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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现代文化的源头意义和深远影响、发展趋向和结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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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波 女,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本、硕、博均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师从高文新教授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任职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文化思潮等理论研究工作。曾在《社会科学战线》《辽宁大学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主持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项目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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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现代文化的源头意义和深远影响、发展趋向和结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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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现代文化的源头意义和深远影响、发展趋向和结构症结

宗教改革运动从性质上看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从封建主义的传统天主教变革为资本主义的新教,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宗教改革运动在全面性结构变革的意义上促成了西方文化和社会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新教意识形态(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是西方近代过渡性的政权基础和文化类型。新教文化对以世俗化为基本特性的西方现代性的源头意义和深远影响有以下几点。从政治层面看,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民众主权和革命反抗的激进政治思想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基础,加尔文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挑战了专制主义制度,成为封建专制制度转变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关键一环。从社会层面看,路德的“天职”宗教观念及其新教工作伦理,在加尔文主义的发展中形成了入世禁欲的新教伦理观,以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样式和经济风格孕育了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加尔文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型文化形态。从文化层面看,新教作为宗教与哲学分离性的文化类型促进了近代科学和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西方文化实现了从信仰主义到理性主义的文化类型转换和世俗化转向,哲学人本化的发展趋势构成了近现代哲学的历史任务,因而理智文化与信仰文化之间的交锋和对抗构成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实质性基调。哲学与宗教相分离的基本情状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思考的起点,路德神学依凭神本主义的神学思维影响着现代基督教的理论建构,同时凭借福音范式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里强化了现代基督教的影响。

总之,新教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宗教观念,孕育和培植了西方现代性的自由思想以及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经济伦理、科学理性精神和理性主义哲学等。新教作为西方过渡性的宗教文化促进了西方现代性的生成和世俗化转向,同时作为西方现代性文化之源头在世俗化和分离性的现代文化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方法参与了这场现代文化选择。

第一节 社会层面:世俗文化取代宗教文化

路德神学及其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从封建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变革为资本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因而宗教改革运动是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一次“大决战”,以路德神学和加尔文神学为基本范式的新教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外衣”。宗教改革运动以从理论到实践的革命方式和全面的结构变革不可逆转地促成了西方社会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西方社会由此开启了以世俗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路德主义的实证主义,加尔文主义的世俗行为主义的基本特性使其成为西方社会世俗化转向的主要推动者和担纲者。宗教改革的教会分裂促成了西方政治世俗化的现代趋势,新教意识形态是具有过渡性和双重性的,从消极服从到积极反抗,再从反抗义务到反抗权利,胡格诺派的政治观点出现了从宗教目的和神学教义到政治目的和世俗理论的世俗化转向,加尔文主义所提出的民众主权和革命反抗的激进思想为现代政治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加尔文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直接决定了西方现代国家政治面貌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政治与神学相分离,政治作为一门独立的世俗学科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政治哲学取代政治神学等是政治世俗化的基本方向,西方现代国家的基本政策是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直接产物是“天职”宗教观念及新教工作伦理,在加尔文主义的发展中形成了入世禁欲的新教伦理观,入世(肯定世界并投身于工作之中)与禁欲的生活样式(理性化方法的善行)的完美结合使加尔文主义产生了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样式,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理性化的经济风格而孕育了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因此,在从入世禁欲的新教伦理到纯粹世俗的功利主义伦理的解体过程中,加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孕育和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文化形态。

一 从封建主义宗教变革为资本主义宗教

宗教改革运动不能仅仅从宗教视域或从文化层面来考察,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场宗教的范式转换、思维转向和观念革新的思潮,或者一场宗教虔诚、道德更新和灵性觉醒的属灵运动,本质上更应该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世俗角度来考察,或更应该理解为一场意识形态的变革——从封建主义宗教变革为资本主义宗教。“宗教改革决不是要否定宗教本身,而是要否定宗教的封建性,把宗教改造成适应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新教,即资产阶级的宗教。”例如,彻底和典型的加尔文教“就其结果所言,为一种最适于工商业资本主义中等阶级的宇宙观的、神学的、伦理的信仰体系”。马克思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曾就宗教改革运动做了很多精彩的分析,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阐释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经济基础变革、新教观念变革及其基本性质。

