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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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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林 1983年出生,湖北钟祥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史学集刊》、《世界宗教文化》和《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开设“秦汉史专题”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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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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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汉东移:西州兵团的兴起与东汉国势的衰退

一 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

(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代特征

光武帝重建了刘氏江山,但东汉不是西汉的翻版,时移世易,两汉建立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及政治的风格、社会的结构、国势的走向均有很大的差别。东汉一方面继承了西汉一代的政治制度、统治经验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背负了西汉二百年累积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影响了东汉国势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两个均以“汉”为名的朝代之间的“异质”断裂并不少于“同质”延续。

历史分期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魏晋封建论”,或称“汉魏之际封建论”的学者的历史分期中,东汉处在一个转折过渡期。东汉之前与之后是两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结构和性质均有较大差别,前一个阶段在东汉逐渐终结,后一个阶段的新特征在此时逐渐形成。有日本研究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这样的分期借鉴了西方史学家对西欧历史划分的方法,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并非对西方理论教条进行硬性套用,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其成果与魏晋封建论的结论有可互相印证之处。历史研究一般依照朝代更替来区分,做法虽然方便但并无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应该遵照一定的立场和标准,对整体的历史演进动脉和节律有所把握,做出符合历史内在波动大势的历史分期。历史分期不是随意的和无关紧要的,而是反映了历史学家特有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体系,是“史识”的体现。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第一次是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第二次是唐宋之际。以这两个重大转折作为过渡期,有的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做出如下分期: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期;第一个过渡期,从东汉中期到西晋,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第二期中世,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是“异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个过渡期,唐末到五代,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第三期近世,从宋代到清代,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期。

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区分,应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做内外两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中国某一地产生的文化,渐渐发展并向四方扩散的路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方扩散的情形。第二,是反过来看,中国文化向四方扩散,由近及远,促进了其附近“野蛮民族”的觉醒,这些“民族”觉醒的结果,则时时出现强大的力量,向中国的内部产生反作用的势力。这就像水波受到池子周围堤岸的阻挡,又反作用于池中心一样。本书所讨论的两汉王朝与西州互相作用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由中心扩散到边缘,再由边缘回波到中原腹地的互动过程。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回波”作用主要发生于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国家的回波作用要大于南方少数族群的回波作用。

对中国历史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唐宋变革论的相关讨论已经很多,但对发生在东汉时期的历史转折,学界讨论并不充分。谷川道雄认为,汉武帝的扩张使得汉帝国将匈奴、羌、氐等部族都纳入帝国的版图中。汉帝国扩张的完成也意味着民族冲突的复杂化和剧烈化,东汉时期的羌人动乱,就是由于不堪汉朝重负引起的,导致了东汉的衰亡。汉代的历史,就是帝国对外发展成功后,结果反作用于自身的典型例子。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可从中国文化的对外发展,及由此而引发的周边族群向中国内部渗透这两个矢量来把握。由此两个矢量看来,汉帝国确实是一个对外发展的顶点,而帝国的崩溃则是向着由其自身产生的反动潮流转化的转折点。[]谷川氏“两个矢量”的观点,对把握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启发性。第一个矢量是中国文化因素向周边的扩散发展,第二个矢量是周边“异族”在受汉文化影响觉醒后,反向对中国内部的渗透,中国古代历史之波动大势就是这两个矢量不断综合作用的结果。

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的“回波”作用之所以能深度影响国势兴衰,除了外部因素外,还需要从东汉帝国内部寻找原因,如皇权的衰微、外戚与宦官的乱政、豪族及地方离心势力的发展、关东关西政治军事的失衡与矛盾等,这些因素与周边“异族”的反馈力量交互作用,促成了汉魏之际的重大历史转折。一般认为东汉光武、明、章时期是东汉的盛世,明章之治甚至可以与文景之治媲美,但是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文景之治”留给汉武帝的是丰厚的遗产,汉帝国之国势在武帝时发展到高峰,但是明章之后东汉帝国一蹶不振,长期处在“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追问东汉初期所谓“盛世”的真实情况,或许在“盛世”表象下潜藏着若干导致中后期国势走向不振的因素。笔者相信东汉中后期发生的各种政治、社会和民族问题,其根源早在光武、明、章三帝统治时期已经埋下了。从内在方面来看,帝国政治的紊乱腐败、豪族的膨胀及地方分离倾向的抬头,导致了东汉逐渐走向六朝贵族制政治和国家分裂;从外部因素来看,东汉帝国周边部族的反叛,最终演变成为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五胡占据中原,汉人政权逃徙南方。

