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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何为:索因卡少数族裔文学思想辩略

作者

孙晓萌
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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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何为:索因卡少数族裔文学思想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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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何为:索因卡少数族裔文学思想辩略

非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以其澎湃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大量戏剧、诗歌、小说与批评论著。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宋志明认为,“索因卡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创造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当代非洲政治运动的史诗”。就其他方面而言,他的书写对这一史诗的打造同样功不可没。在社会政治领域,索因卡一贯坚持反暴政、反殖民、反腐败的立场;在文艺理论领域,他主张独特的非洲世界观,以及非洲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互补的价值观;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领域,他又极具试验性。文学对他而言,是一种介入经验世界与历史的政治方式,即通过书写非洲经验及其作品中鲜明的政治关怀,来针砭时弊、挞伐暴政,唤醒民众意识,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以期创造和谐的非洲社会,实现非洲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地位。

索因卡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尼日利亚,自幼受非洲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从殖民到后殖民时期,索因卡经历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动荡与变革,个人思想亦经历复杂的演变过程。作为非洲作家和知识分子,他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对于非洲社会政治问题的行动主义立场与对于非洲当代经验的艺术主张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思想也存在相当的矛盾性。索因卡是一个有着现实关怀的作家,始终以政治和社会现实为关注目标,代表社会正义发声。而作为文学家,他在大量虚构作品与批评论著中显示出对非洲神话、宗教仪式和形而上学传统的痴迷。斯坦利·马瑟布(Stanley Macebuh)称身为作家的索因卡是一个神话创作者。比奥丹·杰依弗(Biodun Jeyifo)断言,“索因卡对神话、玄学与神秘主义有着深沉持久的嗜好”。索因卡对神话和仪式的潜心关注,使其文学表述难以被某些批评家和读者接受,往往遭人诟病。“我们从其(索因卡)作品中获得的整体意义显然受到限制,限制不仅内在于他的创作媒介之中,而且内在于他对媒介的运用……这种限制因其作品缺乏对于客观力量的足够关注而进一步恶化,正是这些客观力量形成了历史的活性组织。他的目光太过专注于人类境况的精神维度,使他无法感受即时存在的压力。无论这种态度蕴含的高尚思想如何令人钦佩,却始终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总是受制于现实的力量……”质疑索因卡对现实缺乏关注的批评,并非来自个别批评家。钦维祖·翁乌切沃卡·杰米(Chinweizu Onwuchewka Jemie)和伊赫楚伊库·马杜布依克(Ihechukwu Madubuike)在强调非洲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时,要求作家不应书写“令人费解的作品”,同时主题应与社会密切关联。他们批判的对象无疑包括索因卡。

但奥莫拉拉·莱斯利-奥贡迪佩(Omolara Leslie-Ogundipe)则认为,索因卡的卓越恰恰在于其他批评家认为他不足的地方,即他对普遍性的主张与对语言的大胆尝试。他对语言的转化具有诗性之繁复,别出新意,跨越语言与文化特殊性的障碍,令其作品具有普遍的可达性。

比奥丹·杰依弗认为其作品反映的“不是单个声音、单一观点,而是众声喧哗,多意而且往往矛盾……的话语”。在杰依弗看来,索因卡的矛盾话语具有合理性,他的文章是“传统主义的与现代主义的,泛—非主义的与自由—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与社群主义的,诺斯替主义的和怀疑论的,极度理想主义的和物质主义的”。这些强烈的对比突出了索因卡思想中的悖论,使其陷于悬而未决的理论困境之中。因为如果局限于二元思维模式,索因卡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激进行动主义与其对非洲传统神话与仪式的兴趣之间,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同时,索因卡自身矛盾的理论困境也因此难以解决。一方面,他的作品充满形而上和神秘主义的元素;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现实主义的批评立场。这种矛盾性往往令学者们突出其反抗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从而形成矛盾对立。而事实上,索因卡的文学创作、批评思想以及社会主张中的多元主义远不止矛盾对立那么简单。从此意义而言,德勒兹的微观政治视域为打破当下研究的局限性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为索因卡研究的理论困境提供了解决之道。