经济基础的变革。根据唯物史观来理解宗教改革运动,一场以宗教信仰变革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变革,首先要从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冲突等方面来考察。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地理大发现的刺激,欧洲社会出现了新的分工,由封建社会的行会过渡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而工场手工业成为现代大工业的起点。随着经济的巨变,旧有的适应封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成为时代的桎梏,新的生产力与固有的生产关系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之中。经济基础的变革成为其他一切变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变革,在资产阶级兴起和王权实力增强的阶级前提下展开了一场反对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有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暴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

新教观念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革在深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原则与经济精神的变化。工场手工业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形成,以等价交换为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逐渐取代了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封建依附的经济关系。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精神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反映,相应地,新兴的意识形态也要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精神相适应以促进其快速发展。这样,欧洲近代意识形态的变革一方面必然表现为宗教变革的形式,另一方面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精神相适应。因此,一方面基于西方信仰社会的政治现实和宗教文化的特性,宗教和神学是西方传统文化统一性的根基以及封建性质的意识形态的综合力量,罗马教会作为国际政治实体是维系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纽带和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精神力量,西方社会必然以宗教改革这一意识形态实现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现代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新教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精神的适应性表现在抽象人性论、自由平等观等基本观念中。其一,抽象人性论。商品生产的原则是把劳动抽象化,相应地在新教中表现为人的抽象化。“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其二,自由平等观。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要求人实现抽象的自由与平等,在新教里表现为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去除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教会、教皇、牧师),使信仰上帝的人之间实现抽象的自由平等。“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由此,宗教改革的意识形态成果就是把适应农业社会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变革为适应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督教。

宗教改革的性质。从阶级角度来考察,宗教改革运动首先有着相当的复杂性,这是因为参与宗教改革的阶级本身的复杂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详细而全面地描述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并用来揭示各个阶级的本性。他从阶级立场出发,分析了参与阶级不仅包括帝国政府、僧侣诸侯、部分世俗诸侯、高级贵族和高级僧侣所组成的保守的天主教营垒,由世俗诸侯、低级贵族和市民阶级组成的温和的路德宗营垒,也包括农民和平民所组成的革命派营垒。他积极肯定了路德在宗教改革前期反对罗马教会的新教理论成果,以及路德翻译圣经对德国革命的贡献,同时严厉地指出了路德面对农民起义的转变表现出市民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从而使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资产阶级的大决战最后蜕变为诸侯与中央政权的斗争。恩格斯的目的在于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揭露资产阶级固有的革命与反动的双重性,同时站在同情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对路德的转变给予了严厉批判。这也影响了马克思对路德的历史评价,以至在其晚年所写的《历史学笔记》中对路德的转变予以批判。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难免夹杂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来看待德国历史人物,并根据自身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需要来评判德国历史上的转型人物。所以,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其路德研究进行鉴别与取舍。因此,恩格斯晚年进一步就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展开讨论,指出宗教改革运动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一次“大决战”,而新教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宗教外衣”和宗教意识形态,并对新教理论即路德派与加尔文派进行比较,指出加尔文教更为彻底的资本主义性质推动了资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

