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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断明确和强化的功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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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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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断明确和强化的功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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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断明确和强化的功能属性

《讲话》中对文艺功能有个著名的论断,即文艺是“武器”,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观念在毛泽东的文艺体系中穿针引线,作用举足轻重。一方面,体现着《讲话》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另一方面,“政治标准第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核心观念,无不和文艺的武器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器”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器乃凡器统称”,“有所盛曰器”。故“武器”的原意是指“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敌方设施的器械、装置”。[]把“武器”运用到文艺中来,意指文艺是一种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是在通达理想的道路上的一把锐利的武器。这种注重发挥文艺“武器”作用的观念可以说在《讲话》前就已深入人心,有学者认为战时的环境,导致很多艺术用语军事化。笔者认为除了战时宣传需要,文艺界内外能极其自然接受这种极具功利性的论述,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纵观中国文艺观念的流变,我们发现把文艺作为“武器”,事实上很早就已经存在了。笔者认为这个概念的发生、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启蒙工具、宣传武器和阶级武器。经过这三次话语转化后,文艺武器论已经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中。

第一节 启蒙工具说的孕育

把文学和艺术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中国传统文艺观念里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兴观群怨”说,一直到“文以载道”论,文艺都是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存在,这种观念在20世纪初尤其强烈。

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艺的价值功能,自古以来便有把文艺当成工具一说,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即在表明诗歌可以起到了解社会、对政治进行批评和讽刺的作用。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出“诗乃经国之大业”,唐代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等等,不管是把文学当作教化的工具,还是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文艺都是作为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对文艺功能定位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甚至愈演愈烈,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话语。

受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晚清以来的革命派政治家对文艺的看法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能够起到教科书的作用,可以教育老百姓,因此把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他把小说革新的作用强调得无以复加。[]这种观点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到了“五四”时期,进步学者也坚信提倡“新文学”是改革政治的手段,可以开启民智,文学是干预现实的工具,甚至可以发挥“救国”的职能。

鲁迅“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域外小说集〉序》),提出自己写小说是因为抱着“启蒙主义”思想,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的文学实践无一不在践行这一“揭出病苦”的信念,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五四”作家都秉承了启蒙精神,启蒙精神成为新文学的主潮,新文学成为启蒙主义的有效工具,一时间,“问题小说”“问题剧”创作盛行,虽然这些创作并没能解决社会问题,但因此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反思,而文艺作为启蒙的工具这一观念也显示了它巨大的影响力。

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左翼运动的初始阶段——“革命文学”的酝酿期,早期共产党人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

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同样认为“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是青年的责任,并写道,“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批评了那些“新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新诗人”,认为他们作“欣赏自然”“讴歌恋爱”“赞颂虚无”的诗是“没志气的勾当”,而“有价值的新诗人”则应该“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而文学是达到此目的的“最有效用的工具”。[]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也认为,文学者应该响应“时代的号声的宣召”,反映“民众的反抗精神”,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所能成就的事业”。[]蒋光慈认为“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萧楚女等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丁丁在《文艺与社会改造》中指出“文学是社会改造运动的一种工具,是挑发社会改造运动的,是引导社会改造运动的,是站在社会改造的火线上的,所以贵约的一句话很有价值‘文艺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旧社会的改造者’”。[]瞿秋白在分析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时谈道,“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1923年,秋士在《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肯定“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并号召:“你真热心于社会问题解决的事业么?朋友,快快抛去你锦绣之笔,离开你诗人之宫,诚心去寻实际运动的路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沈雁冰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已切实表明无产阶级艺术负有“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的使命。[]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不仅宣称“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而且认为“文学是革命的函数”。[]

可以看出,文艺的目的是改良社会、启蒙民众,文艺是载体、是通达最后目的——改造社会的工具。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启蒙者的身份接受并传播着文艺作为启蒙工具的观念,但也并不排除他们身处遍地疮痍的时代,这无疑奠定了一代知识分子接纳这种文艺观背后所蕴含工具理性意识的精神基础,他们所开创的启蒙传统也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里,绵延不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学人对文艺“工具”效用的强调,对之后的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在不同的时期,人们又衍生出了“宣传武器”说和“阶级武器”说。

第二节 作为“注入思想”的“宣传武器”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有一个词和文艺经常联合使用,那就是“宣传”,激进的革命文艺家把文艺当成宣传思想的工具,认为文艺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它的宣传功能。对文艺“宣传”功能的强调在这一时期,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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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启蒙工具说的孕育
  • 第二节 作为“注入思想”的“宣传武器”
  • 第三节 文艺功能的重新定位
  • 第四节 文艺武器论的再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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