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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要义

作者

陈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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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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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要义

引言

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是关于道德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伦理学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它总是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变化,从而能够有效地履行其用伦理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指导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解构和批判现代性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基础上,重建后现代道德价值体系,重构自我尊重他者、自我尊重自然的道德关系,对于指导人和人类共同体的行为、促进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和谐,发挥了而且正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以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为研究视角,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后现代伦理思想,揭示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后现代“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揭示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后现代“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后现代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后现代伦理教诲和后现代道德经验。此外,后现代文学伦理学批评还要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表现后现代伦理思想的后现代狂欢化和互文性的伦理叙事。

一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核心思想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正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70年代和80年代形成夺人之势,并震慑整个思想界。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和原则以及普适的规律来说明和统治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在后现代,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后现代的多元性是一切知识领域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本质。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后现代思维积极维护事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别人、使异己的事物屈服于自己意志的霸权野心;它尊重并承认各种关于社会构想、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选择。后现代主义解构、批判和颠覆现代性,拒斥所有的现代性理论,将各种现代性观念一律视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包罗万象的和元叙事叙述的东西,并统统予以摧毁,所以它“既反对人具有先天的镜式本质,又反对世界具有同一性、一致性、整体性和中心性的话语”。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和中心,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差异的基本观念就是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思想基础。

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在其1993年出版的《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较早地公开使用了“后现代伦理”“后现代道德”这两个概念。鲍曼认为,现代性只是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理解,人们却常常误以为现代性就是世界本身。现代性追求普遍性,它以某种普遍一致的自我声称绝对正确的方案来分析和判断事物,解决何为真理的问题。现代存在和现代秩序完全受体制和权力的管理、控制和规定。现代性所确立的秩序就是规定它可容纳和允许的界限,所以它排斥、拒绝和否定其不能容纳的差异性事物,使一切“他者”成为不合法。排斥差异性就是现代政治、现代知识、现代实践和现代生活的本质。现代性通过不可能的真理、纯艺术、人性的普遍性使本来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在场,把它强加给人们,从而使自己成为可能。现代性追求和强调统一性、整体性、一元性和排他性,因而导致了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一元主义和中心主义的膨胀。而后现代性则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冲动和创新精神,它要革除现代性对权威、中心和等级的维护,呼吁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主张多元性和包容性。“后现代性试图通过弘扬革新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精神来改变和超越现代性或现代精神,以建立合理的后现代社会秩序和后现代精神。后现代性主张以主体间性、公共理性等新的理性形式取代现代性所张扬的启蒙理性(即高度工具化的理性),呼吁真正关注后现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以现代性为其核心观念的现代西方伦理学批判和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及封建等级价值观念,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基础为主要目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以此建构了资本主义道德价值体系,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哲学理论支持,曾经有力地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剥削与私利的本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并未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绝对可靠的合理性保证,也未给西方社会提供人们所期待的道德秩序。而实际上人们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广大下层工人阶级民众带来了巨大危害;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争夺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生地区冲突和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造成了空前灾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造成物质财富空前积累与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而政府却无法解决这一矛盾而且只能任其发展;在运用现代科技进步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人成为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的零部件,可随时被替换,从而大批失业,无家可归,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发展经济,严重掠夺和破坏自然,使不可再生的能源日益枯竭。这一切,均使得20世纪末21世纪初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在对这一体系质疑、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中,形成了后现代西方伦理学。

