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第三章 转译的失控:上海中国赛马会

关键词

作者

张宁 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专著。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第三章 转译的失控:上海中国赛马会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第三章 转译的失控:上海中国赛马会

万国体育会固然开通商口岸风气之先,成立了华人赛马会,但究其实,它是一个由华洋共同参与的赛马组织,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华人总会,而且越至后期,外人对其经营和运作的参与越深。更重要的是,万国体育会既为总会,便具有排他性。当它满足了从清末乃至民初沪上重要家族的文化实践时,也将一些新兴的中间阶层排除在外。

进入民国后,各类的专业人士日渐兴起。这些中产华人尽管资金有限,但也希望买下一两匹马,过过马主的瘾,遂希望能有一个阶级限制更为宽松的赛马会。与此同时,参与赛马的人日益增多,上海、江湾两赛马场的赌金收入日甚一日,对于有生意头脑的商人或帮会人士而言,经营赛马场显然是个值得投资的事业。于是在1923年底,有一批与法租界关系密切的青帮人士与商人合资在引翔乡购地建立跑马场,成立商业性的赛马公司,名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刚开始委托“远东赛马会”(Far Eastern Race Club)经营,结果不成功,1926年遂转而央请原江湾跑马场的华人马主和骑师加入,共组“上海中国赛马会”,对外以挽回利权、纯粹华商为号召,对内则寻求青帮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支持,希望能在娱乐事业日见蓬勃的上海占得一席之地。结果在1931年,杜月笙、张啸林以赈济16省水灾为名发起了中国空前未有之百万香宾大赛,结合赌博与慈善,成功地将上海中国赛马会的声誉推向了巅峰。

上海中国赛马会与上海跑马总会、万国体育会不甚相同,后两者拥有自己的跑马场,负责赛事的总会与管理场地的场方实为一体,所以营利并非其最重要考虑,如何为“运动”而“运动”才是它们念兹在兹的目的。而上海中国赛马会打从一开始便是场地与总会二分,远东公共运动场拥有场地,而上海中国赛马会对场地仅有租用权,没有所有权。前者有如赛马公司,营利是主要目的;后者仍似英式总会,身份、地位是其主要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不免有一定的拉扯与紧张。1933年底,上海中国赛马会一度停赛;1935年,远东运动场亦一度考虑解散,拟依地亩价格分还股东,后来幸赖一些华人马主不肯放弃,该赛马会才又复兴。

上海中国赛马会的产生,展示了英式赛马会在华的变迁。它由原先殖民社会的支柱、华洋往来的平台,最终成为一个完全华人的马会。借此,跑马文化一步一步地民主化,除了越来越多中产华人加入,成为马主、出任骑师,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前往参与。另外,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案例也显示了殖民社会流动之迅速,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机会取得最大利益。洋人来沪淘金,从只有一个皮箱开始,最后跃升洋行行东的案例固属常见;华人从开始时贫无立椎,在短短十年内成为社会上呼风唤雨的人物亦非绝无仅有。上海中国赛马会不仅向中间阶层的人提供了享受英式总会的机会,也让社会底层的白相人有了攀爬殖民社会的阶梯。他们成功地利用这舞台,或享受西式运动的刺激,或从幕后走到台前放肆地展现自己。原先阶级意味深厚的英式“总会”与“运动”,在此做了耐人寻味的翻转与改变。

