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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观看到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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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 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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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观看到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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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观看到下注

本书的前半部分已对上海的三个赛马组织进行了论述,目的在展示运动、总会及殖民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运动组织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像赛马这种“观众性运动”而言,观者的目光与欣赏更是关键。是故,本书后半部分拟把重心由运动组织转向观众,特别是考察其行为的变化。为了更细致地检视此变化,本书还将观察对象从赛马进一步扩及其他两种性质相近、不是传自英国的西式活动——赛狗和回力球。借着同时审视赛马、赛狗、回力球这三种西式运动,我们可以发现,在上海开埠近一百年的光阴里,西式运动在华的传播在观众方面同样出现了转译的现象,即华人观众的兴趣由最初的观看逐步转往下注;并且因着他们积极参与这些新式博弈,一步步将这些运动娱乐化了,最后甚至援引中国的赌博传统对这些西式活动重新进行了诠释。

19世纪下半叶,赛马在英国已发展成一项观众性运动。除了骑师,大部分的参与者并不亲自从事此活动,而是借由购票入场观看,取得其所提供的刺激与满足感。观众性运动无疑是现代社会一个特有的现象,进入20世纪以后更形白热化。为了满足城市居民休闲的需求,体育活动进一步被大众化、职业化了。也就是说,一方面参与者与比赛者脱钩,由职业选手来进行比赛,展现给多数热情的观众观看;另一方面,观众在观赏竞技的过程中可能对球队或选手个人产生认同,成为其球迷或运动迷,形成今日所谓的“粉丝”(fans)现象。论者以为,现代人通过观看竞争激烈的赛事得以暂时摆脱一成不变的工作与生活,达到纾解压力的效果;又或者寻得认同的对象,释放平日无法展现的情绪与情感;更理想的情况是,借着观赛,或许进而习得运动精神和运动家风度等运动文化的内涵。[]

今日许多竞争性强的运动项目,像是棒球、篮球、网球、美式足球、英式足球等均已发展成有组织的观众性运动。许多人借着关心赛事,而非亲自下场来宣称自己热爱运动。不过,在本章所讨论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种现象才刚萌芽,当时大型有组织的赛事,如美国大联盟或足球世界杯等才刚起步,[]球员与选手的职业化尚未完成。至于广播、电视等可以实况转播或重复播出的媒体,更分别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普及。换言之,在一个仅仰赖围观和报纸报道的年代,英式赛马正悄悄地以观众性运动先驱者的姿态出现。

另外,中国虽然没有西式运动的传统,但自晚明以来,在江南市镇以及一些通都大邑已逐步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公众娱乐,像庙会、赛会、看戏、斗鸡、蟋蟀局、鹌鹑局、花会等。[]由于这些活动经常具有观看和下注的元素,遂为上海居民在接纳赛马这项奇特的异国事物时,在心理上和形式上提供了一定的准备。是以英式赛马引入上海后,华人观众很快便聚而围观,万人空巷,蔚为风潮,有如参加庙会、赛会一般。[]而待终于可以入场、有机会下注时,更热衷于购买马票,仿如参加斗鸡、蟋蟀局、鹌鹑局一般。只是赛马的局面更大、手法更现代化、下注者更众,再加上其背后先进文明与高尚娱乐的意涵,文化的延续性与断裂性遂联手将赛马的娱乐效果一步步推向了殖民社会的各个阶层。

赛马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观众性运动,引领风骚近80年之后,另外两个新发明的同类型运动,即跑狗与回力球才相继引入,吸引更多城市居民入场观看,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从运动到娱乐的转变。本书的后半部分,即从华人观众的角度,分析沪上居民对跑马、跑狗、回力球这三项西式活动的反应与解释。本章先着重于跑马一项,主张观看和下注是跑马观众的最大乐趣,前者以“看与被看”最为核心;后者则混合了“斗智”和“赌运气”的双重心理。借分析场内外观众在观看和下注方面的行为变化,本章清楚显示,赛马作为一种娱乐,其观众逐渐由原先的“看跑马”悄悄地向“买马票”的方向做出了改变。

一 看跑马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通商口岸一一开辟,待租界事务粗定,外人社群便寻觅场地举行赛马。到了1860年代,北至北京、天津、牛庄、芝罘,南至宁波、福州,还有长江流域的上海、九江、汉口都先后成立了赛马总会,定期举行比赛。同时,殖民社会的领导阶层亦大力推动骑马、赛马等运动,以重塑社会阶级、规训年轻成员、培养社群向心力,以及传递英式价值观。

