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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 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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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挟海洋之利相继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创建起各自的帝国,重新形塑了整个世界。西欧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受到殖民的影响。正如曼根(J.A. Mangan)所言,帝国的建立最初凭借的可能是政治与武力,帝国的维系却需仰赖文化的输出;[]借着向殖民地输出法律、宗教、教育、医学、运动等各式内容,宗主国期盼能在殖民地树立起典范,唤起仰慕,造成模仿。时日一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遂产生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

以英帝国为例,其殖民地居民一方面视宗主国为最崇高的文化象征,伦敦代表的是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的至善至美;英语的遣词、造句、腔调则是衡量个人教育程度以及成就最重要的标准。但是在另一方面,帝国对其在语言、文化、习俗乃至人种方面的歧视,以及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的包括政治制度、领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改变,却在其心中留下难以消解的怨恨。

这些复杂的情感乍看之下似与中国无关,但仔细检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可发现其实并非无迹可寻。中国本土虽然从未沦为殖民地,但自19世纪以来,香港、台湾相继被割占,葡人久据澳门,还有通商口岸的开辟和租界的建立,使得相当数量的口岸城市染有鲜明的殖民色彩。列强在华的影响力如此明显,以至民国时期的有识之士自嘲为“半殖民地”,而孙中山更进一步将之名为“次殖民地”。[]时至今日,走在这些城市里,西洋建筑群和欧式的城市规划仍不断唤起我们对殖民过往的记忆。

在后殖民时代,不仅被殖民者对宗主国抱有复杂的情绪,对殖民者而言这段历史同样是个沉重的包袱。英国有反省能力的知识人对其日不落帝国的过往,包括传教和殖民经常感到尴尬,不愿回顾与面对;美国学者对暗含种族歧视的帝国主义研究敬而远之。这种情况放在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其结果便是英国学者中关注通商口岸者,多着重于外人社群或租界的管理制度,鲜少触及帝国的文化输出,遑论关照被殖民者的情感层面。前者如英国著名学者毕可思(Robert Bickers),他的关怀点主要集中于在华英人社群,特别是底层人员,如租界巡捕、海关人员、灯塔管理员等,[]鲜少涉及殖民制度对华人的影响。[]后者则可以英国研究中国的新秀杰逸(Isabella Jackson)为代表,其新作虽然直指殖民主义在上海历史上的重要性,但仅止于讨论公共租界的制度层面。[]这种选题倾向与论述策略,除了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更多的是对敏感过去的刻意回避。而美国学者则对通商口岸的殖民文化既缺乏兴趣,亦不够敏锐。

对殖民或帝国主义的批判,除了后殖民的角度,另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是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二战之后,东南亚许多国家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下才建构起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本土虽然从未被瓜分或殖民,但近代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经历,使它同样需要这个敌人来巩固自己的主体性。

就在这种各方均有立场也各有坚持的情况下,本书意图走出后殖民的批判和民族主义的羁绊,改采旁观第三者的态度,以“异国事物的转译”为题,探讨文化接触时可能发生的诸多现象。本书也尝试另辟蹊径,将重心由文化的复制与移植,移至文化移转时可能发生“看似相同、实则有异”的暧昧转变,希望可借由近代中国的案例,探索不同文化之间互动时的若干原则。

文化的转译

文化的引入与移转无疑是近代中国一项重要课题。随着西方殖民与全球化的脚步,西方事物诸如制度、思想、语言及物品先后涌入亚洲,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此变化之快速与巨大,迄今未止,史家对之的分析仍有可待发展的空间。过去学界多汲汲于西方文化如何被引介,忽视了移转过程中产生的幽微变化;或者虽观察到了若干变化,却视之为理所当然,仅以简单的“本土化”予以描述,而没有继续追究其背后的原因。在此情况下,本书将采用“转译”的概念,深入分析这些变化。

在此,先就“转译”这个概念稍做说明。本书所谓的“转译”,指的即是英语中的translation。至于为何不用习见的“翻译”,而选择采用“转译”一词,乃因中文的“翻译”暗含忠实且一一对应之意,无法反映英文translation所隐含的“背离原意”之意。1983年法国科学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著名的《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一文中,曾不经意地说道:

行文中我已多次使用诸如“转译”(translation)、“移转”(transfer)、“移位”(displacement)及“隐喻”(metaphor)等概念,这些词在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里都意味着同一件事。在上述故事里,有一件事十分确定,那就是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行动者都多多少少地被移位了。[]

从上文可知,translation既是中文的“译”,更包含如transfer、displacement、metaphor的“转”或“变”,并非“翻译”一词可以表达,因此有必要创造新词。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生命科学界的新发展。1950年代生命科学界发现了生命密码从RNA转化成合成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过程,将之命名为translation。因变化明显,中文学界亦发现无法将之译为“翻译”,遂舍弃固有的译词不用,另择“转译”一词译之。乍看之下,这个案例似乎与历史学科无关,但其实正显示“翻译”与translation的难以对等。[]

综上所述,translation包含的移转、位移、转化,甚至转换等复杂含义,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文化移转时顾此失彼甚至暗度陈仓的情况。因此,“转译”一词不仅在用词上比“翻译”更恰当,也更能反映本书所要呈现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与转化。这转化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其方向与程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拉锯的结果。本书以明确的案例显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文化之间不断进行的协商,以及在协商下虽不完全背离原意,却又必然会出现的扭曲。此一转化的过程,就是本书所谓的“转译”。而在不同阶段,它同时包括了“转化”“演变”“本土化”“异化”等多种意思。

除了描述文化转译的现象,本书也希望对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力进行有意义的解释,亦即为何在某些案例中,移转的方向朝西偏移;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则朝东略微移位。本书的假设是,这与文化的强势程度有关,这强度有可能是国家的力量,也可能是文明的厚度,端视当时交锋的情况而定。

为了能够进行比较性的探讨,我们需要两个大致上势均力敌的文化载体,而如日中天的英帝国与力图振作的近代中国可能是不错的对象。至于空间,则以中西文化往来频繁的上海和英帝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占领地香港较为适宜。而两者相较,前者又比后者更为合适。原因是香港既属英人全权控制,在殖民者的监管下文化移转时较少逸出常轨;而英人在上海却仅有面积有限的公共租界,一出租界,便毫无施力之处,异国事物转译时较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状况。

既觅得合适的载体和空间,接下来尚需一项或数项异国事物作为我们检测的对象。为了观察其变化,这个对象最好是一个进行中且尚未定型的东西,我们需要从前人的研究中寻找。

关于西方事物引入中国的研究,学者多着重于政治制度的引进和思想观念的革新。近十余年来,受社会人类学研究物品之赐,历史学界也开始重新分析“东西”的历史,特别是洋货在中国的历程。譬如,郑扬文先以鸦片,后以洋布、啤酒、洋房、自行车、自鸣钟等洋货为例,分析这些物品本土化路径之异同,以及为何有些洋货得以留存,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最后却消失无踪。[]冯客(Frank Dikötter)则检视清末以来传入中国的各式洋货,分析其如何被接受与挪用。[]

在此潮流之下,中文世界的历史学者也不落人后,分别展开了一系列“西物东渐”的研究,如马军从市政管理的角度分析近代上海的舞女及舞厅;[]徐涛从器物与文化的双重角度分析自行车自清末传入以来逐步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连玲玲更检视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观察其如何借空间安排和观念传递,打造一个消费天堂,形塑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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