一 纯粹华人的赛马机关

筹设远东公共运动场

或出于对英式总会的欣羡,或出于对赛马场赌金收益的向往,1923年12月,范回春等人率先发起组织上海第三个跑马场,名曰远东公共运动场,并依照公司条例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5月26日,该公司在《申报》发出第一号通告,声明为“创导文化,增进体育”,将在引翔乡建立一完全为华人创办之公共运动场,此事已禀奉淞沪护军使公署批准,并在上海县公署立案,一俟筹备妥定即行从事建筑。筹备主任除范回春外,尚包括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孙衡甫、合丰地产公司董事包达三,筹备员则有许存诚、沈瓠隐、张予权、曹振声,以及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日渐蹿升的帮会人士。[]同年8月10日,远东运动场发出第二号通告,表示其资本总额为国币100万元,分为10万股,每股10元,已全由发起人与创办人分认足额。[]8月17日,并于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二号范回春宅邸举行创立会,选出董事和监察人。[]首届董事除筹备委员,尚包括律师金立人(金煜)、上海童子军联合会俞元爵、姚显亭等人。[]1927年,又选出引翔港乡董王铨运、宁绍轮船公司经理袁履登及袁履登的前任石运乾等人加入董事阵容。[]

综观远东运动场的发起人与董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租界为重心且对娱乐业富有经验的帮派中人;二是致力于土地开发的地产商或当地士绅。前者以范回春、黄金荣为首,后者则首推包达三、王铨运。

以发起人范回春为例,据曾任黄金荣管家的程锡文及曾任杜月笙总账房的黄国栋回忆,范回春与其兄范开泰都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亦即流氓。范开泰之妻史锦绣更是白相嫂嫂中的头面人物,与黄金荣原配林桂生是结拜姊妹,名气比范开泰还大。[]范氏兄弟均出身城隍庙,范开泰开木器行,人称“乌木开泰”;范回春则一面开设天成象牙店,一面在法租界包销鸦片,是租界举足轻重的大烟土商。黄金荣在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时就与他们认识,二人在青帮中被称作老前辈。[]除混迹江湖,范回春也是白相人当中少数曾具有官员身份者。1925年1月,他一度被江浙联军第一路总司令齐燮元委任为上海县知事,只是由于军阀权力内斗的关系,接任仅两日便遭撤换。[]

亦正亦邪之外,范回春本人对娱乐业经验丰富。1920年代初,因见上海大众娱乐日见蓬勃,他相继投资小世界游戏场、胜洋影片公司等事业。[]1926年,又于虹口翔舞台原址创办中美大戏院,专映国产名片。[]1928年,复将其圣母院路二号之花园改建为一大规模之露天跳舞场,初名梵王宫饭店,后更名为大观园舞场。[]不只范回春如此,三大亨中的黄金荣也对娱乐业兴致勃勃,先后在法租界开设过老共舞台、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1931年,沪上游戏场的发轫者黄楚九过世,黄金荣更趁机以70万元的代价盘下其生前所经营的大世界,进一步跨足游戏场业,成为娱乐界大亨。[]

基于对娱乐业的敏感,范回春、黄金荣等人嗅出赌马事业的潜力,希望借远东运动场分一杯羹;包达三、王铨运则看中跑马背后巨大且可立即获得的利益,即地产投资。跑马场需要大批土地,在土地供应日见窘迫的上海,兴建“运动场”是开发土地最顺理成章的理由,包达三、王铨运便代表这一派的考虑。这二人出身迥异,一新一旧,却在远东运动场这件事上有了共同点。

包达三为浙江镇海人,1924年时年仅40岁,远较黄金荣、范回春等人年轻。因家境贫困之故,他16岁即赴上海,在纸店当学徒,22岁时东渡日本,先学商科,后转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读书之余,并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蒋介石、张群、周佛海、傅筱庵等人。辛亥革命前夕返沪,曾参与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等役,后又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原本热心政治的包达三生命出现转折,该年他前往广州,结识富商之女王文宁,次年二人结婚,从此弃政从商。1919年,他先往开封开设乾蛋厂,1921年更在上海创立合丰公司,专门在沪北一带购置地亩,扩充市集。远东运动场开始筹设后,合丰遂成为出面搜购农地的重要组织。[]包达三投资工商业目光敏锐,颇具魄力,其后又创设振新冰鲜贸易公司(1924),[]往苏北办理盐垦(1926),[]并相继出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上海总商会理事等职,日益攀向事业巅峰。[]