二 新教教派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

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结果是基督教世界从统一走向了分裂,分裂作为改革的手段不仅直接造成了西方教会的分裂,而且成为西方政治和社会分裂的源头。“基督教分裂为多个信仰不同信条的共同体,这成为政治骚动和宗教战争的一个原因。每一个这样的新共同体都延续了如下的中世纪思想,即把教会当作公共秩序的精神分支,这一分支地位的维持要依靠世俗的权力机构,而后者的主要职能就是捍卫教会。”也就是说,新教虽然有着古老的政治信念,即政教合一的形式,但是新教存在的事实已经腐蚀了这一古老的政治信念的根基,罗马教会充当中世纪统一纽带的政治功能的破灭导致了中世纪社会的全面解体,而教会多元化的事实使无论退回到旧的罗马教会还是联合成新的统一教会都是不可能的。改革的目的一旦使分裂的手段合法化,分裂的指针就会从教会指向社会和政治,教会多元化事实的不可逆转性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趋势的出现——教会共存和宗教宽容是17世纪宗教战争之后西方社会保持和平的唯一出路。因此,宗教改革不可逆转地开启了西方政治世俗化的现代进程,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第一次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被提出来,福音和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西方的政治基础从传统的宗教支撑急速转向世俗原则,后宗教改革和后宗教战争的历史情势是作为政治神学替代物的政治哲学得以出场和兴起的直接原因。因而,西方现代政治的前提和基础是政治与宗教背景的剥离、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宗教信仰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领域以及宗教宽容等世俗主义的宗教政策。其中,除了开始于马基雅维利的世俗主义的现代政治思想,作为新教中最具活力和行动精神的加尔文主义是这一政治世俗化趋势的主要推动者和担纲者。