撇开赛马的内在因素不论,跑马本身自有其娱乐性。从场内西人观者的眼光来看,此乐趣主要来自观看,而其所看的对象与性别也有密切关系。终其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外人社群长期男女比例悬殊,每逢春秋两季赛事来临,在大看台上除了看马匹、看骑师、看比赛结果,更重要的是看盛装而来的淑女,而淑女也视春秋大赛为展示新装的最佳时机(图4-1)。[]

观赛马与观“观赛马”

外人跑马,是为了凝聚社群向心力,但对通商口岸的华人而言,它自始便是一项众人热衷的娱乐。整个19世纪下半叶,不分口岸,华人均视跑马为“娱人耳目”的盛景。每当赛季来临,观者不惮劳苦前往城外跑马场,或租马车、或坐东洋车、或乘轿、或步行,使原本荒落之地“至是有尘嚣气象”。[]由于目的既在观看,华人踊跃的程度与天气好坏成正比,天晴,则无家、无业不往;[]天雨,就裹足不前,跑马场边一片寂寥。[]是以人数有高有低,但大抵风和日丽时在万人上下。

图4-1 1900年上海赛马时仕女如云

以上海为例,1878年华人观赛人数最高可达两万。[]一般认为,同治时期上海县城人口约在20万人。[]以此数据估算,在赛季时,上海约有一成的华人居民涌向了跑马场观赛,减去走不动和走不开的,此数目不可谓之少。只是自1898年起至1919年止,除了上海当地的道台、县令或会审公廨谳员等得以受邀入场,大多数的华人均不得其门而入,仅能站在跑马场的东面和北面隔着壕沟与木栏远眺。但他们毫不在乎,因为对城市居民而言,这是有如钱塘观潮的“奇景”,也是回去后可以津津乐道的“异事”。是以观者无贫富贵贱之分,也无男女老幼之别。譬如,《申报》便形容聚集在上海跑马厅东面和北面的人潮,“有匠工短衣窘袖者,有方袍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父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颈注目,以争一看”。[]

外人跑马为求赛事精彩有趣,有其特定规则,最明显的即为“以高度计算负重”(weight for inches),亦即身材较高的马匹要让磅给较矮的马匹,[]胜出多次的马匹也必须添加铅块,给予其他马匹机会,如此才不至于由少数良驹纵横全场,失去竞逐的乐趣。然而,华人观者对此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们看的是马背上的“玉勒金鞍”、[]骑师身上的“锦衣花帽”、[]赛马厅上泰西仕女的“绿意红情”、[]马匹奔驰时的“逐电追风”,还有一圈下来“前者忽后、后者忽前”的捉摸不定。[]而《申报》访事者多不谙西语,对赛事结果不是语焉不详,仅用颜色区分马匹和骑师,便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如“胜者为黑马,其人乃红衣黑背心”,[]或“赛者极多,其胜者闻亦系旗昌,尚未深悉”。[]

访事者已如此,一般观者的信息可想而知。但这不妨碍众人的游兴,赛前数日大家已屈指预计;[]赛后更大肆品评,在归途中“口讲指画,说某也勇、某也怯、某也胜、某也负”;[]回去后更对友朋吹嘘:“余第见其一次也,五马齐驱,而衣蓝衣者居上矣。”[]有时天气不佳,视线有限,能看到什么颇值商榷。譬如1880年便有人承认:“穷目力之远,不过瞬息即已过去,人则如蚁,马则如豆,方欲注视而狂风扑面,尘沙眯目,不可耐也。”[]

距离的遥远、信息的不足,再加上天气因素,19世纪的看跑马显然是不折不扣的看热闹。但正因是局外人看热闹,无输赢胜负之心,其兴奋刺激之情才显得更为纯粹。正如1884年《点石斋画报》所形容:“一人获隽,夹道欢呼,个中人固极平生快意事也,而环而观者如堵墙,无胜负之撄心,较之个中人尤觉兴高彩烈。”[]《申报》也说:“其胜者胜、负者负,华人殊不介意,惟西人则或为之喝采,或为之太息。”[]