西汉帝国在对外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与周边各族扩大了接触与交往,但并没有毫无原则地将“异族”纳入帝国内部,虽有部分匈奴、氐、羌部落迁入塞内,汉廷设属国安置之,但数量不大,管理有力,而且堠塞烽火严明,所以并未生出什么事端,在边防上不构成重大隐患。待到东汉时期,帝国周边族群内徙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逐渐失去控制。首先是匈奴,因为遭遇内部危机,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款塞内附,汉廷将南匈奴各部安置在北部缘边各郡,目的是“令东捍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南匈奴布列“北边”各地,南单于居西河,“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乌桓也徙入塞内,《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魏书》:“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邢义田指出:“东汉自建武九年、十年伐匈奴无功以后,即采取消极退避的政策,将雁门、代郡、上谷、定襄、云中、五原、朔方诸郡之边塞放弃,而将边民先后迁往常关、居庸关以东及河东之地。因此当南匈奴、乌桓归附时,立即填补了边地的空虚。”[]较之匈奴和乌桓,西北地区羌人内徙的情况更加严重,内迁羌人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迁徙范围大。羌人叛服无常,内徙不久后又叛乱出塞,之后又接受招抚,徙居塞内,反复迁徙的情形并不少见,内徙的羌人不但在西州各郡均有分布,而且还深入到三辅,甚至是河东、河南一带。[]

光武帝初年采取了收缩防线的边疆策略,内徙百姓,将捍御匈奴的任务交给了投降的匈奴,以夷制夷。后来光武帝虽然下令内徙的北边诸郡居民回归本土,但效果并不明显,东汉一代“异族”内徙的情况不断加剧,不但没能完成对徙入塞内“异族”的汉化,边境地区汉人的蛮夷化趋势反倒更加明显,汉帝国北部边缘地带布满“异族”,边民也都颇染胡风。谷川道雄把大量“异族”入据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情形称作“汉代世界帝国的成立”,但是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边境的豪族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找到与“异族”和平友好的相处之道,族群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谷川氏说:“汉代世界帝国的结构中必然存在的一些矛盾也日趋尖锐。华北各地虽有胡汉杂居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夷夏为对等的关系。早在东汉初,班彪就曾指出,那些利用言语、风俗习惯的不同而行欺压、剥削之能事的‘小吏’、‘黠人’才是投降羌民再次发动叛乱的原因。大家都知道,2世纪初爆发的羌族大叛乱拖垮了东汉国家,而导致叛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据说就是源于汉朝官吏及豪族强制性的苛刻役使。这一种族间的不平等,或者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魏晋时代。西晋武帝时期,凉州的氐羌族叛乱据说也是由于汉人地方官‘侵侮边夷’、‘妄加讨戮’之故。”[]

当时汉人尚没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传统的“夷狄观”将“夷狄”比作禽兽,随着汉文化的扩张,汉人的优越感和对“异族”的鄙夷意识越来越强,这种意识影响到汉人对待周边族群的态度和方式。内徙到塞内的“异族”,整体生存境遇越来越恶劣。以南匈奴为例,开始内附的时候,因为东汉需要借助其兵力守卫边疆,其部落组织大体得到保留,单于和各部落首领的威望勉强维系,但是单于却受到汉廷派遣的使匈奴中郎将的监视,汉朝官员也逐渐直接干涉匈奴内部的事务。降至汉魏之际,曹操分匈奴为五部,立五单于,无视匈奴的政治传统和部族利益。晋末匈奴人反叛时,宣称的理由就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魏晋时期匈奴的境遇不是突然就如此的,而是内徙后历经东汉、三国时期不断遭受汉人政权、地方豪民侵蚀、压迫,一步一步恶化的结果。

