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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殖民社会的支柱:上海跑马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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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 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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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殖民社会的支柱:上海跑马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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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殖民社会的支柱:上海跑马总会

英国人爱好团体游戏(team games),更热衷于为这些成队竞争的运动游戏制定规则,举凡现今大家熟悉的足球、网球、板球、橄榄球、羽毛球、高尔夫球、赛马等,无一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仔细检视这些运动项目,其实在其他文明中不乏先例,好比用脚踢球的足球、在马上击球的马球,或用长棍打击的高尔夫球都是如此。譬如,不少人主张战国时的蹴鞠是足球运动的最早雏形;马球亦可与唐代流行的击鞠相比拟。但运动是否被“发明”,关键在规则而非形式;至于它是否向外传播,更取决于帝国向外扩张的能力。

18~19世纪,英人上层阶级为了游戏休闲,不仅创造了这些赛事,更为之制度详细的规则,让每一种运动都在强力的规范下进行。随着帝国殖民的脚步,这些运动被一一带往欧洲以外的地区,逐渐形塑出今日我们熟知的运动世界和运动内容。在这些包含了球戏与竞技的运动项目中,赛马无疑是极为突出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可与早期贵族的狩猎活动相连,被视为“国王的运动”(The sport of kings)。而其观众性运动的特性,更让它可以同时容纳不同的人群、阶级,遂成为一项最具代表性的英式运动。

英式赛马是如何随着殖民的脚步传播至世界各地的?在传入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变化?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英式赛马声名远播,在研究其传播过程时,我们多会假设它在英国应有一固定的“原型”可供我们作为标准,再分析它进入其他文化后的“变型”。但出人意料的是,本书在探讨英式赛马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现从来没有什么“原型”,或所谓的“变型”。此乃源于19世纪下半叶,英国赛马活动也如其阶级观般正处于剧烈变动的阶段。一方面,因为英国全国铁路系统的建立导致全国性的赛马日程表逐渐成形,使得原先传统的地区性赛马日渐消失;另一方面,因为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各赛马场为了吸引工人阶级前往观赛与下注不断地修改规章,一步步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另外,最重要的是,当时作弊、诈赌的情况频发,为了避免赛马沦为“不体面”的运动,以上层绅士为主体的英国赛马会开始积极介入,采取种种手段规范,从而扮演起整个赛马产业监督者和保护者的角色。[]

当英式赛马进入中国时,上述的变动在英国才刚刚开始,是以并无一固定不变的“原型”可供移植。赛马进入中国后,乃在传统地区性赛事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仔细检视中国通商口岸的英式赛马,无论管理组织、下注方法,还是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均与英国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与其说是变形,倒不如说是为了配合殖民社会做出的调整。

是以,英式赛马在中国与英国其实是一个并行的发展,而非平行的移植。在中国的特色是,其管理组织很早便由委员会制转向总会制,并借由与“绅士型总会”的结合,从一个小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迅速转变成形塑殖民社会身份地位的工具,最后演变成上海殖民社会的重要支柱。为了更细致地了解此历程,本章将分别检视英式赛马在英国的情形、它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突出发展,以及上海跑马总会如何借其英式俱乐部与社团的特性,一步步将自身塑造成租界内市民社会的最佳代表。

一 并行的发展

赛马在英国的成形

19世纪不仅是英国社会阶级剧烈变动的时代,更是赛马这项特殊运动规章的形塑期。据英国社会学家威利·范普列(Wary Vamplew)的研究,赛马在英国本是一种乡村活动,除了几个大型赛马场,如纽马克特、爱斯科(Ascot)、埃普索姆(Epsom)、古德伍德(Goodwood)、唐卡斯特(Doncaster)赛马场,大多数的赛事均具有相当的地区性和小区性,一年一次,每次一天,参与的马匹和观众均来自附近地区。大家不仅来看赛马,也来吃东西、喝酒、赌博和看表演,其嘈杂热闹程度犹如市集。此时的赛事由所谓的赛马委员会(Race Committee)负责,主要成员为当地士绅和贵族。身为小区领导人,他们视赛马为地方上的公共事务,也是己身的责任。由于一年一次,场地多临时租用,周围既无栅栏亦不收门票,奖金则来自摊贩的场地费,以及向附近餐馆、酒馆、旅馆等经营者的劝募所得。[]

1840年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铁路线的大幅扩张;二是实际工资的明显增加。

1840~1870年,英国经历了一场铁路革命,路线由原先的不到一千英里迅速扩增为13500英里,增长了近14倍。铁路公司为了吸引乘客,在安排路线时不仅考虑赛马场的位置,路线建成之后还四处刊登广告并提供赛季优惠票价,邀请顾客赴远方观看赛马。铁路无疑为赛马带来了人潮,但它对赛马的帮助尚不仅于此。在路线有限的时代,大多数参赛马匹必须自己“走”到赛马场,一走数天是常有的事,路上既耗损精力,又容易受伤;交通不便也使得马匹仅能在走路可及的范围内出赛。然而铁路系统建成后,马匹可经由铁路运送,比赛前一天甚至当天才从马房出发。于是原先一个个孤立的赛马圈串联起来,南方的良驹可以赴北方争胜,北方贵族的马匹也可以在南方训练。在这样的整合下,一些地区性的小赛马场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全国性、位阶性的赛马日程表。如前述的纽马克特、爱斯科、埃普索姆、唐卡斯特赛马即为一级赛事,而华威(Warwick)、曼彻斯特、利物浦赛马则为二级赛事,其下才是较为地区性的赛事。[]