而在各项赛事中,华人最爱看的便是“跳浜”,即障碍赛。在跑马规模大备的1870年代,上海春秋大赛每次赛期一般连续三天,然后在周末进行最后的决赛。主要赛事多在最外圈的草地跑道上进行,但第三日会安排一场与众不同的障碍赛,其方法是在最内圈的跳浜区每隔一段距离挖一条宽度不同的沟渠,四周再累土注水为沟壑,土堆更插上木条花草,有如竹篱。由于上海人称小河沟为“浜”,称竹篾、柳条编出来的东西为“箕”,华人遂称此赛事为“跳浜”或“跳花箕”(图4-2)。[]

图4-2 1884年上海赛马第三日跳浜赛

“跳浜”是观赏性很高的比赛,原因在于速度不是唯一考虑,马匹跳跃的能力与临场的胆识才是关键。习于障碍的马匹自然可一跃而过,但习于平地的马匹则往往临水畏葸不前,必须加以鞭策才能勉强跃过。有时场中小浜顺利通过,待跳大浜时各骑却纷纷落水,甚至有骑师摔落坐骑,被马所压而身受重伤者。[]因其具危险性,每当比赛时,观者不论中西均“目不转瞬”,等到各骑全数通过才“欢叫之声达于四野”。[]

华人喜爱跳浜,是因为其新奇可喜,足以一扩耳目,他们尤其喜爱观看骑师翻身落水的狼狈样。每逢听到马匹摔人前的颠蹶声、落水时的泼剌声,看到骑师连人带马摔落水中,“如鲤跃、如龙跳”,还有拖泥带水从沟渠中爬起垂头丧气的模样,华人观者无不拍手大笑,引以为乐。[]由于华人爱看跳浜,所以赛季第三日通常也是华人聚集最多的一日。1877年春赛赛事稍有更改,跳浜提前举行,但众人不知,第三日赛事已毕大家仍站立路旁“翘首跂足以望跳浜”,等待最好看的“嬉春异景”,[]跳浜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华人看跑马的兴致既真且切,但跑马不是他们唯一观看的东西,除了场内,还有场外。每年两季的赛马在跑马场边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休闲空间,这几天里有如中国的节庆、西人的假期,日常生活的一切拘束和规章均得到暂时的解放。在西人这边,一连数日的赛期不仅领事署、海关、会审公廨下午均停办公事,洋行、银行、工厂也歇业半天,还有停泊各口岸的英法军舰,其水手、士兵一般只有在周日才获准登岸游玩,但在赛马期间不遇周日也准其自由上岸,饮酒、赌博,百无禁忌。[]租界巡捕对于赌博向来态度严厉,跑马期间便较为宽纵,凡有外人在跑马场外摆设赌台者并不禁止,以至于跑马场一带赌摊、酒肆林立,形成一脱离常轨的放纵天堂。[]

在华人这方面,由于赛马封关,凡与洋场有往来的行业这几日均陷入沉寂,成半歇业状态。随着上海市面的展开,到了19世纪末,这些行业从钱庄、茶行、丝行、烟土、洋货进一步扩大到汇市、股票、标金等业,为跑马提供了一定的人群基础。[]许多与外人没有直接关系的行当从业者也受跑马新奇有趣的吸引前来一观,而来者除文人雅士、冶游子弟、富商显宦、工匠负贩,还有青楼名妓、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甚至湖丝阿姐、摇纱阿姐,乃至许多自己开店的女性均呼姨唤姊,趁跑马假期及时行乐。[]

看跑马的风潮如此之盛,1879年6月14日美国《哈泼杂志》(Harper’s Weekly)在介绍英国赛马之余,竟刊出一幅众人赶往上海跑马厅看跑马的木版画,题为“去看德比大赛的上海”(Going to the Derby at Shanghai)。画中有男有女、有西人有华人,有衣冠楚楚的绅士,也有纵马街头、不顾行人的水兵,大家或坐车、或乘轿、或骑马、或步行,万众一心地齐赴跑马场观看比赛。这幅画虽然可能是结合了多张图像拼接而成,但确能看出当时赛马活动已经像赶集那样热闹,一番万人空巷的景象了(图4-3)。[]

图4-3 去看德比大赛的上海

不仅美国《哈泼杂志》刊出上海看跑马的画,清末画家吴友如也用画笔生动地描绘出这个场畔临时性的休闲空间(图4-4)。清末小说家孙玉声更通过主人翁谢又安和杜少牧之眼,用文字加予描述。

