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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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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 1983年出生,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史学集刊》、《世界宗教文化》和《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开设“秦汉史专题”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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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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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化与胡化: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一)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经营西域对西州开发的意义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与大月氏联盟以夹攻匈奴,虽然张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但发现了西域。“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张骞回国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刚刚开始,胜负尚未可知,但是关于西域的信息已经激发了汉武帝致重译殊俗、布威德于四海的万丈豪情。河西之战汉朝将匈奴势力赶出河西后,张骞在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他肩负了双重任务,第一是招乌孙东归河西故地,但是乌孙畏服匈奴,不欲移徙,张骞又不得要领。但乌孙以马数十匹报谢,并遣使数十人同张骞一起回国以窥探汉朝实力。出使的第二个目的,正是张骞向武帝所说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张骞这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派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及诸旁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从此之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但是“通”西域只是第一步,为“开”西域和“臣”西域奠定了基础。西域诸国此时都处在匈奴的统治下,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掌领西域,不但可以从西域各国获取大量农产品物资和铁制兵器,还控制着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之间经由西域的大规模过境贸易。[]汉廷清楚西域对于匈奴所具有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所以决心展开对西域的争夺,以断匈奴之右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建设作为通道和后方基地的河西。孟宪实指出汉朝此时主动经营西域具有多重目标:“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的目的,又要切断羌胡联系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而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则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的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

张骞之后汉朝掀起了通西域的热潮,“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这个向西探索的热潮显示了西汉时期国风和民风的强健和勃勃生机,西域对于汉人来说是一个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陌生异域,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非常有限,长途出使极其艰险困苦,“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汉朝此时在西域之兵威未立,西域之国时常“禁其食物以苦汉使”,甚至拘禁、攻劫汉使,而且“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所以出使是一项需要特定的才能与素质,也需要勇敢和冒险精神的事业。[]在张骞事例的激励和武帝政策的鼓励下,前赴后继的使者们展现了冒险和探索精神,孟宪实称赞道:“这些很混乱很不正规的做法其实推动了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这种状况,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不论是皇上还是一般吏卒,因而可以与大航海初期的欧洲状况相比美,而与清朝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情况相反。这里贯穿着一种十分积极的态度和探险精神。”[]他对西汉人展现出来的探索、开放和无畏精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西进”的热潮在李广利征伐大宛的时候达到最高潮,伐大宛是汉朝逐步经营西域的必然结果。跟随张骞回国的乌孙使者及随着众多副使到汉朝的西域各国使者,虽然见到汉朝的广大富厚,开始重视汉朝,但是汉朝在西域尚未建立实际的政治与军事影响,而匈奴设有僮仆都尉掌领西域,居于焉耆、危须、尉黎之间,匈奴的骑兵可以通过姑师的通道随时兵临西域各国城下,西域诸国畏服的仍然是匈奴,所以汉朝的当务之急是将实际的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西域。元封三年(前108)汉朝实施了对西域国家的首次进攻,赵破奴率军很轻松地夺取了楼兰和姑师,楼兰地处西域南道与北道的交会处,且时常留苦汉使;姑师是匈奴的忠实盟友,地处从天山以北地区进入以南地区的孔道,汉朝控制了此处,向西可以威慑西域诸国,向北则控扼匈奴进入西域的通道。为了维持住这一胜利成果,汉朝在河西的亭隧系统自酒泉延伸到玉门。正如田余庆指出的,汉朝向西推进的程序是首先占领据点,然后在据点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此时汉朝占领了楼兰、姑师两个据点,然后将亭障修到了玉门,而大汉国威则宣扬到姑师以西的区域,乌孙此后不久以千匹马娉汉女请婚就是这一战役影响的结果。