包达三之外,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引翔乡当地士绅王铨运。王铨运,字际亨,年龄较包达三稍长,走的是传统科举路线。他1876年出生于引翔港一个士绅家族,其父王增祚为监生,3岁时父亲过世,家族陷入困难,幸赖其母谈氏从事女红撑持,一面侍奉翁姑,一面以余资供儿子入县学读书。[]王铨运在母亲的督促下用心科举,以童生身份屡屡参加县试、府试,[]终于在1905年,亦即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年通过院试,取得了秀才资格,当时已年近30岁。[]挟功名之势,他很快便在乡中跻身名流,除创办义学、小学堂、初级学校,[]1911年引翔乡自治筹备公所选举时更高票当选为议员。[]民国建立后,顺理成章地代表引翔乡出任上海县议事会议员,1914年更获县公署委任为经董,负责辅佐县知事,经理该乡自治事业,成为一方之长。[]

王铨运在《申报》上的名声并不好,被描述成“素来健讼”。[]曾被控包庇赌台、盗卖义冢、拐卖乡民有夫媳妇等,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1917年他更因涉嫌诈欺取财遭上海县署撤销其经董之职,[]直至1922年9月才又重任引翔乡副经董。[]

综观其所涉案件,多与地产买卖纠纷有关,缘因他自跻身名流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广道路建设。引翔乡位于租界北面,东濒黄浦江,南连租界,西面、北面与宝山县接壤。该地在行政区划上虽属上海县,但因租界阻隔其间,与县城联络不便,在开发方面亦远远落后其他地区,全乡河浜纵贯,多属农地,仅美国浸礼会在该地东南设有沪江大学。[]王铨运认为引翔地连租界,具有发展优势,却一直没有开发,主要在于只有乡间小道,没有宽广的现代道路,所以积极投入乡内筑路,并利用其身份上的优势在征收农地时压低价格,同时趁便为自身添购地产。[]

1918年,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因军事所需,抽派第十师步兵协助沪北工巡捐局,沿依周塘堤岸修筑军工路。[]当时王铨运便积极参与,并因筹款有功而获七等嘉禾章。[]路成次年,王铨运复于该路中段之虬江桥堍拓地一方,兴建纪念碑亭一所以壮其事。[]军工路从杨树浦尾公共租界起,至吴淞蕴藻浜止,全长4800丈(约17千米)、宽4丈(14.2米),煤屑面,[]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马路。有了这条南北向的大道,不仅淞沪兵防的联系大为加强,虬江桥一带更开始有工厂进驻,市面日形繁荣。[]

军工路之后,王铨运再接再厉。1920年,粤商马玉山为建立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在沪北觅地建厂。除在吴淞新辟商埠购地70余亩,[]1921年又在王铨运的协助下于引翔乡距军工路半里处取得一厂址地基。为联络方便,乃出资将原有乡道拓宽筑成纵贯南北道路一条,定名为马玉山路,[]又称第一里道。该路1923年初步完工,[]南起引翔港镇,北至沈家行镇,长4.6千米,宽5米,[]往南更与租界华德路相接。[]此路开通后,引翔交通顿形便利,据王铨运之子王洪恩言:“由沪乘汽车,行不半时,已达吾乡中心。”[]

1922年,沪北工巡捐局继而在引翔北面修筑了一条东西向的翔殷路,将殷行、引翔、江湾三地连成一气。[]是以1923年底,范回春、包达三等人找上王铨运时,引翔已有南北向的军工路、马玉山路两条马路,加上东西向的翔殷路,联外道路较为方便,正适合在此取得土地建立赛马场。于是在王铨运的协助下,范回春、包达三等人选定引翔乡六图东畔羌字圩内的一大块土地。该地位于马玉山路旁,可由租界驱车直入,距离东边的军工路也不远,交通堪称便利。但此地多为良田,为避免纠纷,1924年初王铨运等人先与当地地保、图董等商定,然后便以包达三经营之合丰公司之名圈进600亩土地。[]

