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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多元话语的继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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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峻 河北平乡人,文学博士。先后就学于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于河北大学中文系执教,目前于福建师范大学工作,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艺研究。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1项、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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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多元话语的继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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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多元话语的继承与超越

一 从历史深处走来

从以上对《讲话》的理论溯源中,我们可以看出,《讲话》并不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文本,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策条文。其理论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考究其诞生过程,更是表明《讲话》是历史生成的文本,其理论所涵括的每个关键词和核心范畴都能在文艺发展史的链条中寻绎出痕迹和线索。

《讲话》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创制了“工农兵”文艺体式,可以说,“工农兵”文艺真正意义上让文艺回归民间,彻底解决了“五四”新文学作家一直倡导却始终没能实现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打破了“五四”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隔膜状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迥异于之前任何时代的新兴文艺体式,这一新型文艺体式的建构“使文学价值观念逆转并引起接受对象的迁徙,文学性质由此发生根本转变,文学创作立足点也发生根本转移,文艺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从而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来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天才想象,从对关键词“工农兵”的溯源中,可以看出其间的历史沿革过程:“工”“农”“兵”最初是三个独立使用的词语,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广为使用,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碰撞后,其本身作为职业和地位区分的含义逐渐淡化,而进一步突出了其“阶级”的内涵;左翼文艺家对其进行初步“改造”后,将“工农兵”引入文艺领域,虽然更加强调这一群体的阶级意味,但其总体面目仍不是很清晰,直到毛泽东的《讲话》才正式将其纳入文艺理论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发展。

而对创作“工农兵”文艺的主体而言,毛泽东一改往日“作家”“文化人”的称呼,统称这个群体为“文艺工作者”。称呼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因为概念所指称的外延扩大了,《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一群体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文化人”“文艺工作者”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呼的清晰演变逻辑,不仅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同时反映着一代知识人文化身份体认的演变历程。《讲话》的核心部分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规训,让启蒙者变成被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由“化大众”的启蒙者转向“大众”的学习者,从思想、感情、语言三方面实现改造的目标,而改造的途径就是“结合”,让知识分子成为“工农兵”的一员,从而完成其自身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身份再塑过程。无可否认,这事实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改造论”的前奏,这个对日后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创作倾向影响巨大的理论,也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从“五四”启蒙者提倡精神改造以来,这一理论一直都被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

而对通达艺术目的,也可以说实现毛泽东新文化设想蓝图的途径——“形式”和“武器”而言,其更是历来被文艺家们论及。《讲话》中的“形式”和“武器”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念、左翼文艺观念一脉相承。其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从古代传统文论以来的文艺观念中梳理出源头。尤其是《讲话》所呈现的鲜明的实用主义功利观,更是传统文艺观念的延续。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里从“兴观群怨”说一直到“文以载道”论,都是把文学和艺术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文艺也都是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存在。这种观念在20世纪初尤其强烈,到左联时期,文艺的功利性功能被逐渐强化,毛泽东承续了这种观念并进一步强化,在历经“启蒙工具”、“宣传武器”和“阶级武器”的演变之后,《讲话》把它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文艺是革命的“武器”,在这中间要起到宣传、阶级解放等一系列作用,最后实现革命的目的。“武器”论可以说自《讲话》后,已经成为党的一项文艺政策,实现了逐步主流化的进程,并进而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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