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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汉西进:西州的开拓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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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 1983年出生,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史学集刊》、《世界宗教文化》和《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开设“秦汉史专题”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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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汉西进:西州的开拓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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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汉西进:西州的开拓与经营

一 开拓与经营:汉武帝经略西州

(一)文景时期的谋划和筹备

据管东贵的研究,战国中期中国的人口大约有2500万,经过秦的统一战争和虐用民力、秦末农民起事、楚汉争霸战争,中国之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汉初中国的人口仅为880万[],国力恰处于低谷,加之异姓诸侯王势力颇大,平城之战时刘邦能够动员的战争力量极为有限,且绝大多数为步兵。此时的匈奴完成了政治结构的重组,建立了中央集权程度颇高的草原帝国,败东胡、走月氏、臣北方诸族、重占河南地,盛极一时,平城之战更是调动了四十万骑,交战的双方分别处在各自国势的波峰与波谷。宋超指出,这一战对汉初朝野心态造成了重大影响,“从军事角度而言,双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交战,只是被困于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中达七日之久,颇有些不战而屈的意味,唯因如此,汉朝野间普遍弥漫着对匈奴的畏惧之情。曲调低沉哀伤的民谣‘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正是这一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甚至连民风质朴、悍勇善战的陇西也“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刘邦在国势对比最为不利的时候与匈奴作战,在战场上又轻易地中了敌人的诱敌之术,战略与战术的双重失误最终造成了不战而屈的惨败,不但要接受“和亲”输贡的协约,更造成民气沮丧,恐畏匈奴,这一战的消极影响十分深远,屈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

自古以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使命感,“知礼义诗书的中国人有责任将自己优越的文化向外推展,帮助那些禽兽般的四夷也能一体濡染德教,由野蛮进入文明。这叫‘王者无外’。天下虽有内外层次之别,理想的君王应该由内而外,化外为内,‘一乎天下’”。这种观念沉淀为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秦始皇在琅琊刻石中宣扬“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贾谊在《新书·匈奴》篇中说:“苟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虽蛮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额济纳汉简中的一条王莽诏令简:“父母为天下至定号为新普天莫匪新土索土之宾[莫]匪新臣明。”(99ES16ST1:14A)可见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秦汉时代具有深刻的和长期的影响。汉文帝迫于国力不振、军事不敌的现实,在给老上单于的国书中承认“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同时,他在国内的诏书里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表达了不能做到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自责,逼于夷狄的耻辱感更是难以名状,这种状态不是中国的皇帝能长期容忍的。文景时期虽然维持着与匈奴的“和亲”关系,但已经在为对抗匈奴做若干筹划了。中国的皇帝对向匈奴进贡的政治地位充满了屈辱感和不甘心,而且匈奴索要的物资越来越多,并不遵守和平协定,边境的骚扰、入侵、劫掠时时发生。文景时期,贾谊与晁错发表了对匈奴的重要意见,影响了文景两位皇帝甚至后世当政者对匈奴的政策。

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等问题发表了“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政论,可谓立论深远,“为天下筹长治久安之策”[],深得文帝赏识。其中“可为流涕者二”就是针对匈奴而言的,贾谊从传统的夷夏观出发,认为当时“天下之势方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贾谊坦言“和亲”表面上看似平等,实质上却是汉朝向匈奴供贡,华夏反居戎人之下,头足倒悬。而且,“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满朝大臣对于倒悬的汉匈局势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在匈奴不可战胜的恐惧中不谋之且以为不可谋。

贾谊为对付匈奴提出了“三表”“五饵”之策,显露出他的书生意气。“三表”是以“信”“爱”“好”与单于争其民,“五饵”是以物质声色诱惑、败坏匈奴人的目、口、耳、腹、心,达到腐化、分化匈奴的目的,贾谊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充满了臆想的乐观。虽然贾谊认识到汉匈局势的严重性,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改变这一局势的困难程度。对外政策的改变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内政建设和综合国力增长的基础上,贾谊的措施偏重于依靠外交伎俩引诱、分化匈奴,缺少对内政建设的关注,更缺乏专门针对匈奴的军事、边防、财政等方面的具体意见,其策也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非根本之策。后来匈奴的分化与汉朝在外交上的招降战术固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汉朝的军事打击[],班固认为贾谊“其术固以疏矣”[],并不是太苛责的评论。

晁错对匈奴的战略则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十分重视对匈奴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对匈奴骑兵的作战方式有很深刻的认识,对匈奴与汉朝军事上各自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分析。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晁错指出,汉朝应对匈奴之所以疲于奔命,是因为“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狄宇宙对此赞叹道:“在晁错的时代,也许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家能够对中国的军事情况作出如此出色的论叙的。”[]晁错在军事改革和边境防御建设方面的意见,都是建立在他对汉匈具体军事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

