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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讲话》时代的《讲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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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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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讲话》时代的《讲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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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讲话》时代的《讲话》研究

一 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

所有关注或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都无法回避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个被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中称为“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对新中国文学发展和文论建设起着前所未有的纲领、指导、规范作用,有着一定的范式意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话》被称为“当代文学政策和体制的母型和范本”,[]时至今日仍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等共100多人。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5月2日、23日毛泽东分别做了“引言”和“结论”的发言。今天研究讨论的《讲话》就是由这两部分合编整理而成。经整理,《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讲话》自发表以来,关于它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因为研究篇目众多,笔者做了初步梳理,认为对《讲话》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崇拜与经典化阶段

《讲话》在诞生之初,主要是作为政策贯彻执行,是文艺工作者作为“标准”来审查文艺实践的文件。因此从《讲话》发表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对《讲话》主要是学习和贯彻执行。就在《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就发出了学习《讲话》的通知,通知指出《讲话》意义的重要性,同时把《讲话》作为“文件”来看待,“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它的普遍性意义在于“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是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认为它“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同时适用于“解决人生观、方法论”,因此,《讲话》的精神就不仅仅“适用于文化部门”,还适应于“党的工作部门”,通知要求“要普遍深入宣传”。[]1943年11月7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整个《决定》都是围绕《讲话》进行,可见,“党的文艺政策”即《讲话》,《决定》的第一条就指出《讲话》是“文件”,“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并且“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以达到“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目的。[]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文章开篇指出《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具体化概括”,[]并把《讲话》置于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艺思想并列的高度,周扬对《讲话》的阐释一直被作为权威阐释,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此阶段学界对《讲话》的研究以阐释、学习为主,并进而确立其合法性、经典性地位,此阶段的研究从总体上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并确立了其经典化地位,其中文论家周扬、冯雪峰、郭沫若、林默涵、何其芳等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异化及争鸣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讲话》的研究日趋封闭、僵化、教条化,异化了《讲话》的本来面目。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虽然高举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但其中罗列的所谓“黑八论”、“三突出”原则、“题材决定论”和“主题先行”等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的指导方针,事实上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极左歪曲。

20世纪80年代,学界出现了一些反思性研究。李泽厚在“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中对《讲话》做了如下分析:他认为作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经典”的《讲话》是基于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创作出的,其中对文艺的一系列规范和要求也是“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审美出发”,是完全以政治的需要“从当前的军事、政治斗争要求出发”谈文艺。[]这种反思性研究在1989年非常集中,朱立元发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因缺少“文学理论自身的独立品格,而成为政治学和认识论的附庸”,因此“在总体上是失败的”,而其原因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功利性”是理论的支柱和“主心骨”。[]夏中义也持相同的观点,他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认为《讲话》所开创的“工农兵方向”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在于伦理学,而在于政治学”,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是“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而“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提出新潮文论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文艺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针对夏中义的观点张炯和何洛分别撰写了《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评〈历史无可避讳〉一文》和《是避讳还是扭曲》展开反批评,就夏文观点提出质疑。梅朵也发表《应该是对“讲话”作出深刻思考的时候了》,提出不能过于崇拜《讲话》,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之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由上,此阶段主要质疑《讲话》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而忽略了文艺的审美特性,这种反思性研究构成了《讲话》研究史上的异质性质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视1989年为“《讲话》的探讨年、争鸣年”。

(三)多元拓展、理性回归原典研究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文化环境自由度的大大提高,再加上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大量绍介和研究,对《讲话》的研究开始学理性回归,突破了以往无限崇拜和纯粹否定式评价的二元对立思维,把《讲话》引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对原典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这一阶段,学界引进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文献学、传播学等,进一步拓展《讲话》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和研究亮点。

1.版本、史料的深度开掘

《讲话》从原本到今本,历经了多次增删、修改、厘定,新时期学界逐渐重视从版本学角度切入对《讲话》进行研究,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拓宽了《讲话》的研究思路。孙国林、曹桂芳编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有专章介绍《讲话》的版本研究成果;高浦棠的《〈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梳理了《讲话》从口头演讲到文本出版的全过程,并揭开了其之所以推迟发表的谜底,深化了我们对《讲话》自身历史变迁的认识。[]

关于《讲话》的传播研究方面,研究者多把视角放于探讨、介绍《讲话》在解放区、国统区及国外的出版和传播。代表性文章有蔡清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涂途的《播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国外》等。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刘忠先生的专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对接受史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2年之后发表的这份“北京讲话”与延安《讲话》有着精神面向的一致性,学界就两次“讲话”的发表背景、内容等方面展开了较深入的比较研究。[]

2.立足文本、多元视角的再解读

新时期以来,学界在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不断拓宽《讲话》的研究视域,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展开解读,延展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如有的学者引用接受美学方法研究《讲话》。童庆炳在《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毛泽东与“读者意识”》等文中认为“读者意识”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认为“接受”和“接受者”概念以及现当代接受美学的思想雏形产生于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正是提出接受美学的第一人”。[]李萌萌在《在普及中湮没——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价值与局限》一文中,从接受美学理论出发,以接受研究、效应研究的角度探讨《讲话》,指出毛泽东虽然强调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但因其过度从“阶级立场、革命需要角度”出发,忽视了作家,从而导致了“作家最终的被颠覆,沦为写手”,最后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一度强调的“于‘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也就只能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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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研究缘起及研究现状
    1. (一)崇拜与经典化阶段
    2. (二)异化及争鸣阶段
    3. (三)多元拓展、理性回归原典研究阶段
      1. 1.版本、史料的深度开掘
      2. 2.立足文本、多元视角的再解读
      3. 3.文学史宏观视野的切入
  • 二 研究思路与内容
  • 三 关于版本的说明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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