但见场上边人山人海,那马车停得弯弯曲曲的,不知有几百部,也有许多东洋包车在内。车中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村的、俏的,不知其数。还有些少年子弟坐着脚踏车在场边兜圈子儿,瞧看妇女吊膀子的。又有些乡村男女与着一班小孩子们,多在场边搭着的木板上头高高坐着,真正看跑马的。至于那些大人家出来的宅眷,不是坐在马车上瞧,也有到泥城桥堍善钟马房洋台上面出资观看的人。这座洋台每逢春秋两季跑马必招看客登楼观看,第一日、第二日每人收洋二角,第三日收洋三角,去的人却也不少。[]

图4-4 清末上海跑马厅畔华人观赛马

在这个空间里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不论青楼、红楼均任人平视。[]对不少平时没机会进剧馆、酒楼一睹名妓风采,或与大家女性有所接触的“饿汉”而言,此时不啻天赐艳福,忙着在跑马场四周跑来跑去,东张西望,“不见马上之人,而惟视车中之美也”。[]即使不是“饿汉”,身属文人雅士之流,见到青楼名妓倾城而出,衣香鬓影,极尽妍态,也忍不住“左顾右盼”。[]

男性趁看跑马之便“看人”,上海的高级妓女也把握此良机“被看”。她们招摇过市,放肆地向公众展示自己。上海妓女早期原居于城内方浜的三牌楼、四牌楼、陈市安桥一带,等到租界成立后,洋场商业兴盛,又无城墙、城门等“栅栏锁钥之禁”,遂逐步迁往英租界,尤其集中于四马路一带,即今福州路,在新式里弄中从业。随着租界的日见繁华,上海妓家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县城时期的人数有限,无甚可论,到十里洋场时高张艳帜,众人乐道,且做派也从原来的本分收敛,一变而为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不仅在服饰装扮上争奇斗艳,在日用陈设上也极尽洋派之能事。[]加上小报文人的大肆渲染,利用新式媒体之便,日日记载其一举一动和风流韵事,使得这些妓女俨然清末洋场繁华的代表,也是电影、画报出现之前中国近代城市最早出现的一批明星。[]

明星需要舞台和观众,而每年两次的赛马便是她们向众人展示的最佳舞台。大约自1870年代起,为吸引公众的注意,妓家最上层之长三、幺二便开始视跑马为展现其新装和新妆的最好机会。每当赛期将近,各家莫不置好衣裳,雇好马车,准备届时与客人同游。同时马车也有讲究,最好是四轮的轿式马车,高车驷马,所谓“四面玻璃、一行粉黛”,路人可一望而知。[]有时没有客人相招,资产丰厚的妓女也不惜自掏腰包与姊妹携手同游。[]她们的身影如此醒目,葛元煦在1876年形容上海跑马的情景时便道:“是日观者上至士大夫,下及负贩,肩摩踵接,后至者几无置足处。至于油碧香车,侍儿娇倚,则皆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也,鬓影衣香,令人真个销魂矣。”[]

到了1880年代,看跑马更进而成为上海高级妓女“卜身价”的手段。在这几日,生意可以不做,跑马却不可不看,所谓“秦楼幺妓、楚馆荡娼,于此数日内深以不观跑马为耻,虑为姊妹行中鄙贱”。[]既然要“卜身价”,便要相互竞赛、引人讨论,不仅比装扮,还要比马车、马夫、婢女、相好等。

到了1890年代末,特别是花界“四大金刚”——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人出现后,这种竞奢夸富的现象变得更为显著。当时马车流行的款式已从轿式一跃而为皮篷式(一种敞篷马车)。赛马期间,高级妓女不仅要包下最好的马车、跑得最快的马,以及风头最健的马夫,且为了出奇制胜,还开始鼓励马夫以彩绸装饰马身、马鞭及缰绳,[]同时自掏腰包为马夫制作色彩鲜艳的制服,[]搭配西式便帽,以与自己的服饰搭配,讲究者并且要“日换一套”。[]以1899年春赛第一日为例,“四大金刚”的排场分别为:“林黛玉着杨妃色珠边衫,坐黑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湖色缎镶,头戴外国草帽;陆兰芬品蓝黑珠边衫,马夫青灰缎号衣;金小宝墨绿珠边袄,坐黄色红轮皮篷,马夫蓝缎号衣与黛玉同;张书玉衣蟹壳青袄,马夫蓝缎号衣。”[]