内徙羌人的境遇在一开始就非常糟糕,早在西汉元帝时,侯应谈及保塞羌人时就说“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绝”。自汉武帝时期汉人与羌人大规模接触以来,羌人受到汉朝官吏及豪民压迫、剥削、虐杀的记载连篇累牍。李吉和根据羌人内徙地距离原居地的远近,分类分析了徙居陇西、金城与徙居安定、北地、上郡和三辅的羌人部落组织情况,“被安置在陇西、金城等地者,因接近羌地,汉朝统治力量薄弱,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所以部落组织较完整,而“徙入安定、北地、上郡以至三辅的羌人,则与属国民和保塞羌有较大区别。他们与汉民杂处,受郡县的制约,但与边民仍有别。这些羌人因都是多次迁徙,或在战争中被打散,种姓家支已不及原来完整”[]。李先生的这种分类有一定的意义,越往帝国内部迁徙的羌人,其部落组织解体越严重,受到汉人压迫的程度越深。但是羌人与匈奴不同,匈奴曾经以草原帝国的形式出现,是汉朝的劲敌,汉人虽然也瞧不起匈奴,但是曾以“敌体之国”对待之,匈奴是汉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畏惧“心结”。羌人始终是以分散的部落组织形式出现,没有复杂的阶序和集中权力,与匈奴相比更不开化,汉人对之一直是轻慢、鄙夷的态度,毫无尊重与理解可言,所以羌人部落组织完整与否,与他们受到汉人压迫的轻重与否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内徙羌人的境遇从一开始就非常糟糕,不似匈奴在内徙前期境遇尚可,只是后来逐渐恶化。但是,二者的部落组织在内徙后不断解体的趋势是一致的。

东汉朝廷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太过于迷信“以夷制夷”的方针,使得布列在帝国边疆地区的“异族”保持了强劲的武力,而东汉自身却武备松弛,尚武精神不再,这对帝国安全构成巨大隐患。到魏晋时,这个严重问题引发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徙戎之论”。曹魏时邓艾基于大量内徙羌胡潜在的危险,提出“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西晋武帝时侍御史郭钦上言:“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最著名的是江统所作《徙戎论》,其中有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有两个截然相反的面相,既有开放的一面,同时也有封闭的一面。罗志田指出:“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犹如一个钱币之两面,共存而成一体。其主流是文化至上,体系开放,但就具体场合情景言则当下的政治考虑常能左右实际的开放与封闭。其开放性的一面,可以为有‘远略’之主为达‘王者一家’而用武的理论基础;但更多仍是允许夷变为夏,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其封闭的一面,虽源于‘夷狄是膺’的主动用兵的传统观念,实则渐多用于防御。其要点是中国之事不允夷狄参与,文化上亦不许夷狄可以变为华夏。”[]夷夏观在最初只是一个表示地域差别的概念,后来演变成文化的观念,在文化上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在不同的族群之间,不但存在文化的竞争,同样也存在资源、空间和生存的竞争,当种种现实的政治因素、利益利害渗入夷夏观之后,“夷夏之辨”就逐渐兼具封闭的一面了。[]中原王朝国势强盛之时,夷夏之辨开放性的面相一般会占主导地位,而当中原王朝国势不振或夷夏势均力敌时,夷夏之辨封闭性的面相就会凸显。东汉中后期帝国周边“异族”势力愈益烈炽,东汉帝国接连遭遇内部危机,以至于末年时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最后亡灭。到魏晋之时,分布在北边各地的强悍“异族”“蕃育众盛”,中原敏锐之士感觉到了压力与危险,此时夷夏之辨封闭的一面在现实政治的刺激下占据主导,郭钦所言“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就是主张隔离“异族”。他认为“异族”此时虽然降服,但他们并非真心归附,一旦有风尘之警,必定会率先叛变作乱,处于帝国内部的“异族”必定是严重的安全隐患。江统更是明白地说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外江统也明白指出“异族”内徙后遭到汉人欺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夷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江统看来,夷狄“以贪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所以,为帝国安全计,必须使各族返还旧土,达到“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的局面。无论是郭钦还是江统,都认为徙戎需要乘王朝兵威方盛之时,江统还提出要为“异族”的迁徙旅途供应粮食,无论是借兵威还是廪食道路,都说明此时帝国已经不能很有效地掌控这些“异族”了,迁徙政策执行起来既困难又危险,所以需要软硬兼施。

日本研究者与何兹全都注意到东汉中后期之后是中国历史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日本学者认为,汉魏之际是第一期“上古”到第二期“中世”的过渡期;在何兹全的分期中,汉魏之际是“古代社会”的终结和向“中世社会”转变的时期。如上所论,日本学者着重从中国与周边“异族”的互动过程来说明这个转变,何兹全则是在对东汉时期三个方面变化的认识基础上立论的:(1)城乡经济的衰落;(2)自由平民、奴隶向依附民的转化;(3)积极的面对现世的思想、世界观,转化为消极的面向来生的宗教世界观。[]从经济、社会身份、思想文化三个层面对汉魏之际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了考察。