在军事改革方面,晁错主张建立一支可以抗衡匈奴的骑射兵团,他曾提出“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的建议,就是鼓励民间养马,为骑兵提供马匹,因为车骑者乃天下武备也。骑兵队伍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郡的骑士,汉朝军队根据地域不同有材官、楼船、骑士的分别,边境地区地接胡虏,半耕半牧,百姓崇尚气力、精于骑射,充当骑士服役;另一部分是降胡义渠之属,其众数千,生产生活习性与匈奴同,收编为己所用,既可“以夷制夷”,亦借之提升中国骑兵的作战能力。晁错建议赐归附蛮夷“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既要学习胡人的骑射长技,建设能对抗匈奴的骑射兵团,也要充分发挥汉朝轻车材官的优势,联合作战,优势互补。

晁错最重要的贡献是制定了一套涉及经济、社会和军事的边境防御规划,以确保对匈奴防御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匈奴利用骑兵的快速移动,攻击汉朝北边塞防的薄弱点,戍卒一年瓜代,不知胡人之能,难以磨砺出战斗经验,在战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当汉廷每有增援,胡人即快速撤离,大军久驻耗费巨大,一旦撤军,胡人复又入侵,中国疲于应对却又无甚成效。针对这种情形,晁错建议“移民实边”。移民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徙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新建移民点,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简言之,国家要为徙民提供完备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他们能在边境地区扎地生根,安居乐业。然后将边境居民组织起来,配发武器,教习战斗,鼓励杀敌,“建立一种以乡党宗族纽带联系起来的兵民合一的屯边防御体系”[]。晁错对边疆防御体系的建设在武帝时收到了成效,司马相如以北边百姓为例来劝谕巴蜀长老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从司马相如劝谕巴蜀长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边郡之士可谓人人皆兵,踊跃抗敌,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晁错移民实边、建立兵民合一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成果。

文景二帝逐渐收夺诸侯王的权力,汉初功臣集团的权势也在一代代地递减[],汉朝的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均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文景二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生产,民力渐复,国库渐充,人口滋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积极地对匈奴及其他游牧族群进行招降,“以夷制夷”的策略颇具成效;大力发展马政,在西边、北边设苑养马,以郎监苑,养马三十万匹,为发展骑兵军队进击匈奴准备了重要条件[];缮治塞防、移民实边,边境防御力量增强,对匈奴肆无忌惮的劫掠有所抑制。如此等等,都是汉武帝从其父祖那里继承的遗产,为他的大展拳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西汉对匈奴策略的新取向

《汉书·匈奴传下》赞曰:“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文帝的壮志从他两次谋划亲征匈奴可以看出。第一次在即位后三年,当时已经驾临太原,但济北王刘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文帝被迫返回长安应对。十四年时文帝又欲亲征,群臣谏不听,太后固要乃止。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文帝意欲亲征的姿态显示了他的壮志,但是受制于诸种内政因素未能成行,在政治、军事现实面前他既无奈亦沮丧,理论上权力无限的皇帝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与意料之外的因素制约。文帝的壮志与沮丧,恰是内政因素制约对外政策的典型体现。第二,文帝的意图并不是要主动打击并消灭匈奴,而只是在匈奴入寇的情况下迎战驱逐,仍然是在“和亲”体系框架内的军事行动,尚未达到对外战略转变的程度。

景帝即位后与匈奴达成新的“和亲”协定,通关市,并且增加了物资供应的数量,匈奴方面对此也基本满意。景帝一代的北方边境除偶有小规模劫掠外,并没有发生匈奴大举入侵的事件,以至于汉武帝即位时史书称:“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札奇斯钦指出“通关市”对于维持和平的重要意义:“皇帝给遗单于,无论如何总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物资是否可以使每一个领袖和他的部属都能得到,却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给遗,仍不能避免侵盗的发生。但是‘通关市’则能在某种程度内,达到有限的,有无相通的可能。它的利益是比较普遍的,效果也比较大些。”[]札奇斯钦以汉匈间物资流通是否顺畅来考察双方的战争与和平,当物资流通顺畅时和平就有保证,一旦流通受阻,战争将接踵而至。关市对双方互通物资确实起着较重要的作用,长城一线呈现和平和繁荣的景象。