圈地初期尚无纠纷,但1924年5月远东运动场拟扩大收购面积,使之成为一个800亩大的椭圆形场地,并请军工路马步巡派遣警察多名偕同丈量员,将原定地亩以外的土地一并圈入。此举不仅引起附近农民的恐慌,更给予乡中好事者可乘之机。[]

5月22日,首先有乡民以“六图保产团”的名义在《申报》头版刊登启事,指称王铨运、包达三等人蓄意不良,以建筑运动场名义购地,连周边未买之地亦一并划入,似乎意图贱价收购,以便事后再转售获利。该文强调田地为农民衣食所恃,此举置乡民生死于不顾,请求各界主持公道。[]次日,又有六图图董奚洪泉,捆业代表赵鸿第、赵刘福及地保陆少卿等联名发出辩驳,表示该运动场系其禀请官厅邀同沪绅前来创办,目的在“促进文化,补助体育”;王铨运为引翔乡士绅,素为乡人所推崇,包达三则为商业巨子,向来热心公益,所谓的六图保产团如果真有地产问题,应当向官厅申诉,不当借端造谣,意存索诈。[]合丰公司也刊登紧急启事,说明该公司购置地亩向来一本和平,人皆称道,兴建运动场究竟对地方是利是害,自有公断。[]

这些一来一往的启事,显示地产买卖的巨大利益,吸引了各方的觊觎。范回春因此以筹备主任的身份,派职员黄天爵专门下乡调查此事,除向乡民解释其目的在于“提倡体育,振作市面”,对于六图保产团所提条件也一一应允。经过近一个月的斡旋,双方达成共识。1924年6月19日、20日,六图保产团和范回春先后在《申报》头版刊登启事,表示先前误会系因办事人员处置不当造成,现在误会冰释,[]六图保产团“对于范先生仁爱颇为感激,除即日取消保产团名义外,并将事实登报公告”。[]

扫除了圈地的障碍,远东公共运动场终于在1924年8月取得引翔乡六图羌字圩内八百五十六亩一分六厘六毛五丝的土地,[]其面积虽比江湾跑马场略小,但较上海跑马厅的500亩大了70%之多。接着整地、建地,于1924年底建成椭圆形的跑马场和可容纳两千人的大看台。[]

取得场地后,尚须筑路。1925年2月,远东运动场在其南面修筑了一条圆沙浜支路,该路虽宽仅2丈(7.1米)、长仅3里(1.5千米),但因将马玉山路与军工路连成一气,该场出入更加方便。此路因有一土地堂,筑成后改称观音堂路,即今日之佳木斯路。[]1926年8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更决定自租界宁国路起辟一新路向北接通淞沪路,与翔殷路成交会之势,此即后来之黄兴路。[]所以,当1926年远东运动场开赛一年后,引翔乡道路规模大致成形,由军工路、宁国路、马玉山路并虬江桥等处均可直达场所(图3-1)。[]

图3-1 引翔跑马场及其周边道路

上海中国赛马会的建立

远东公共运动场虽然一开始便带有一定的流氓色彩,对外时却以提倡实业、挽回利权为号召。除不时在启事中以提倡体育为由,范回春在1930年出版的《海上名人传》中,也对为何发起创办远东运动场有所说明。据说范回春体型魁梧,向来喜好体育,某次前往赛马场观看西人赛马,见到骑师驾驭马匹手法精妙,不觉喜形于色,深叹“是亦体育之一端也”。接着又见华人购买马票一掷千金,毫无吝色,不觉开始担心起国家漏卮的问题,“是虽细事,以日计之,固不足,以岁计之,则有余,涓涓不塞,漏卮大矣”。所以他决心将两者结合,出面建立一个完全由华人组成的赛马场,既推广体育,也避免利权外溢,两全其美。[]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7.7 查看全文 >

VIP免费

章节目录

  • 一 纯粹华人的赛马机关
    1. 筹设远东公共运动场
    2. 上海中国赛马会的建立
    3. 经典大赛金尊赛
  • 二 赛马的民主化
  • 三 青帮三大亨
  • 四 白相人马主

章节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