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到空间政治学

作者

胡大平
Hu Daping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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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到空间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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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到空间政治学

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研究中,城市已经构成核心或中轴,空间视角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状况首先归于那种动态,即城市世界的形成把城市问题直接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使我们不得不以城市为平台考量文明本身。而在全部有关城市、地理和空间的话语中,历史唯物主义又处在极为显著的位置:不仅其实践意识持续地推动着人们从地理学、社会理论和文化角度对作为空间的批判性理解,而且其唯物辩证法为这些领域打开了方法论视野(尽管存在着复杂的争论)。在直接意义上,无论“关系性空间”(哈维)、“空间生产”(列斐伏尔)等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成果,还是以“认同”“差异”和“性别”为核心关注的各种后现代地理学,它们的形成都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可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的互动中,马克思主义以城市为落点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城市的当代境遇则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支撑下得到澄清。在此背景下 ,对这一关系进行历史透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大有帮助,也有益于对当代中国城市问题的理解。本文的基本目标便是:简要概括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中结盟的历史,阐明其内在的逻辑,从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发展勾勒出宏观理论背景。

一 马克思与城市

在直接的意义上,马克思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借助于列斐伏尔等哲学家、哈维等地理学家、卡斯特等社会学家重新“发现”和解释的。更确切地说,在城市成为社会斗争基本舞台的背景下,人们试图从空间变迁机制角度阐明当代城市的性质及其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已得到了再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是迄今最具竞争力的历史叙事和任何现代性自我理解都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正如哈维论证的那样,城乡对立、劳动地域性分工的重要性、生产力在城市群中的集中、劳动力价值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都呈现出空间的细分、通过交通和通信技术创新克服空间障碍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当代来说至关重要的论题马克思皆有涉及。由此出发,建构某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并非难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也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这使我们在分析今天的城市机理时可方便地引用马克思的结论。所以,当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人打开马克思主义城市分析的大门时,它便以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方式散布到流行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有关城市的研究中(从空间理论的形而上学讨论到城市规划这样的实践科学)不谈及马克思,成为一种反常。

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中轴展开的,但他们毕竟并没有直接突出城市在整个分析中的中心地位,而是聚焦于以其为载体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即商品生产的机制),也不曾突出强调空间视角的重要性和意义。换句话说,当以城市为落点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来回应当代社会历史发展难题时,因为这种“空缺”,人们不得不重构它,甚至通过与马克思的批评性对话来阐明其在城市问题上的潜能。在重构过程中,人们也依据福柯等人对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历史叙事批判而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从而进一步陷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争论之中。换言之,从城市研究或空间视角出发,也产生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义要求并引发有关元理论的争论,并且最终汇入第二国际以降特别是在卢卡奇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长期存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争论史,甚至重新定义了它们。这一点,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社会理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表述中特别明显。这意味着,与城市结盟的那个“马克思”是不确定的。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事先确立自己关于马克思与城市关系的基本理解框架,我们关于它的历史叙述就会因缺乏中心而流于描述,也将最终陷于对那种基本历史经验的外在评价之中。这正是当前研究之弊。为此,笔者在本文的叙述中并不采取那种编年史的方式,而是基于马克思与城市关系的基本理解从社会空间哲学、空间社会理论、空间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空间政治经济学等多维视角来审视那种历史经验。

关于马克思与城市基本关系的理解,笔者已经完成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其中三个核心的结论如下。

第一,虽然马克思没有言明自己的分析是以城市为直接背景的,但在其理论前提上蕴含了这样的基本假设: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维系和扩大的理想环境。换言之,城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实前提。更重要的,尽管作为历史认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矛盾的分析具有时间优先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解释的那样,他们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之“历史乃生成”这一革命思想,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分析,即资本一般运动的形式分析。没有这一点,列斐伏尔不可能谈论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升华到空间生产的知识,也不能有大卫·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尝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自身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某种新视角需要,如城市、生态、性别等,强加到马克思身上,断言它们在马克思那里的缺失是一种遗憾。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马克思的身上,那意味着解除我们自身的理论义务,并且它也是教条主义思维的深层逻辑。在这一点上,不只是正统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且多数对其进行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分享了同一逻辑。