元封以后,匈奴帝国的重心移向西北,西域诸国感受到的匈奴压力增大,乌孙昆莫又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夫人,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乌孙很可能与匈奴一样以左为尊,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汉朝在联姻战线上并没有真正赢得第一个回合”[]。大宛以西的国家“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单于使节凭一信,则各国传食送行,不敢怠慢,而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形成鲜明对比。武帝对此早已不满,加之遣使者往大宛求宝马不得,促成了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大宛人认为“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他们的有恃无恐是有道理的,李广利率领的属国六千骑和郡国恶少年万余人,尚未到达大宛王都就剩下不到数千人,险恶的戈壁荒漠造成的军队减员非常严重。在郁成惨败后,李广利撤军,还至敦煌时士不过十之一二。震怒的汉武帝发动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第二次征伐。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武帝的愤怒和他不惜代价对大宛势在必得的决心。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第二次远征征服了大宛。征服大宛是汉朝势力在西域的第二次推进,接着以大宛为据点,要向更西的地方宣扬威德,在后方修建亭障,“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汉朝的交通线、供应线修到盐水,在仑头进行屯田,并大力在大宛以西的国家宣扬天朝兵威。

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带动了河西的建设和开发。因为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沟通的孔道,同时又面临匈奴与羌人南北两面的威胁,汉朝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并供应来往使者、商团和军队,必须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随着河西的发展,这里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每一次向西域出兵,均会带动河西地区交通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特别是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六万人的军事人员,大量的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橐驼(它)以万数。张春树感叹道:“这是何等的一个局面,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这样的局面当然是加速了对河西的大开发了,流民随之而去者日增。”[]此时在河西发生了所谓的“抽水机”效应,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从帝国的各个地方抽取到这里,这种经营和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河西成为此时段历史的重心和焦点,以至于研究者感叹道,此时河西成为汉家历史的中心了。汉朝的势力随着这次征伐已经深入到西域内部了,汉家的亭障也越过敦煌到达盐水。另外,为了防止匈奴在李广利出征期间突袭后方,汉朝派出十八万戍卒在酒泉、张掖北修筑了居延和休屠两大南北走向的亭隧系统,扼守匈奴进犯河西的主要通道。居延和休屠的建设,不仅保障了河西的安全,也加速了河西的经济建设,这两个亭隧系统均设有屯田,而且随着移民和流民往居延和休屠的迁徙,一部分屯田配给平民耕种,最后设置了乡里县邑,如位于额济纳河下游的居延县及位于今民勤附近的宣威市。

征服大宛的战争对于河西的发展意义重大,“敦煌已不再是汉家疆域的最前线了,其地盘在逐渐扩张,人口增加,汉廷便于太初末在敦煌设立了酒泉都尉以指挥管理一切。至此作为河西郡最西的敦煌郡初型已定。另外就全河西地域而言,在这次战争中它与内地的交通和联系都增进了许多,而其开发亦随之加速,河西从此便逐渐巩固下去了,因为不断地移民——包括有计划的移民与流民二者,河西也逐渐趋向繁盛。河西的初步开发工作至此完成”[]。张春树指出正是在此时,汉朝人对于河西有了一种“国土”的感觉,这种判断真的是非常精到。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对西域的经营,没有不惜代价的人力物力投入,河西的发展会是多么的迟缓和无力,西域的经营恰恰为河西的发展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将全国的人力和资源汲取到西北一隅来。此为西域对河西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

经营西域对于河西还有第二个方面的意义,西域对河西起到安全拱卫的作用。昔人论天下战略大势有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西域对于保障河西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汉朝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进占西域则切断了匈奴右臂,并使之失去进攻河西的跳板,匈奴就弱,威胁就小;反之,如果西域被匈奴占领,匈奴可从西域诸国获取资源,且据有可随时进犯河西的战略要地,匈奴则强,河西则危。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班勇在劝说朝廷不要放弃对西域的经营,并建议设置西域副校尉时说:

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西域是匈奴的府藏和手臂,如果放弃,则是将府藏归还给匈奴,将断臂给匈奴接上,则“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强调了西域对于河西郡县“国防”安全上的意义。东汉安帝延光三年(124),针对敦煌太守张珰的西域三策,尚书陈忠议曰:

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赀之费发矣。[]

陈忠强调了如果西域复归匈奴则“虏财贿益增”,还指出匈奴势盛后可能造成胡、羌的再次联合,使得汉家长期执行的“隔绝羌胡”政策走向失败,一旦如此则河西四郡就立刻暴露在匈奴的攻击范围之内,危殆甚矣。张珰说:“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河西与西域的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班勇、陈忠和张珰的分析可谓淋漓尽致。