札奇斯钦认为,在汉匈双方物资流通顺畅、匈奴和平主义抬头的时候,汉朝的对外战略却转向了军事进攻,发生了马邑之战。札氏颇有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归于汉朝一方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景帝至武帝初年和平景象之基础十分脆弱。第一,每隔一段时间,匈奴人对于贡品就会提出更高的索求,如果不能如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的侵袭,以迫使中国皇帝妥协,执行巴菲尔德所说的“外部边界战略”,所以和平是有周期性的,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匈奴对于农业国家物资需求的增长速度。第二,单于支配着“和亲”条约下汉朝供给匈奴的物资,依靠物资的分配权维持和加强其领袖地位,但是这种分配不可能使所有部族都感到满意。我们承认单于通过二十四长制建立了较大的威权,但这种威权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在外来威胁减弱的情况下。匈奴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惯例,单于必须尊重,其权力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贵族群体的制约。也就是说,单于并不能有效地制约靠近边境的部落在对物资分配不满足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发动对汉朝的劫掠,匈奴缺少一个绝对权威来保证和平条约的落实。[]第三,通过关市贸易,大多数匈奴人对农业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我们别忘了,游牧经济依赖的是边缘不稳定的资源,游牧人主观上根本就没有“盈余”的观念[],大草原上影响游牧生产的灾害众多[],游牧族群很难积聚充足的剩余产品,供应关市贸易的能力极为有限。根据札奇斯钦的理论,因为游牧经济对农耕国家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有极强的依赖性,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亲、互市,都是农业经济体的物资向游牧地区流动,这种流动通畅时,和平就得到维持,当流通受阻时,战争就会爆发。如果是这样的,因为游牧经济的内在缺陷,贸易受阻可能是经常性的,而受阻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汉人的原因,游牧人无法拿出可供贸易的物资也是贸易中断的重要原因。一旦和平方式的物资流通不能为继,匈奴人只能依靠战争方式来获取物资,战争难以避免。综合以上所论述的三个方面,可知汉匈之间的和平基础是非常脆弱的,景帝及汉武帝初期的暂时和平景象之下潜伏着众多危险的暗流。

“和亲”体系无法维持的更深层次原因是汉匈双方在政治文化传统和信仰上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王者无外、一乎天下的政治理想,蕴含着冲破、颠覆汉初汉匈关系格局的内在动力。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成为民族精神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在无形中强烈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汉初“和亲”关系格局的形成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即汉朝和匈奴恰恰处在各自国势的波谷与波峰时形成的,可以想见,当中国的国力恢复或匈奴“国”力衰退导致力量对比变化时,中国是绝不会甘心继续供奉匈奴,容忍华夏反为夷狄诸侯的倒悬局势的。另一方面,正如萧启庆指出的,“在心理上,北亚游牧民族自古便感觉与中国各有不同的文化,不应服属于中国,而应分庭抗礼。这一观念无疑成为把他们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障碍”[]。老上单于致汉文帝的国书,一开始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狐鹿姑致汉武帝书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草原部族的这种心理传统后来发展为征服和主宰世界的野心,不过此时的匈奴尚未发展到这一地步。匈奴在政治上的要求至少是与汉朝平等并立,并且要稳定地从汉朝获取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等物资,而且还要掌握对长城以北引弓之国的霸权。宣帝时呼韩邪准备降汉,就此事询问国中大臣的态度,大臣皆曰:

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虽如是而安,何以复长百蛮。[]

在匈奴内乱、势力衰减的情况下,呼韩邪集团内的大多数人仍然持这样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匈奴必须保持与汉抗礼、臣服百蛮的地位,此一威名切不可失,否则就会为诸国笑,愧对先单于,玷污先祖的姓氏和民族的精神。匈奴强烈的民族自觉和自尊,与汉人的民族中心主义难以共存。无论是从经济结构上看,还是从政治文化传统上看,汉匈双方更可能发生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和亲”绝对不是一个能令双方均满意的可长久维持的国际关系体系。

具体到汉武帝个人而言,“复仇”心理可能起着重要影响。《史记·匈奴列传》记:“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史记·匈奴列传》在此诏之后虽然还记载了天汉二年(前99)、征和三年(前90)李陵、李广利降匈奴事,但逯耀东认为这两则记事为征和三年,司马迁因巫蛊之祸,删削甫定稿的《史记》时所增补,司马迁其实是以太初四年(前101)的这一诏书作为对汉武帝征伐匈奴的总结,以此点明汉武帝征伐匈奴的真正原因。[]“平城之忧”就是平城之战的不战而屈和城下之盟,“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指的是冒顿单于在给吕后的一封国书中写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被视为对寡居吕后的亵渎和侮辱,更是对中国伦理道德的公然践踏。[]汉朝对匈奴政策由退让妥协向军事征伐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很难指出最根本最重要的究竟是哪一个。汉武帝远征大宛主要是为了与匈奴争夺西域,阻断匈奴从西域城邦国家获取资源,但在征服大宛后吐露的复仇之言,或许真的是他的心声。高帝的平城之辱和吕后收到的悖逆书简,这些历史记忆可能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武帝,促使他转变对匈奴的政策。有时候主观情感因素对历史演进的推动作用并不低于客观理性因素,对于拥有决断乾坤权力的皇帝来说更是如此。

对匈奴的战略转变是由两次廷议及马邑之战开始的,主要人物是韩安国与王恢。第一次廷议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驾崩之后,田蚡担任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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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开拓与经营:汉武帝经略西州
    1. (一)文景时期的谋划和筹备
    2. (二)西汉对匈奴策略的新取向
    3. (三)反击匈奴与拓土西州
    4. (四)西州的建设与巩固
  • 二 继承与调整:西汉后期对西州的坚守与控制
    1. (一)昭宣时期的国策调整
    2. (二)西汉时期的“西羌”问题
    3. (三)“华夏本位”天下秩序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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