东汉时期经济的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农业衰落和人民流亡。东汉帝国重建后,光武、明、章三朝对经济的恢复成效有限,史书说此期“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大约是遵循惯例的溢美之词,明帝在诏书中说“田荒不耕,游食者众”[],章帝在诏书中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而和帝之后农业失调、土地荒芜、灾荒屡见、农民流亡的情况史不绝书。农民流亡是乡村、农业普遍衰落的标识,又是农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王符观察到洛阳的情况是“浮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不仅洛阳,“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农民弃业大量涌入城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流民暴动,司徒杨赐认为对付黄巾,应该“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此策得到刘陶的赞赏,从中可见流民是黄巾起义的主要参加者。经济方面的另两个变化——城市的衰败及金属货币的萎缩——都是由农村及农业的衰败引起的,失去了农业和农村的基础,市场、交易、城市、金属货币就会相随而衰。汉魏之际发展起来的坞壁替代了昔日繁华的城镇,十六国时期甚至一些州郡的治邑都是在坞壁旧址上草草建立的。论者多强调董卓之乱对经济的摧残作用,但“把东汉末年社会经济大破坏,归罪于董卓是不可以的;归因于董卓,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三国开始,社会经济衰落,一直几百年直到中唐没有恢复到战国秦汉时期的繁荣。这是不能简单地说是董卓破坏的”[]。自王莽时货币开始杂用布帛金粟后,布帛这种实物货币在东汉时一直被使用,充分反映了东汉经济的萎靡不振,董卓之乱只是东汉几百年累积的经济、社会和军事问题的彻底爆发而已。这种衰败是内在的,根本性的。相较而言,无论是战国秦末的战乱还是唐末五代的战乱,破坏程度都不逊于东汉末年,但是西汉和北宋都很快迎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而魏晋十六国则是长达几百年的持续低迷。

依附身份和依附关系在东汉后期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发展,秦汉时期百姓的身份是国家的编户民,而到魏晋时国家的编户民被寺院、大族的庄园大量分割,国家承认它们荫庇人口的合法性。何兹全原本习惯于使用“依附关系”表示魏晋以来的人际关系,但是考虑到战国秦汉时期也有依附关系,“战国秦汉的依附关系是以自由民的投靠为主,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依附关系则以奴隶半解放仍不离主人者为多”,所以何先生后来使用“隶属关系”表达魏晋之后的人际依附关系,用“依附关系”表示战国秦汉时期自由投靠、来去随意的主客关系。从“依附”到“隶属”的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是王莽时改奴隶为私属,第二是曹魏时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这个趋势从王莽时开始,到曹魏时完成。在王莽末年和东汉末年的动荡局势下,豪强大族建坞壁以自保,民众为了安全纷纷投靠,在战乱的局势下,投靠者与坞壁主之间的依附关系无形中强化,投靠者并不是战国秦汉时期来去自由的那种依附者了,而渐渐地成为隶属于坞壁主的佣客和部曲。

另外,何先生非常注意汉魏之际君臣观念发生的变化,除了皇帝与臣僚的君臣关系之外,又发展出多重君臣关系,如长官僚佐之间、旧君故吏之间、举主门生之间,何先生认为这是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上豪门强宗和属下依附关系强化的反映。[]甘怀真也注意到这种君臣关系的变化,甘氏指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于中古时期君臣关系的影响很大。士大夫社会是由具有共同背景、知识、信仰、价值观的士人们通过交游品评逐渐形成的公共场域。原本官员只有两个活动场域,一个是自己的“私家”,一个是“公”的国家“汉家”,其身份在私家是家长,在公家是臣子。东汉中后期士大夫社会逐渐形成,在“汉家”与“私家”之外,官员又多了一个活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他们发展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共同价值观。“汉末以来,士人所重视的是士人间私人关系,而非公的职务关系。……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也受这种‘私化’的影响,一方面长官僚佐间的君臣结合强调彼此之间的士人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恩义感成为君臣纽带的力量所在。”[]可以看出,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对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具有很重大的影响,而士大夫社会的形成又是东汉以后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逐渐变化的结果。

思想文化方面,何先生指出三点变化,即从儒学到玄学、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吕思勉曾说过:“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陈启云也有相似的看法:“王莽改革的失败,对东汉乃至中华中古思想文化更深沉的影响是儒家改革理想的幻灭。作为汉儒改革理想核心的‘今文经学’丧失了改革的信念精神以后,在东汉时徒存外表躯壳,其学术地位被‘述古、信古、好古’的‘古文经学’所取代。……改革理想和精神的丧失,决定了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朝政的‘保守主义’性质。不管是光武的崇儒,抑或明、章的尚法,他们的改革,只是对现实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反应。这种缺乏远大理想和宽宏视野的政策措施,是导致东汉衰落和终于灭亡的‘中距程’原因。”[]