(一)从消极服从到积极反抗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古典时期,改教者的政治立场基本上都秉持着消极的政治服从理论和不抵抗学说,以便新教理论能够顺利得到当局的鼎力支持。但新教势力一旦形成,首先就会遭遇传统势力——天主教及其地区的反扑和镇压,新教改革的成败也将悬于一线。路德和加尔文都曾有过暧昧的言语和含糊的立场,他们的只言片语成为其追随者提出革命理论的有力证据。从路德及路德宗方面来看,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联盟的新教军事联盟和军事抵抗皇帝的合法性问题在1529年以后成为新教意识形态的首要问题。一方从德国帝国制度的观点、现实政治的封建和各邦自主独立的理论出发,形成了有关反抗的黑森派立宪主义理论;另一方将私法的修正理论(即某些情况使用暴力不一定构成伤害)作为立论基础来论证以武力击退非正义的武力的合法性,以及把宗教法规中反抗不公正的法官的合法性用于论证在信仰问题上对越权皇帝抵抗的合法性,布吕克所提出的萨克森法学家的私法理论在路德和梅兰希顿那里都得到了体现。总体而言,私法理论的激进意义——暗示了个人、平民有合法反抗和从事政治暴力活动的可能性——被规避并予以明文否定,双方都维护下级行政长官合法地反抗越权、邪恶的上级行政长官的激进立场。因此,从新教反抗理论渊薮来看,“是路德而非加尔文首先把积极抵抗的概念引进了关于‘行政长官制度’改革的政治理论中”,加尔文主义者“提出的赞成反抗的基本论据主要是重复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路德教派的立宪主义反抗学说”。另外,从加尔文及其加尔文宗来看,加尔文的“两个例外”强化了加尔文主义积极抵抗的趋势。加尔文认为,一个例外是对统治者的服从不应当“使我们偏离对神的服从,因为所有国王的意愿都应该受神的意志支配”,另一个例外是人民抵抗的可能,“倘若万民‘要求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反应有时候可能是‘在其仆人之中’培养‘公开的复仇者’,‘以它的谕令’武装他们,‘要他们去惩罚邪恶的政府,并解救不公正地备受种种压迫的万民脱离水深火热的灾难’”。加尔文晚年时曾把私法论点的暗示发展成反抗暴君的理论,认为君王若贬损神的荣耀或权利就不配为君王、不再拥有君王的权力。汲取了加尔文政治思想的革命潜力后,加尔文主义在多种源头的发展之下逐渐形成了两种反抗观点:“一方面大陆上的加尔文主义者往往满足于重申比较谨慎的关于下级行政长官进行反抗的学说,另一方面,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革命者则开始利用私法论点的比较个人主义和比较激进的民粹主义的推论。”历史上路德主义服从的一面和加尔文主义反抗的一面存在巨大反差这一事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宗教原则,从而以法律形式赋予了路德宗及其地区的合法地位,但和约没有列入加尔文宗而导致加尔文宗长期处于非法的境地,因而《奥格斯堡和约》成为新教两大派别发展的转折点——路德主义得到合法承认而回到了消极的政治服从理论和不抵抗学说的改革起点,加尔文主义则因非法身份继承和发展了反抗理论和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第二,就路德神学与加尔文神学的比较而言,路德突出自然法的相对性,而加尔文保持了绝对的自然法与相对的自然法之间的基本张力。路德使用职业伦理的学说来维护传统社会等级特权的自然法,“自然法确保在这一职业体系之内不包含与基督教精神不相容的职业,从而已经将批发商、投机、借贷以及任何给社会阶层结构造成动荡的革命思想排除在外”,又通过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使“自然法成为对权力的极端保守的颂扬、对等级与职业体系的家长制的服从”。因此,“路德宗的这种特点一直延续至今:颂扬权力的、极端保守的、家长制的自然法,和固有宗教信念对政治—社会所持的内在的漠然态度,后者在今天的情况下表现为路德宗教会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无力”。“加尔文不了解灵性基督教与职责或职业伦理之间的内在分割,正是这一分割状态使路德的社会伦理虽然富于理想,但同时又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加尔文使自然法和基督教伦理契合在一起,将旧约和新约的道德置于同等地位,从而使福音律法“更加强调自然法中合理的、批判性的、积极建设性的价值”。加尔文主义从相对自然法出发并认同不平等的自然秩序,但很容易失去自然法的相对性而倒向抽象和绝对性。“在法国、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伟大斗争中,加尔文主义一直行进在这样一座独木桥上,一直发展成为民主、人民主权和通过个体对社会进行合理改造的激进自然法。”由此,加尔文主义作为新教的积极力量继续进行着从消极服从到积极反抗的政治立场的转换,当大陆的加尔文主义秉持下级行政官员合法反抗上级行政官员的立宪主义理论时,英国的加尔文主义率先把私法理论和宗教义务结合起来而发展出全体民众反抗合法性的激进思想。诺克斯、庞内特和古德曼提出了民众革命理论,从统治者是神所任命出发,通过限定统治者的职责和权力来规定未能履行这些职责的统治者为暴君,在暴君和神的正义的矛盾中以暴君不再是神所任命的公职人员的方式赋予反抗暴君的合法性义务,无论是从私法理论还是从圣约概念出发,均把反抗人群扩展至全体民众而把反抗权力赋予每个人,从而使民众革命的正当性被正式提出来。在新教地区,积极反抗和民众革命的政治理论从属于神学目的,从捍卫福音真理和增进神的荣耀的宗教目的出发进行反抗是一种宗教义务。