微观政治理论认为,“一切都具有政治性,每种政治同时都是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而一个微观要素便可打破权力的局部平衡。通常,在宏观政治层面,社会以二元对立与矛盾进行定义,这种观念强化宗教、国家、王权、男女等结构中僵化的克分子结构或节段化的权力,往往使之与被统治者或被压迫者的反抗截然对立。人在各个方向上被节段化了,遵循着二元对立的原则:社会阶层的高低、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等。人们受制于国家装置的规训,向同一的方向发展。个人事务转化为阶级,个体成为等级化金字塔的构成因素。而在微观层面,社会则是以分子性的逃逸线进行界定,分子性的力量始终在流动和逃逸,避开宏观组织的规约,如男人—女人、成人—孩子等二元性“僵化结构”,避开权力中心为实现同一化而形成的“共振装置”,也避开实行各种规范的“超编码机器”。个人事务具有政治性,个体从各个方向的僵化节段中逃逸,而这些节段并不限于以矛盾定位的经济与阶级层面,因而个体实施的拆解活动使等级化的金字塔结构趋向扁平方向发展,并使得微观政治中的逃逸线具有多元性,而微观个体亦成为多元体。

就权力关系而言,微观政治维度的权力观否定单一权力中心与宰制者的至上地位。正如福柯所说,权力不是统治阶级获得并持有的“特权”,它只能行使,而不能占有,只是权力宰制者在战略位置中的效应。

这种权力在实施时,不仅成为强加给“无权者”的义务或禁锢;它在干预他们时,也通过他们得到传播;正是在他们反抗它的控制时,它对他们施加压力……它们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的中心,每一点都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覆。

学校的校长不再掌握绝对权威,学监、优等生、差等生、门卫等都手握大权。军队中将军并不大权独揽,“士官、二等兵、刺儿头,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倾向、极、冲突,以及力的关联”。权力的威严有赖于“无权者”的反抗与传播,并形成复数的权力中心,而与福柯的反抗模式不同,德勒兹的逃逸线模式不仅瓦解了单一权力中心,同时颠覆了二元对立。所有的权力不仅包括克分子的二元宏观组织,权力自身也具有局限性,分子的逃逸线形成流和量子,僵化稳固的宏观组织只能对这些流和量子进行转换,却不能最终控制或决定它们。逃逸运动使宏观组织的轮廓引起颤动,失去稳定性。权力中心的不稳定源自权力本身的局限性和被支配者的主体欲望。任何个体都有一个权力的微观—构造,即一个欲望的配置,介于稳定的宏观组织结构和逃逸线之间,他“同时被两种节段性所渗透:一种是克分子的,另一种则是分子的”,既可能受到宏观组织稳定结构的诱惑,也可能从其僵化的节段逃逸。权力中心宰制的僵化节段与逃逸线形成交互作用的场域,中心不断堵截、转化逃逸线,而逃逸线则不断摆脱中心的截获。这种缠卷互动的动力场实际上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对话和互动机制。

德勒兹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否认二元对立,转而确认逃逸线的多样性与多个权力中心。从这个理论视角观察一个作家所从事的写作活动和政治参与,则呈现了作家多个节段的逃逸,作家介入微观政治的写作机器所实现的,是一种块茎式的书写,其作品便是一个连动一部抽象机器的配置,抽象机器的逃逸线“在这个配置之中不是抵抗或回击的现象,而是创造与解域”,德勒兹所强调的是,这种创造与解域并非以宏观统治中的反抗压迫为前提。逃逸并非为了追寻绝对的宰制权力,而是令世界解域,为其注入多样性,使其拥有无限可能性。权力宰制者的选择性机制并不能完全彻底地控制一切文学作品在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倾向与结果,作家个体的创作往往具有一种微观政治性,这些逃逸线实现创造与解域的运动,从而实现了文学空间中的多样性与异质并存。就此而言,逃逸拓宽了政治性一词的语义,超越权力关系中的反抗关系,成为更广泛意义上打破结构与权力束缚的效应。

如此,索因卡在现实层面的激进行动主义与文学创作层面对传统神话仪式的痴迷,实为其应对微观权力的不同形式,即逃逸国家独裁机制及其意识形态制约的不同形式。作为一个柔顺的节段,索因卡的逃逸线不仅解构了国家的宏观统治及其附属机构的权力中心,同时通过在神话创作中融合希腊神话与传统神话的技术,使西方文学传统与非洲传统实现解域运动,从而颠覆西方—非洲文学对话中等级秩序。索因卡文艺创作理论中的一切冲突与矛盾,可理解为微观政治视域下的解域运动。通过书写的战争机器,索因卡在不断逃逸、解域中,继承、融合并发展了非洲与西方两种文学传统,建构出独特的非洲文学身份与后殖民文艺思想,为非洲文学打开通往世界文学的通道。

基于以上理论与认知框架,本文拟重点考察索因卡文学中的政治性因素,及其通过创作与社会政治活动进行权力配置的效应。通过梳理索因卡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解读其主要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创作实践,考察作家实现的多样化逃逸路线。