河西是西州的西部地区,既是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部和后勤基地,也是联结西域与汉朝腹地的主要通道。一旦西州发生叛乱,局势不稳,汉朝就将失去经营西域的跳板和补给线,而且还要耗费军力物力去平定西州的叛乱,使得经营西域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将严重影响汉朝对西域经营的力度和成效。东汉时期国势渐微,国家能够掌控和动员的资源减少,而且武备不整,不教民战,对外经略不再像西汉那样积极有力;西州的“羌患”频繁,汉廷应对失策,西州局势渐坏到不可收拾之程度,汉廷与西域的联系变为“三绝三通”状态。有学者指出东汉与西域的“绝”或“通”,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与由“羌患”带来的西州摇荡和陇道中断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与西域关系断绝的时候,均是西州局势动荡、交通断绝的时候;一旦西州的局面得到控制,东汉朝廷还是会采取有限的措施去经营西域,力图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与影响,虽然不再像西汉那样不惜代价地全力以赴。比如章帝罢伊吾屯田,放弃西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初元年爆发了羌人的叛乱,烧当、封养、烧何、当煎等种落寇乱陇西、金城、汉阳等地,东汉朝廷此时需要收缩战线,调集兵力镇压羌乱,所以不得不暂时放弃西域;而“班超打通西域这一时期,正是东汉镇压西羌起义接近尾声的时期,这样,东汉政府不仅又可以从中原抽调军事力量重开西域经营,而且可以利用河西甚至西羌的力量去支持西域”。同样的,安帝永初年间放弃西域,是因为征发去远征西域的金城、汉阳、陇西羌人,不但没有派到西域,反而逃叛并激起羌人第一次大起事,西州动乱,汉朝自然没有力量越过西州去经营西域。[]所以,西域与西州的战略关系是相互的,“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同样,如果欲开西域,自然要先固河西。

(二)西州的农业开发以及牧业和贸易的发展

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进行得比较早,秦始皇斥逐匈奴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不久后又迁徙三万家到此,大量中原农人的移入自然开垦了一定规模的农田,建造了若干水利设施,秦人称此处为“新秦中”,可见这里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秦在此新疆土内设置了44个县,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军事和社会形势,44个县大致就是44个城塞。高贝贝指出,在长城地带,发展模式一般是城镇先于农村,城镇重于农村,城镇更多地受到商业而不是农业的支撑,城镇显示自身的意义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功能。[]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晁错的移民策非常注重营造城郭,谪犯、移民居住在城内或者城堡附近,平时则开垦附近的土地,一旦胡人来犯则聚保城中,发挥城塞的防御功能。随着秦朝政权的崩溃,北边防御体系瓦解,匈奴重占河南地,边民要么逃回内地,要么陷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重占河南地之后,是将此处一概恢复为牧场,还是保留了一部分农田,役使汉人耕种,因为缺少直接的记载而难以论断,但我们推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匈奴可能保留了部分农业及城镇,作为游牧经济的补充。但无论如何,河套地区的农业发展肯定是出现了倒退。

待到一步步推进对匈奴的战争,通过河南之战夺回河南地后,汉武帝决心设置朔方,徙民10万口,这次移民没有依照首先屯田,待奠定一定生产基础之后再移民的程序,而是采取直接移民、一次性到位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同时募徙10万口会使朝廷承受沉重的财政压力,故而受到群臣的反对,但汉武帝仍一意孤行。他之所以如此坚持,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的战略位置太过重要,占领此地既拱卫了首都,也为进攻匈奴提供了跳板[],所以必须尽快加强控制;二是河套地区水土条件优越,在秦朝时期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农业生产基础,虽然匈奴人重占此地对之前的农田水利设施有一定的破坏,但是仍保留了一定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还能够动员人力修缮荒废的部分。

开发西州最关键的因素是移民,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移民恰是最易引起动荡的措施。淮南王刘安策划反谋时,伍被献计曰:

