的历史任务,宗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性(无神论立场)之间反而是“世界观上对立”的关系。其次,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念和指导原则,体现了一种有的放矢的实用学风和学术精神,与无的放矢的教条学风相对立。这就启发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有的”的学风和学术精神,从中国现代性的“的”出发有目的地研究西方现代性理论,即以积极的态度去辩证看待西方现代性理论。这样就能避免陷入从无的放矢的教条学风出发而导致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应用陷阱和逻辑怪圈,从本本主义出发的应用思维会在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信仰化、西方化和自由化的倾向。最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念和指导原则,体现了一种中国主体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与照抄照搬的做法是相对立的。这就启发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思想创新的研究心态,不能把西方的现成结论作为既定观点,而不假思索地学习、引用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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