总而言之,从内、外两方面看,东汉都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自王莽之后,一些新的变化因素逐渐孕育成长,大约到董卓之乱后,新变化愈益明显,推动了社会整体面貌和性质发生变化,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

(二)东汉初期的内部危机

秦与西汉是中华文明发展初期的定型和兴盛,但是到东汉后期,这一文明盛极而衰,分崩离析,各方面倒退衰落。陈启云从宏观的文明角度指出:中华文明的缺失弱点表现在政治方面,其优点和韧力表现在文化方面,政治方面的弱点决定了东汉之后的国势衰微和帝国崩解,文化上的韧劲又决定了中世之后中华文明的重整与复兴。陈先生所言政治方面的缺失是“以一姓王室为核心的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帝室、宗室、外戚和宦官)和对外的权力运作(帝室与官吏、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士人、帝国与边疆外族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均不足以维持数百年鼎盛帝国的局面”[]。陈先生对从秦汉开始奠基成型的政治体制之内在缺陷的分析,诚为卓见,但这毕竟是站在既成历史的终点基于非常宏观的视角得出的结论,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时局中的人并不是无能为力,只是作为历史洪流的傀儡,不能有所作为。历史是人的历史,故而没有非如此不可或非如彼不可的必然。如果说既成的历史就是最合理的历史,那么就是庸俗的历史合理性。[]对当时人来说,仍有努力和改变的可能,往高处说可以对制度做出纠偏或调整,往低处说可以对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进行补救,延缓危机的爆发。在西汉二百年的历程中,诚如陈启云所言,在朝廷内部的权力结合方面和对外的权力运作方面都出现很多问题,时人也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努力谋求解决,王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王莽的改革及其失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他的失败对东汉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东汉不再具有改革的理想和精神,无论是内政问题还是民族边疆问题,东汉朝廷均缺乏一个思虑周详的“大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的是非常形象贴切地说出了东汉政治的一般状态。[]导致东汉帝国逐渐走向没落崩解的政治、军事问题,比如外戚与宦官的专权与腐败、豪族势力的膨胀和地方分离主义的抬头、东西区域失衡、武力与文化的偏痹、边疆与民族问题等,其根源均已经在初期光武、明、章三帝时埋下隐患。我们不能说东汉政治的走向一定会如此或如彼,但是光武、明、章三帝不但没有对统治机制进行纠偏以延缓危机的到来,其种种施为如抱薪救火,反而促成了危机的发生。

王莽的僭夺和莽末的群雄并起是光武帝巩固政权的反面教材,所以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强皇权,但这些措施都仅能收一时之效,缺乏长远的政治宏规,举其大者有四点。第一,定都洛阳,造成了关西的衰落、偏痹和边患的浸漫,具有武力优势的关西与掌握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的关东隐隐形成对立之局。第二,在内政方面,光武帝削弱三公权力,事归台阁,造成外朝权轻。虽然他主观上力图压制外戚,却又与外戚保持亲密的关系,对外戚非常信任,为后世女主干政与外戚专权埋下隐患。外朝权轻,对此毫无补救之力。第三,光武帝在统一战争结束后行严猛之政,明帝更是将严猛之政发挥至极,到章帝改行宽厚之政时,又矫枉过正,宽纵太过,东汉初期的政治在张弛之间失去了平衡。[]第四,在军事制度上,废除都尉官和郡国兵,不教民战,造成官无警备,王旅不振,过度迷信“以夷制夷”的方略,对“夷”兵过分依赖,为以后西州兵的肆虐种下祸根。关于第四点,下一节讨论胡兵时会有详论,此处先论前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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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东汉的内部危机与外部忧患
    1. (一)从历史分期看东汉的时代特征
    2. (二)东汉初期的内部危机
    3. (三)东汉初期的外部忧患
  • 二 西州兵团的兴起及其对东汉的破坏性反馈
    1. (一)东汉军事对外族武力的依赖
    2. (二)西州摇荡:东汉“羌祸”酷烈
    3. (三)西州兵团的形成与“凉州三明”的崛起
    4. (四)董卓入洛:西州对东汉的破坏性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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