赛马之日,这些高级妓女并不停在一处观看,而是“驾香车、携艳婢,驰逐于大马路、四马路之间”;[]有时往张园喝茶,有时往他处寻乐,但到下午三四时赛事将尽时便会见到她们姗姗而来。所以《游戏报》形容:“每夕阳西下,至跑马厅一望,停马观赛者衔尾相接,衣香鬓影,宝气珠光,几令人不可逼视。”[]

利用重要节日出游以为公众性的展示,乃明清以来江南名妓的惯用手段。只是明清之际,时间多半在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清末上海则更改为春秋两季大赛马;过去使用的交通工具多半是游船画舫,现在则变为西洋马车。[]是以这些高级妓女的驰逐与姗姗而来均是公众性的,而当她们停马观赛时,其一举一动也是众人目光的焦点。1897年上海秋赛第二日,一位为《游戏报》访事的小报文人与朋友同往跑马厅观赛,结果为场边的高级妓女所吸引,“其马车皆环集于围场之外,每当赛马时,各校书之在车中者,或坐或立,指点成趣,或笑语生春,或倚情郎,或嗔雏婢,种种娇媚之态,虽古人百美图讵能比其繁华,方斯妍丽”。这位访事文人看到几乎忘情,还好他的朋友提醒他,此行目的是报道赛马,不可光忙着看倌人,忘了正事。[]

跑马场边这个临时形成的休闲空间,不仅是青楼名妓展现自己的舞台,也是其他想在洋场上出风头者的机会。这些人包括“某局中提调某太守之宠姬”,一般扎彩马车多用五色绢采,她则别出心裁,用绣球木、香蔷薇各种鲜花装扎,经过之处花香扑鼻。[]还有“某华妇”,她浑身西装,与一西妇同乘皮篷马车招摇过市,“马夫均带红缨凉帽,着蓝色号衣”。[]除了这些来历不明的女性,在20世纪初,这种借跑马出风头的做法更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上一般的时髦男女。据署名“醉痴生”的国医何立三[]回忆道:

当时青年男女,如闺阁名媛、青楼妓女,以及洋行朋友、滑头大少、蜡烛小开之辈,每至跑马之期,靡不竞斗新装,为出风头之绝好机会,赶制时新衣服,一般布政使,遂大忙、特忙。时男女均尚窄袖,男则油松大辫,以庄绒马褂、一字襟马甲、十行湖色绵袍为最时髦。女则发髻垂肩,珠翠满头,两臂金条脱以多为贵,招摇过市,毫不为忌。[]

由此可知,西人赛马时,华人群体并非被动的观众,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了通商口岸文化的创造,观赛马与观“观赛马”形成一对互为对象的关系。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看跑马极时衣料》的广告,推销“外洋新到各色银光罗纹十锦缎”,以及“新出五彩织金袄料”等时新用料,以为看跑马裁制新衣之用。[]于是,看跑马与观赏赛马观众,两者合而为一,共同成为清末上海的城市盛景,而且久而成俗,不论身居城内或租界,每当西商赛马之日,城市居民“必到跑马场一走以为荣”。[]即使已观看了多次,早已失去新奇可喜、一扩耳目的功能,但城市居民依然乐此不疲。1880年一位文人便说:他在上海已居住七年,每年春秋两季西人跑马期间,三天之中还是会往跑马场观赏一至二次,之所以如此,“非好游也,亦居沪之习务然耳”。[]

从场外到场内

跑马场边每年两次围观远眺的惯例,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初才逐渐为入场近观所取代。之所以如此,与20世纪初上海的几个巨变有密切关系。第一,城市面积大幅扩张。上海城区原以县城为主,以城墙为城、乡界线﹔租界建立后,遂以洋场为北市,县城及其城厢地区为南市。19世纪下半叶,上海两租界数度扩界,从原先的黄浦江畔一隅逐渐向西、向北扩展,至20世纪初规模大备。北市如此,南市也因商业发展与市区扩张,自1906年开始讨论拆除城墙一事,最后在1914年完成拆除,华界、租界从此连成一片,一同将原先属于“乡”的部分逐步纳入城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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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看跑马
    1. 观赛马与观“观赛马”
    2. 从场外到场内
  • 二 买马票
    1. 宣传与教育
    2. 场外下注香宾票
  • 三 香宾潮
    1. 大香宾潮
    2. 小香宾
    3. 慈善香宾与航空公路建设奖券
    4. 买十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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