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

淮南王事发在元狩元年(前122),开始往朔方移民在元朔二年(前127),伍被献此计应该就在元朔二年至元狩元年这五年之中的某个时候,伍被建议伪造朝廷政令,迁徙郡国豪杰任侠和耐罪以上者的家庭移徙朔方,借此制造民间的恐慌和骚乱。谣言能够流行,是因为有其流行的社会土壤,伍被建议伪造之政策必须有可信的因素,才可以蛊惑和动摇人心。伍被之策可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百姓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离开故土,豪杰任侠更是不愿意迁离自己的势力根基,强制催调会引发社会骚动;其次,朔方田地广,水草美,首次迁徙的10万人满足不了开发和巩固这里的需要,可以预见进一步组织迁徙是很可能的;最后,朝廷强制移民的对象包括罪犯、豪侠和富人,罪犯一般犯有死罪,减死一等发配边地,伍被将迁徙的罪名扩大到耐罪以上,是希望能够引起更大的恐慌,以便利用。

初期阶段西州地区汉族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移民。元朔移民10万人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当时关东大水造成严重的流民问题,政府乘机将这些流民安置到边疆地区,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补充了大量的人口,均是中原地区习于农事的农民。《汉书·地理志下》:“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可知移民到边疆地区的人口多来自关东地区。此外屯戍的士兵大部分占著边区,再加上发配的罪犯和自发的移民,到平帝元始二年,朔方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北地,210688人;上郡,606658人;朔方,136628人;五原,231328人;西河,698836人,共计188万余人,绝大部分是移民和军人及其后裔。汉朝向陇右、河西移民的方式和移民来源与朔方的情形相似,只是规模不如那般大,而且移民的过程也较为缓慢,这大概与陇右、河西的地理位置更偏远,以及汉朝财政的紧张有关。东汉以后没有大规模往边疆地区移民的记录,一般情况下都是“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基本都是死罪者减罪一等,发配边地,开始的时候妻子自随尚是自愿,后来变成强制的,每次以这种方式迁入边疆地区的人口可能并不多。南匈奴的投降使得汉朝的西边、北边边境安宁,“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西州地区人口、经济和地方社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平帝元始二年,凉州刺史部各郡人口分别为:安定,143294人;天水,261348人;陇西,236824人;金城,149648人;武威,76419人;张掖,88731人;酒泉,76726人;敦煌,38335人,共计有107万余人,加上朔方刺史部的 188余万人,西州的人口接近300万。而且这些仅是郡县掌握的登入户籍的人口,西州地区尚有大量未载在户籍册的流民、部曲、奴婢、游牧民、驻防士兵和各路使团、商旅,加上这些,活动在西州的人口数量就更多了。人力资源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朝廷不断向西州输入的人口以及由于地方安定、生产发展而带来的人口繁衍和增长,是西州开发和繁荣的基础。

西州的繁荣和发展,体现在农业、牧业和商业三个方面。

西州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方面是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另一方面是农田的开垦和先进耕作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是农业的命脉,对于西州地区更是如此。西州之所以能够发展农业,并不是因为降水、气温、日照、土壤等天然条件非常适宜,而是因为这里有充足的天然淡水资源可供引渠灌溉,朔方地区的黄河及其支流水量充沛,还形成几个大湖泊;河湟地区也是水道纵横,水源充足;河西地区祁连山融化的冰雪为河西走廊中的大小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西州农业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以这些水源为基础的灌溉设施发达的基础上,可以说没有引水灌溉,就没有西州的农业发展。武帝夺得河南地后,募10万人筑朔方,“筑”者,除了修筑城池塞防外,想必也包括修缮秦时的水利设施和新建一些水利工程,否则移民将无法开展农业生产。漠北之战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这里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置田”之前必须“通渠”,修建了水利设施才能“置田”。河西地区是论水不论地,在西州地区水利与农田的关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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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西州的经济开发:农业的有限成长与牧业的优势发展
    1. (一)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经营西域对西州开发的意义
    2. (二)西州的农业开发以及牧业和贸易的发展
  • 二 西州的社会发展:地方豪族的形成及影响
    1. (一)汉代的宗族、豪族、世家大族及其与政权关系的调适
    2. (二)西州地方豪族的成长及其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
    3. (三)隗嚣、窦融与卢芳:西州三大豪族的割据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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