根据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私立和剥削基础之上的,而非建立在担负对他者,即担负对广大工人阶级民众绝对责任的合理的正义观念基础上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处在权力阶层的人们没有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和巴赫金“对话”理论所主张的消除权威、中心和等级,强调平等对话的道德意识,因此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充满着伦理争议;深受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思想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享乐主义的影响,因此人们不考虑生活的伦理意义;某些个人和团体热衷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价值观念,因此种族歧视、民族冲突经常发生,地区战争不断,甚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人类自相残杀;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人(即以完全物质利益追求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残忍地掠夺性开发和破坏大自然,导致许多物种灭绝、资源枯竭,使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总之,“西方国家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于现代西方伦理学所论证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在解构现代西方伦理学合理性基础的同时,建构了一种能重建后现代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伦理学理论。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质疑、批判和瓦解各种知识定论和启蒙思想的基础,反对现代性追求永恒的中心,反对现代性溯本定源,反对现代性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或现代性以自己为中心排斥异己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主张摆脱前人知识实践的限制和束缚,积极加入后现代主义对启蒙逻各斯(即理性和本质)价值的争论、批判和否定。德里达认为,现代性在场的形而上学以支配传统思想方式、日常语言、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等的逻各斯或语音“在场”为中心,这个中心决定了真对假、存在对虚无、善对恶、生对死、说对写、同一对差异的统治。根据这个中心,二元对立中的前者“在场”,后者“不在场”(或是扭曲的假象,处于被否定的附庸地位),“在场”的“意义”来源于逻各斯。由此可见,现代性在场的形而上学建构了一个以逻各斯为中心的自我封闭的结构,起源和目的约束着结构内的任何成分,“能指”与“所指”的对立是该结构最基本的成分。德里达指出,就像康德的理念永远在彼岸世界一样,观念意义并非产生于逻各斯,意义从没有出现,它只是人为的设定。德里达在其《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一文中指出,在结构的构成中,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者的形式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的游戏在无穷尽地进行。……正是在中心或起源不在场的情况下,一切都变为言语的时刻……变为系统,在这系统中,中心的所指,起源或先验的所指,从来不绝对地出现在一个由差异构成的系统之外。先验所指的缺席使表意的领域及表意的游戏无限制地扩展了。符号不能在字面上产生作为在场的所指:一个关于某种东西的符号只能意味着那种东西不在场,即推延所指的在场,这表明符号并非能指与所指的紧密结合。符号总是在共时中“区分”和在历时中“延搁”所指(意义)的运动。文字的“分延”(differance,区分和延搁)使意义“这里播撒一点,那里播撒一点”,不断地以意义的零乱性和不完整性来反抗中心本源,并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所指被延搁,符号变得残缺不全,成为一组指涉其他符号的踪迹(trace)。踪迹区分和延搁意义,这使寻求文本意义的活动成为文本自我离心解构的运动,文本指向自身以外的文本群体,总是在区分和延搁意义的过程中和在踪迹的暗示中走向不确定性。根据德里达的观点,这种意义自身解构的运动机制是一种替补(supplement),它起源于存在的虚空,证明存在的不完善,从根本上彻底否定存在的根源和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德里达解构了逻各斯中心特权,揭示“能指”及先验“所指”(观念)的特权是虚幻的。在中心以及能指与所指对立界限解体后,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就随之崩溃了。德里达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各种后现代文学艺术领域的共性就是强调对传统文化结构的反叛,渗透着解构、游戏、偶然、无序、不确定性和反表现论等。

德里达在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提出了弥赛亚意识、正义和友爱精神等恒久的终极价值,并以此构建后现代西方文化伦理。在其后期著作之一《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1994)中,德里达提出了具有多重含义的弥赛亚精神:它是对获得救赎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没有救世主的弥赛亚精神”;它具有“复国救主”的含义,是历史上由“许诺”和“希望”所激发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运动,是一种革命信念;它已不仅仅是特殊文化共同体,而且是全人类用“许诺”和“希望”的语言形式表达的对救赎的宗教信念。德里达指出,弥赛亚是“绝对差异的他者”,他永远存在于异域,不息地恳请和呼唤,要求对他做出应答,也就是负起责任,负起对他者的绝对责任,这是一种“没有救世主的弥赛亚精神”。德里达的“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精神”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他者”保持一种期待。未来的这位“他者”将是“正义的最后莅临”,“弥赛亚精神”就是对这位“他者”的到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担负起对他者的无条件的责任。

沿着弥赛亚精神的踪迹,德里达发现了不可解构的正义。“正义”意味着冲突,是自我对他者的关系,就是自我对他者担负起无条件的责任,而且不图回报,因此,这是一种自我对他者的非对称的责任关系。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无条件的责任,“正义”根本不要求补偿,因此它是不可估量的,它逾越一切尺度,趋向于无限和未来。“正义”可定义为:一种对他人的不可还原的责任,一种给予他者的不要求回报和没有交换的礼物,一种指向无限的理念。根据德里达对正义和法律所做出的区分:正义是一种对他者的绝对责任和一种指向无限的理念;法律是一种建立在人为暴力基础之上的神秘权威体系。法律作为一种构造,是可以解构的;正义作为一种不可能的悖论体验,是不可解构的。“解构”总是开始于对他者及其语言的追寻,担负着对他者的无限责任。所以,正义不可解构,解构就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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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核心思想
  • 二 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后现代伦理叙事
    1. (一)后现代伦理思想
    2. (二)后现代伦理叙事形式
  • 三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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