铁路线的扩张为赛马带来了人潮,实际工资的增加则带来了消费。由于工业革命的刺激,一般认为1790~1840年代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到了1860年代,实际工资较一个世纪以前平均增加了10%。其中工人的工资变化尤其明显,1850~1900年其实际工资平均增加了70%。[]随着实际工资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人有余钱可用于休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会选择观看赛马。为了配合工人阶级的需求,商业化的大众娱乐日见增加。到了1870~1880年代,工人可以选择到海边度假、到足球场看足球赛,甚至前往音乐厅听音乐。为了吸引工人阶级前往跑马场观赛,赛事势必得更加紧凑刺激。为了延长赛事而实行的预赛制(heats)必须取消;长达4英里的长距离也必须改为短距离冲刺;赛事主力由原先稳重的4岁马改成了活泼好动的2岁马;为了使比赛结果更加无法预测,跑马场开始为屡次胜出的马匹加铅,增加其负担,以便让其他马匹有胜出的机会。[]

最重要的改革还在入场费。1875年,桑当公园(Sandown Park)赛马场率先围起栅栏收取门票。门票收入有助奖金的提升,奖金提高了,自然吸引更多的马主与良驹前来参赛;而参赛马匹既多,赛事也就更加精彩,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加上铁路公司的运输与推动,于是具有固定场地、有栅栏、有围墙、有大看台,并定期于周六下午举行赛事的跑马场便相继诞生,赛马遂成为大众娱乐的一环。与此同时,由于赛马的小区性质已不再,地方士绅与贵族合组的赛马委员会也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商业性的赛马公司。[]

地方士绅与贵族的退出,并不代表赛马从此沦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赛马终究是一项昂贵的活动,马匹的育种、饲养以及训练都需上层阶级的投资与支持。是以新式跑马场一方面修改场内的设施和赛事,吸引更多工人前来观赛;另一方面则不放弃上层阶级,特别是上层女性的参与。原来,淑女因顾及身份很少光顾跑马场,仅在爱斯科、古德伍德、埃普索姆赛马场等几处专属草坪上可偶见她们的身影。到了此时,为了吸引淑女前来,赛马公司纷纷开始在场内筹组绅士型总会,采取严格的会员制,增其体面感;场内则另建会员专属看台与区域,得使淑女不必担心与一般大众摩肩接踵。换言之,就算不看赛马,在马会吃顿午餐,听听场内乐队演奏,徜徉于会员专区的草地花圃也可度过一个宜人的下午。总会制的建立确保了富裕阶层对赛马的支持,会员虽然仅限于男性,但女眷可以一同前来观看。到了19、20世纪之交,重要的赛事通常有好几千位淑女观赛,赛马遂成了英国社会中少数男女和各阶层均热衷参与的活动。[]

除了淑女观赛,上层阶级对赛马的参与还表现在英国赛马会的赛事规范上。英国赛马会早在18世纪中叶即已成立,组成分子清一色是热衷赛马的上层贵族和士绅,会所所在位置在社交总会林立的伦敦帕尔摩尔街,赛马场则在离剑桥不远处的纽马克特镇。最初,该会的影响力仅限于纽马克特一地,其他赛马场发生纠纷时偶尔出面客串仲裁。到了19世纪中叶,赛马界丑闻频传,给了该会扩大影响力的良机。[]

原来早期赛马奖金有限,马主的主要收入不在奖金而在下注,只要赛事结果出人意料,爆得冷门,便能发一笔横财。是以收买骑师放水者有之;以成年马冒充少年马有之;甚至经典赛如埃普索姆赛马场的德比大赛(the Derby)也于1844年爆发李代桃僵的弊案。一名诈赌老手不仅以4岁马冒充3岁马,还事先以替身出赛,予人不过尔尔的印象,最后才以真身上场,一举赢得德比大赛。[]总之,赌博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使得赛马场龙蛇杂处。正如出身南非的亚贝·贝雷男爵(Sir Abe Bailey)在一次赛马餐会上所言:“我不是说所有参加赛马的人都是恶棍和匪类,但似乎所有的恶棍和匪类都去了赛马场。”[]

