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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难中的批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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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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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难中的批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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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难中的批评标准

文艺批评有无标准,有什么样的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文艺界特别是批评界十分关注的理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如潮水般涌进国内,文艺界也被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所冲击,在这一话语转型的背景之下,人们逐渐淡化了对文艺批评标准的关注,但文艺批评不可能没有标准。《讲话》中明确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成为之后文艺界必须遵循的准则,这一结论不仅改变了文艺创作主体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创作方法和审美趋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了文体的演变,根本改变了解放区时期乃至新时期的文艺生态。当然这一结论也成为《讲话》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部分,是后人过度阐释了毛泽东的理论还是本意如此?在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原典,考察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情景。

第一节 不同历史背景中的文艺批评

“批评”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判断”。可以说,文艺批评与文学艺术同时诞生,因为作品一旦面世,就伴随着对它的品评和鉴别,这就是文艺批评的萌芽。简单地说,文艺批评是对作品进行鉴别、分析和判断,人们用来评析的尺度,即标准。从古至今,研究者们一直都在探索文艺的批评方法,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更是引进和运用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等多种方法品评文艺,相应的批评标准也是非常多元化。虽然并没有形成一定之规,但记录了人们探寻文艺之路的痕迹,同时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参考,影响了我们对文艺的评价和判断,也对文艺观念的嬗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从古代以来形成了关于批评标准的两种探索路径:一种是把艺术标准和非艺术标准(含政治、道德等)合一;另一种则主张只能以艺术标准来衡量艺术。但批评到底有无标准?这在中西文论史上一度是个热点话题,休谟曾提出“趣味无争议”说,认为如果批评基于个人鉴赏和趣味,就无从谈共同标准,因为批评家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趋向总会影响其对作品的评析,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个性化”的标准,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尽管人们对批评标准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批评本身呈现的价值判断功能,这个可以说是文艺批评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无可否认,文艺批评及标准是文艺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定时代文艺秩序创建的必要手段。

众所周知,我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文艺批评的萌芽,《尚书·尧典》中记载的“诗言志”开启了古代文艺批评标准的先河,这种对诗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包含着对诗品评的基本批评尺度,即诗要表现思想,当然这种思想是一定时代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倾向。之后,孔子删诗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标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事君”,孔子确立了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哀乐中节”标准,之后孔子要求文艺作品“思无邪”,“尽美矣,又尽善也”,“情欲信,辞欲巧”,反对“伪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一开始就讲“原道”“征圣”“宗经”,并概括出了“六义”准则:“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从宏观上看,刘勰的“六义”与孔子的批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文心雕龙》更加丰富和系统化。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应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与元九书》)韩愈、柳宗元等人提出了“文以贯道”(《昌黎先生序》)、“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主张,诗文可以观政,可以载道,文道合一,有补于世。直至宋儒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通书·文辞》)。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倡导“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卷十九),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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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不同历史背景中的文艺批评
  • 第二节 苏区文艺审查机制的雏形
  • 第三节 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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