一 政治性之辩:所指对文本的介入功能

文学与政治之争由来已久,文学和政治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学者关注的议题,相关表述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最早的西方文艺理论先驱从未忽略文学的外部或政治因素,柏拉图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将荷马驱出《理想国》,诗人被贬谪为二等公民,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基于现实主义观点,凸显艺术的社会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曾尝试将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加以区分,认为学者作为社会的一员,无法与其生活的环境割裂,无法与其阶级、信仰和社会地位分离,而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其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在他看来,尽管知识较少受到偏见的影响,“但这种知识并不因此必然成为非政治性知识”。

相对于萨义德的“偏见”,德勒兹与加塔利的“配置”与“抽象机器”概念在更抽象但更深刻的程度上证明了文学的外部连接性。

文学就是一种配置……作为配置,它自身只与其他的配置相连接……一本书只有通过外部(dehors)并在外部而存在。因而,一本书本身就是一部小型的机器,……当人们写作时,唯一的问题正是要了解,为了使这部文学机器得以运转,能够、或必须将它与哪种其他的机器相连接。

创作于具体历史现实中的文学作品必定连接着作者、读者和社会语境,当这一切因素与作品连接起来,便启动了一部抽象的文学机器,同时否定了作品的自足存在,从而实现差异共生与异质相连。

以上论述赋予非洲现代文学政治性与非洲作家的政治关怀以充分的合法性。钦维祖等强调作家的社会担当也在于其政治参与,“这要求作家在其书写中讨论时下的政治与热门问题。尽管并非强制,时代亦需要作家们成为政治参与者”。非洲现代文学脱胎于西欧帝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处于矛盾重重的境地,作家、批评家与知识精英在回归传统和追随西方文化之间终始存在分歧。后殖民时代的政治腐败和剧烈的社会政治动荡亦对文艺创作者的文学创作经验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击。社会与政治问题成为后殖民作家无法规避的议题。“任何一个生活在后殖民社会的作家都必须对文化方向和政治方向作出选择。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作家中,大凡伟大的作家常常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参与政治活动。”菲力斯·波拉德(Phyllis Pollard)洞察到索因卡的文学创作、非洲神话与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指出索因卡与其他以神话为文学创作模式的作家往往利用英雄人物和再度复兴的神话元素,创造出了法农所谓的“革命文学”。索因卡明确指出:“在尼日利亚,文学就是政治。……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

索因卡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尼日利亚,其家庭成员早期热衷于政治运动,培养了索因卡的政治敏锐性与社会责任感,也促成了他日后直言不讳地揭露社会乱象与黑暗统治的写作风格。他的政治书写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书写并不可分。早在伦敦剧院期间,他就开始创作反殖民题材的戏剧并在剧院上演。为尼日利亚独立创作的戏剧《森林之舞》(,1960)影射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重重危机。《孔其的收获》(,1965)标志着索因卡公开政治批判的开端。此剧聚焦人权和政治自由,主人公孔其反映了当时一批追逐权力的独裁者的形象,是索因卡首次对现代政治国家权力本质的重要探索,揭露现代政治国家的建立是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到1965年,索因卡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社会关系思想。1964年,尼日利亚大选出现史无前例的暗幕操纵。1965年,索因卡介入这一事件,通过电台揭发尼日利西部选举获胜的实情,并撰写短剧《熄灯之前》()以讽刺那些“机会主义的政客、腐败的趋炎附势者和无所顾忌的权力操纵者”。该事件导致了索因卡的第一次入狱经历。此后,索因卡与统治当局冲突不断,公开的政治抨击言论成为其书写的重要内容。内战前不久,索因卡在斯德哥尔摩非洲-斯堪的那维亚作家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揭露了当局对“逃逸”作家的压制,呼吁非洲作家不要失却人道关怀和对人性理想的敏感洞察,他提醒道:

在一个尝试充满魅惑的极权主义新社会中,敢于背离或独立于大众方向(mass direction)表达情感与意见的作家往往受到社会打压,处于负疚的重压之下,这已是司空见惯。在这方面,这个社会的革命情绪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暴君……尤其在现代非洲国家,作家实际上成为国家机构的附庸……作家将精力投注于胜利,重申其对民族主义志向和社会稳定的认同。……艺术家在非洲社会常常以记录社会道德经验,为其时代观念发声而发挥功能。这正是作为作家的本质,(如今)是时候对这个本质作出回应了。

