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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形式的转换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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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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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形式的转换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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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艺形式的转换与变革

“形式”作为抵达艺术目的的实现途径之一,一方面和内容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重提艺术的“形式”问题,也是因为在延安,“形式”确实成为一个焦点话题。

第一节 “形式”遭遇的尴尬

“五四”以来,文人一直对新形式充满渴望,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作家竞相追逐新形式,对西方文学的推崇直接导致他们忽略了原有的“旧形式”,而延安时期,文艺却再一次遭遇了“形式成为问题”的尴尬。

延安文人们平常谈论得最多的领域是政治,偏偏在这个最讲政治的地方,遇到了“形式焦虑症”。罗工柳回忆:“在万人大会上,我们开了个木刻展览。我们带了很多的木刻,有全国的作品,我们从武汉带去的,加上延安的一些作品。可是老百姓不欢迎,不感兴趣。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们过去刻的木刻有两个缺点:一个在上海亭子间刻的,没有生活,内容不行;第二个,形式是从外国学来的,洋东西,老百姓看不惯。为什么呢?外国的木刻是阴刻,讲明暗。老百姓说不好看,说都是满脸胡子!我们碰了很大的钉子。”[]

《血祭上海》是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排演的话剧,但因为艺术形式不恰当,被认为是“政治方面相当成功,艺术方面似乎低些”。[]事实上,在抗战开始后,为宣传抗战,文艺通俗化成为形势所趋,但在通俗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几乎所有的旧形式都被用来表现抗战的内容,不论是旧剧、皮黄、各种地方戏曲,还是大鼓、快板、小调、评书、演义,甚至是山歌、小曲、金钱板、数来宝等,均装上新内容,用来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有的人主观上看不起旧形式,认为其一无可取,只是为了宣传或教育民众抗战不得不拾起旧形式,于是单纯生硬地套用或滥用旧形式,产生的艺术作品往往让人哭笑不得。1938年2月10日,《新中华报》发表了白苓的《关于戏剧的旧形式与新内容一问题的提出》一文,文中指出:“战地服务团第二团在大礼堂演出的京戏《逃难图》,姑无论演出方面的技巧如何:没有胡子在弄胡子,哭的时候却在唱,动作关节、台词话音。就只以当时观众的情绪说,首哄走的是后面一批,其次便是中间一部分学生。没有走的,恐怕只有前面几排外宾而已。这一种失败,是值得我们研究反省的。”[]旧形式的机械套用,只能产生不伦不类的艺术,而这也大大影响了宣传效果。

老舍在这一时期曾创作过宣传抗日的作品,也是利用的旧形式,他感慨利用旧形式“推陈出新”并不容易做到,“这种东西(指利用旧形式创作通俗文艺)并不容易作。第一是要作得对,要作得对,就必须先去学习。把旧的一套先学会,然会才能推陈出新”,学会套数之后“你须斟酌着旧的情形而加入新的成分。你须把它写得象个样子,而留神着你自己别迷陷在里面”,一旦不协调,就会“显出挂着辫子而戴礼帽的蠢样子”。[]因此,机械地套用旧形式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当时延安很多文人都公开撰文论及艺术的形式问题。如艾思奇发表《旧形式新问题》(《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1939年6月2日)、《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文艺战线》第1卷第3号,1939年4月16日);柯仲平发表《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周扬发表《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何其芳发表《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1卷第5号,1939年11月16日)等。形式问题逐渐成为延安文艺界关注的焦点话题,这也势必引起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注意。1939年夏,周恩来、博古曾邀请文艺界座谈“民族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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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形式”遭遇的尴尬
  • 第二节 “旧瓶”与“新酒”
  • 第三节 “民族形式”与体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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