(二)从反抗义务到反抗权利

但是,反抗的合法性是一种宗教责任,即承诺维护神的律法是基础性宗教责任,加尔文主义在法国的激进发展将促使政治反抗从宗教责任到道义权利的现代转变,反抗作为权利的现代政治概念塑造了现代革命意识形态。“关于反抗的近代理论是16世纪下半叶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派首先十分明确地阐明的。然后又被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所继承,此后这个理论进入英国,并开始成为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一个重要部分。”胡格诺派的发展处境决定了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将把民众革命理论与立宪主义主流思想结合起来,政治观点出现了从宗教目的和神学教义到政治目的和世俗理论的基础性转向,这一转向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加尔文主义是个具有多种源头的综合体系,不仅综合了路德的反抗思想,而且综合了中世纪晚期的公会议主义思想、罗马法研究和人文主义观点。16世纪中叶的法国充斥着各种理论,既有天主教反宗教运动的托马斯主义的立宪主义思想,又有加尔文主义的立宪主义思想,还包括超越宗教而实现了政治统一性的人文主义、立宪主义和世俗理论,这些最终都融入了胡格诺派的革命理论。法国推行消极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期间,从宗教统一性转向政治统一性成为当时政治学说的普遍目标。人文主义者从信仰权利出发论证信仰自由的原则,提出宗教的基础不是神学教义的真理而是可证明的道德真理,或基督教的本质在于虔诚和公正的生活方式。博丹从怀疑论出发假定了宗教信仰的核心存在不确定成分并缺乏明确的基础,这样推导出信仰的不确定性应该引发相互克制的宗教态度之激进宽容意识,以及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政治统一性与宗教统一性两相冲突的事实,保持政治秩序的优先性有助于营造宗教宽容的政治氛围。法学家以人文主义法理学而不是经验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法国古代习俗和政体的历史研究而不是罗马法研究,提出了一种与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照的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王的权力进行王规、宗教和正义等方面的约束。哲学家蒙田的禁欲主义和怀疑论具有服从现存事物秩序和政府形式的保守的政治含义,其宗教怀疑立场表明了对宗教统一性和传统宗教仪式的维护。博丹站在专制主义的政治立场上从主权概念出发以实证的方法建立了一门政治科学,强烈地反对胡格诺派的反抗理论。作为少数派的胡格诺派对法国宗教大一统的破坏加速了政治思想的世俗化,政治科学与宗教神学相分离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起点和基础。1572年圣巴塞罗缪节大屠杀之后,法国当局的镇压导致了胡格诺派从良心自由转向激进反抗,其新任务是“构造一种能够捍卫以信仰为由进行反抗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并“推出一种更具立宪主义性质而较少纯宗派性质的反抗意识形态”。因而,胡格诺派的反抗理论具有独特的形式——“强调他们有进行积极反抗的权利”但又“强调他们命令武装的局限性、立宪主义性质和本质上的防御性”,从新教神学性基础转向经院哲学和罗马法传统的激进立宪主义的政治性基础,从合法社会的起源和性质的新教神意传统转向经院哲学概念,从合法国家建立过程的圣约概念转向世俗性的契约概念。这样,反抗理论从宗教性的圣约概念转向政治性的契约概念,反抗形式实现了从宗教责任到道义权利这一根本性转变。胡格诺派摒弃了苏格兰激进的平民革命理论而通过诉诸成文法和自然法,发展了一种虽不是民众主权理论,但更激进的代议制主权的反抗理论。“因此,胡格诺教派的立场的本质是:行政长官和民众的代表拥有以武力反抗专制政府的道义权利,这个权利的基础是握有主权的民众把国家视为保障和增进自身福利的手段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胡格诺派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世俗化的中间环节对现代政治思想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胡格诺派的综合形式是16世纪法国立宪主义和革命理论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抗暴君论”中权力有限、人民主权、天赋自由以及反抗暴政等思想为加尔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17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胡格诺派所提供的以世俗性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学说标志着新教政治思想的转向,但胡格诺派在立宪主义的基础上把反抗的人道权利和宗教责任统一起来,把代议制主权作为核心,这些相对保守的理论将在加尔文主义的激进发展中被剔除出去,从而提供一种完全世俗的、彻底民粹的反抗权利论。