1967年,尼日利亚政治冲突升级,内战爆发。雅库布·戈翁(Yakubu Gowon)领导的联邦政府因其质疑尼日利亚内战的道德与思想基础而将索因卡逮捕,监禁时间长达27个月,其中两年被单独囚禁。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仍在狱中书写了大量诗歌笔记,严厉谴责政府的种种行径,后结集成书出版,即《狱中诗抄》()。军人集团介入尼日利亚政治权力系统使国家陷入血腥的独裁统治。索因卡本人在狱中经历了军政府的暴行,因此内战后出版的不同题材作品再现了独裁政权在内战期间的暴行,包括戏剧《疯子与专家》()、诗集《狱中之梭》()和狱中笔记《此人已死》()、长篇小说《反常的季节》()。在这些作品中,索因卡不仅直接控诉与揭发了独裁暴政,而且超越了个人创伤与荣辱,反思这场战争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基础,构想第三方力量以拯救深陷泥沼的尼日利亚。以《疯子与专家》为例,该剧以“同类相残”(cannibalism)为主题,揭露政治独裁者的疯狂罪孽,揭示一种不合理的“逆来顺受哲学”(philosophy of “As”):在人类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恶普遍存在;被恶势力摧残的弱者应接受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理念,应自然地向困境妥协,无条件地接受悲剧现实。如此“As”哲学赋予了暴力合法的地位。在《温育西歌剧》()与《巨人游戏》()中,索因卡继续以军队为讽刺对象,且剧中人物与事件影射了现实政治,如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伊迪·阿明(Idi Amin)、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Francisco Macias Nguema)及其军事独裁统治。

索因卡揭露政治黑暗的文艺形式丰富多样,如音乐、歌曲、舞蹈、哑剧、讽刺剧和短枪剧(hit-and-run skirmishes)。20世纪60~70年代,索因卡通过试验“游击剧院”主导上演了一系列揭露社会政治腐败的短枪剧。“短枪剧”利用民间即兴的讽刺歌谣、哑剧等对尼日利亚的政治局势、经济危机、丑闻暴行予以即时的揭露和批判,对象包括缩减石油税收、减少对外贸易、图书及信息的长期匮缺、大量的挪用公款和政治谋杀等。这些实验性创作使索因卡得以对时事问题和公众人物进行直接抨击。这些在街边、集市、停车场和俱乐部临时搭造的戏台上演的短剧均为应对现实问题而作,语言通俗易懂,评论直截了当,人物与事件极易辨认,便于大众理解。基于真实政治事件的短剧以讽刺性幽默抨击政客的丑陋嘴脸,抨击他们对民众疾苦无动于衷,对权势贪婪无度。尽管缺乏持久的效力,采用现实题材进行时政抨击却极具时效性和宣传效果,成为索因卡披露黑暗、唤醒民众的利器。

索因卡的政治书写与频繁更迭的政权裹挟互动,但持续、激进的政治表达数次令其卷入具体的政治纷争,甚至身陷囹圄,流亡异乡。他的书写从未独立于他所生存的外部环境,其作品几乎无不与政治揭露相关,无不充斥着对社会政治的嘲讽、对现实的忧惧以及对冷峻社会与人生的审视。他充分体认到作家的社会责任及其应承担的社会功能,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担当使他以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介入两种异质文化,介入文学与政治,介入理想与现实,尽管晦涩难懂的非洲形而上学与神话、仪式元素在他的作品与理论中不可或缺,但索因卡的最终目的仍在于针砭时弊,为大众书写。对索因卡而言,通过文学创作实现的微观权力效应,就是以书写为武器,抨击尼日利亚的极权专政,唤起民众觉悟,披露非洲文化精英的机会主义与自我封闭倾向,以建立和谐的非洲社会,重构非洲文学与批评范式,使之成为世界文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 “黑人性”之问:文学意识形态的解域

以书写为斗争武器,这为索因卡赢得了“老虎索因卡”的绰号,激进的行动主义与政治文学使他有别于其他非洲作家。在为非洲社会与文学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中,激进主义成为他与同时代不同阵营的文艺理论家相互博弈、彼此论争的鲜明风格。20世纪60年代,在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等民族主义作家领导下持续数十年之久“黑人性”运动已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该运动为迎合国家统治意志,不加分辨地拒斥欧洲文化,颂扬黑色非洲传统,否定非洲现代化的进步意义。索因卡与黑人性支持者(negrophiles)展开长期论战,相关作品多收录于1976年出版的《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与1988年出版的《艺术、对话与愤怒》()两部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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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政治性之辩:所指对文本的介入功能
  • 二 “黑人性”之问:文学意识形态的解域
  • 三 后殖民话语之弊:非洲文学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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