时值维多利亚时代事事走向“体面化”(respectability)的时期,为了阻止赛马沦为不体面的运动,有必要进行更严格的规范。[]于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赛马会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如本丁克爵士(Lord George Bentinck)和海军上将劳斯(Admiral Rous)便相继采取铁腕政策深入调查弊案,不仅将这些骗子和恶棍逐出纽马克特赛马场,更逐出了整个英国赛马界。这些手段包括提高赛马奖金,以减少马主诈赌作弊的诱因;对不守规矩的骑师予以停赛,而非仅是罚款了事;禁止送礼给裁判或起步员;制定更明确有效的规章等。此外,也从观众的角度修改技术性问题。例如,为避免起步不一、一再重跑,本丁克爵士率先引进双旗制,双旗同下,起步才算有效。另外,他还规定赛马场必须竖立广告牌,上书马匹号码和骑师姓名,骑师也必须身穿显眼的丝缎或绒布背心便于观众辨识。[]

1870年,劳斯上将进一步做出规范,凡欲在英国赛马会权威刊物《赛马纪录》(Racing Calendar)上刊登节目单或赛事结果者,必须符合赛马会的规章。因为鲜有赛马场敢不顾该会规定,此举将英国赛马会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国。接下来,该会进一步取得了对全国各地骑师、训练师,乃至向赛马场颁发执照的权力。但凡哪个赛马场有弊案发生,该会便毫不留情地吊销其执照。1878年,英国赛马会又进一步规范赛马场,要求每日从盈余中提取300镑作为额外奖金,以提高马主出赛的意愿。[]

英国赛马会这一连串的改革,使得一些以赌博为主的赛马场相继关门,但意外获得了新兴商业性赛马公司的支持。赛马公司的成立既在吸引观众,要让大家愿意花钱入场,公平竞争便是其前提,自然不容许放水、贿赂、诈赌等情事发生。到了19世纪末,在赛马公司和英国赛马会的互相配合下,英国赛马界已逐步扫除了坏分子与劣行,朝着一项体面、干净、规范且全国一致的赛事前进。[]

上海跑马总会的成立

当19世纪中叶外人来华时,上述的变动都还在进行之中,不仅英国赛马会尚未权倾一时,商业性的赛马公司亦还未成立。事实上,大多数来华英人对赛马多抱持传统地区性赛事的概念。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赛马初期的不正式与随兴。

以1850年11月上海秋赛为例,赛事只有一个下午,项目不过七项,但因马匹数量不足,为拖长赛事多采取预赛制。至于马匹种类更是五花八门,从平日拖拉马车的蒙古马、外人日常代步的马尼拉小马,到若干军用大马均名列其中。而且由于训练有限,比赛时状况不断,马匹不是拒绝出发便是中途逃逸。[]话虽如此,人数不到两百人的外人社群依旧兴高采烈,[]比较“像是一个大型野餐会”,而非正式比赛。[]

此时上海的赛马既是小区性的赛事,几个主要洋行便扮演了地方士绅的角色,担负起提供社群公共娱乐的责任。

1850年秋赛甫告结束,沪上麟瑞洋行(Lindsay & Co.)负责人霍格(William Hogg)、仁记洋行(Gibb,Livingston & Co.)行东吉勃(John Darby Gibb)、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经理兰格莱(Edward Langley)、同孚洋行(Olyphant & Co.)行东派金(William W. Parkin)、宝顺洋行(Dent & Co.)经理韦勃(Edward Webb)等五人便出面筹组赛马委员会,负责规划来年赛事。[]该委员会每年一组,大抵由上述几个大机构,如麟瑞洋行、宝顺洋行、丽如银行等派人主持。接下来的10年,赛马委员会尽心尽力,赛事虽经常因天气原因延迟,[]1854年的春赛并因“泥城之战”而取消,[]但尽量维持每年春、秋季各一次,每次一或两天,并特许店家在场内提供啤酒、波特酒、雪利酒、香槟等以增添欢乐的气氛。[]

与英国的地区性赛事不同的是,上海的赛马委员会因身处殖民社会,很早便朝着有固定场地、收取门票且具总会组织的方向前进。

赛马首先需要场地,由于租界空间有限,上海外人社群从一开始便采取在租界以外觅地的策略,并计划将球场、跑马场、公园三者结合,亦即外圈跑马,中间用来打球或散步。随着租界不断扩充,后来更将此综合运动场一再往西迁移。这一点,可以从所谓的跑马场三次迁徙中看出(彩图1)。

1843年1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偕翻译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抵达上海,上海正式开埠。中英双方陆续议定了开市日期、通商码头位置。1845年11月,苏松太道宫慕久以布告的形式公布地皮章程,划定英国商民租地的南、北范围,即南滨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厂(今北京路);东面虽无明文,但依照地皮章程第二条,暗指以黄浦江江岸为界。次年,双方确定西面以界路(Barrier Road,今河南中路)为界,四至确定,此即为英租界之始,第一次划界的面积约83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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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并行的发展
    1. 赛马在英国的成形
    2. 上海跑马总会的成立
  • 二 制度的调整
    1. 从大马到蒙古马
    2. 运动与殖民社会
  • 三 身份形塑的工具
    1. 上海跑马总会董事
    2. 上海跑马总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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