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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 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发表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文章多篇。这是作者的第一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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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文化之转译,既包含“译”,更包含“转”。从这个角度看来,从古至今,文化的转译可能从未停止。它可以在文化内部进行,也可以是跨文化的。前者譬如语言本身的演化,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意思的转变;后者好比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移转。本书所致力的就是这类跨文化的案例,以英帝国与近代中国为主要载体、观众性运动为案例,旁及美、西、法等传播路径,试图展现文化移转过程中的幽微变化,并探讨其如此的原因。

借由同时广泛地使用中、英文两方面的材料,分析不同文化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的样态,本书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异国事物的转译既不是单纯的复制,也不是简单的本土化,它在移转的过程中经常因文化的拉锯与协商朝不同的方向偏移。第二,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变化,同一类事物(甚至同一项事物)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移动,被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定义与解释。第三,它位移的方向以及幅度大小,端视背后对阵的文化力量。以下是笔者对这三个结论进一步的阐述。

不断变化中的“异物”

史学工作者都同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毫无改变,也认同文化本身应有其检选机制,因此学者经常关心所谓的“本土化”过程,试图了解外来事物如何由刺眼的“异物”,转变成日常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但是,受限于我们对事物传入前历史脉络的了解不足,加上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多将传入的事物视为定型,而将传入后的结果视为确定,从而错失了观察文化转译时可能发生的动态变化。异国事物很可能在传入时便属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传入后更因环境的关系而不断微调,其受众乃基于本身的需求与文化传统,对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外来事物重新加以定义与演绎。

要能更细致地分析这种文化转译的过程,除了必须修正视角,不再因后见之明将历史上正在变化的东西当作固定,将变化后的结果视为必然,同时还可将观察的对象从观念、制度,乃至近年来新兴的物品等转向动态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正在进行的所谓的“本土化”却因种种原因没有真正完成此变化的活动——如此,我们才能将之“去日常化”,[]重新回归到它还是“异物”的阶段,予以观察和检视。

赛马、赛狗、回力球赛正是这样的三种活动。它们从一开始便与帝国主义紧紧相连,直至1949年前后迅速地被扫除殆尽,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历程有如一个难得的历史切片,让我们得以在它们成为“日常生活”之前,有机会用历史的显微镜加以检视,从而观察它在转译时不同阶段的各种变化。

本书因此发现,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无论是这三种运动本身还是承载这些运动的组织机构,乃至于中国芸芸受众,都是不断地根据自己的需要与环境做出各式各样的调整。

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运动与殖民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配合殖民社会的需求,让英式赛马在中国能永续经营,上海跑马总会在制度上不得不因地制宜,这即是本书所论及的第一层转译。这些措施包括全面由西洋大马改为蒙古小马,更采用在英国尚属非法的赢家分成法和赌金计算器,从此在马匹谱系和下注方法上成为英国的化外之域。又如,华人精英在试图加入西人赛马会不成后,不惜动员沪上甬商大量人脉与资源,另行在西人势力范围之外建立英式赛马场,并在建成后自行前往英国注册与寻求认定,以显示比西人赛马会更正宗。而上海法租界以烟土起家的白相人,看到英式赛马在殖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更进而在上海近郊建起第三座赛马场,并借着新成立的华商赛马会举行百万香宾大赛,为上海以外的受灾华人募款;从此不仅由匪类迈入绅士之列,更由地区性的闻人晋升为全国性的闻人。这种由西人而华人、由精英而下层的民主化过程,正是本书讨论的第二层转译。换言之,英式赛马作为一项运动不断地被修正与挪用,殖民社会的赛马并不是单纯的英国移植,华人赛马会也不是英人赛马会的复制,每一次的转译都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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