诺克斯的民众革命理论和胡格诺派的世俗立宪主义的结合形态在布坎南那里得到体现,从诺克斯的圣约概念转向纯世俗的契约概念成为布坎南及在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之政治思想的新起点。布坎南以经院哲学的方法从人的自然状态来论证政治社会的应然状态,以世俗性根基而不是宗教性根基阐释了加尔文主义关于民众主权的反抗权利理论。政治学不是神学,是专门谈论权利概念而非宗教责任的,应该从神学和法学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并以政治学的独立主题恢复神学、法学和哲学的固有位置,布坎南政治学的理论建设标志着加尔文主义的政治世俗化转向。当然,天主教耶稣会的马里亚纳也从经院哲学的资源中得出了世俗性的民众主权理论。因此,耶稣会的马里亚纳和加尔文主义者布坎南的民众主权理论,作为纯世俗和民粹主义而不是宗教性的学说,为17世纪的立宪主义反对16世纪末的专制主义政治哲学两大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传统之一是神意传统,亦即后来与英格兰的菲尔默以及法兰西的博絮埃具体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另一个传统起源于博丹和新托马斯主义者,并在格劳修斯和普芬多夫的自然法体系中达到顶峰的比较理性主义的传统。”16世纪的法理学家、奥卡姆主义者和加尔文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众主权和革命权利观为17世纪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新教观念和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现代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向,并加强了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趋势,16世纪末形成的民众主权和革命反抗理论奠定了现代政治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基础。加尔文主义作为新教的活跃力量是激进的立宪主义和民众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俗化”和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推动者和担纲者。其中,新教观念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并塑造了现代西方的政治面貌。第一,反抗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信念,从有关现存社会结构的“既予性”转变成可变性教义,从建基于自然的中世纪传统的社会秩序转变为建基于改变的现代秩序,进而从静态的中世纪世界观转变为现代“转变的意识形态”。加尔文主义的这一具有可变性的世界观——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从传统的固定性到现代的可变性,不仅反映了处于第三等级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且以此原则提出了加尔文主义的反抗革命和有权弑君理论。第二,从加尔文的“两个主权”和“两个国度”中来的加尔文主义,在不同国家挑战了专制主义制度,从而成为从封建专制制度过渡到现代民主政体的关键一环。在法国的加尔文主义提出了自然权利和民众主权的宪政主义的现代思想,在苏格兰的加尔文主义提出了独立教会、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等现代思想,在英格兰的加尔文主义通过清教徒革命最终实现并施行了“单一主权”的君主立宪政体以及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等政策,在美国的加尔文主义则培养了在上帝律法之下的宪章、盟约传统,加尔文主义在各国的不同发展直接塑造了西方现代国家政治面貌的独特性。“最终,近代自由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以一种‘祛魅’的或世俗化的形式,更广泛地传播了加尔文的思想。”第三,从现代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加尔文主义的世俗化转向为其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加尔文主义和天主教的激进政治思想构成了从文艺复兴的马基雅维利到启蒙哲学的霍布斯和洛克这一现代性政治哲学的中间环节。加尔文主义、天主教和法学、哲学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作为现代政治思想重要对象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先决条件——政治与神学相分离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王和城邦的独立性、政治权威的唯一性以及政治社会的政治性等,16世纪的政治思想为现代政治思想奠定了基础,而加尔文主义的激进理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洛克的政治哲学为参照,其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援用了加尔文主义反抗的私法理论和民众革命的权利。因此,加尔文主义不但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政治观点,而且在实践上直接推动了西方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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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社会层面:世俗文化取代宗教文化
    1. 一 从封建主义宗教变革为资本主义宗教
    2. 二 新教教派与西方现代政治思想
      1. (一)从消极服从到积极反抗
      2. (二)从反抗义务到反抗权利
      3. (三)新教观念和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3. 三 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1. (一)世俗化的开端:路德和加尔文
      2. (二)入世禁欲和彻底祛魅的加尔文主义
      3. (三)亲和性: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 第二节 思想层面:理智文化与信仰文化的交锋
    1. 一 新教观念与西方近代哲学及科学
      1. (一)新教正统主义的特点和意义
      2. (二)新教观念与近代科学
    2. 二 启蒙理智文化对信仰文化的批判与改造
      1.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
      2. (二)哲学人本化的现代趋势
      3. (三)统一抑或分离
    3. 三 宗教思想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适应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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