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的论述,这些论述强调了:(1)城市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成中具有基础作用;(2)城市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不断建构的对象;(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地位,城市正是那种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4)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现代城市的中心问题。由此,只要肯定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策源地、再生产的基本平台,就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仅适用于今天的城市分析,而且实际上构成今天研究的前提,虽然他们并没有在分析过程中直接强调城市。

第三,在透视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关系——也就是说,在城市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困难之处并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找不到多少直接的结论,而是真正鉴别那些确实针对城市进行的然而马克思又将其抽象为现代社会一般原理的论述。这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建构体系的概念工具,而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城市的关系,最核心便是唯物辩证法在城市、地理和空间研究中的运用。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不能把当代各领域的突出问题简化为某种突出空间重要性的地理解释,而必须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进程中来把握它们的性质和表现。二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于成熟之际,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科学叙述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对资本生产一般的抽象概括,也就是我们今天泛称的“资本逻辑”之一般分析。实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类型分析向今天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过渡,是我们而非马克思本人的任务。这意味着,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城市、地理或空间,不是泛论历史性和过程性,而是强调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城市空间和地理生产的客观规律。因此它并不主张抽象的空间生产观念或者建立在过程之上的某种城市或空间本体论,而是突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变迁揭示当代城市的矛盾,探寻人类改造社会的现实可能性。

从全球理论动态看,马克思主义在空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理论中重新占据核心位置,同时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激励,以福山“历史的终结”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胜利论获得了广泛的市场,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不能掩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践的困境。无论是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政治冲突的威胁,还是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都迫使我们在政治上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替代模式。在此背景中,尽管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压抑,其阶级分析视角、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想象被悬置,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作为核心资源融入了主流社会理论。在这一语境中,可以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地理和空间论域的广泛生长,具有双重含义:其一,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分析中仍然具有优越性;其二,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左翼激进理论在遭遇理论困境背景下在新的论域中的突围。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值得欣喜的事,但同时也是需要警觉的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理论中的这一胜利,潜在包含着双重代价: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之意义被压抑。在多数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其他后现代立场的注脚,成为这些立场政治化的手段。二是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被强调。在城市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地理学问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的指南这一科学方法论意义被压抑。因此,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时,有必要首先从前提上反思和澄清城市在马克思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主义之方法论的整体特色。

二 马克思与城市联姻的实质:来自规划领域的启示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之间联姻的故事,通行的做法,是由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三剑客说起。在本文中,我们采取不同的思路,从规划设计领域说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一个边缘领域,然而对于理解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复杂表现来说,这具有一些特殊的优势。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资源之一,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诸如有关时空的元理论、有关资本生产的一般逻辑等核心问题上恰恰陷入了僵局:一方面,“时空的社会生产”“过度决定”“时空分延”“时空压缩”等观念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恰恰在当代地方之多样性、资本主义多维表现和未来可能性等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上,似乎再也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换句话说,元理论之实际运用这个中间地带成为永恒的战场,不同理论卷入无尽的厮杀,相反,在一些边缘领域和特殊的文本中,我们意外地遇到马克思。这往往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在《猿、电子生物和妇女:自然的重生》中就读到这样的观点——就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解读,在当代需要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对古典生物学进行批评性解读,从而打开女性解放的视野,对此我们将会有何感想?列斐伏尔也曾提出,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拓展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在今天有必要把“空间的科学”升级到空间生产的知识,并且提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这个元理论,那我们又该如何反应?如果我们肯定,哈拉维和列斐伏尔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那么可以说,他们代表着那种值得赞许的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当然,这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获得了正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就此解决,我们就此找到了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正确道路。笔者的意思是,在这样的领域,我们恰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所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以及自身理论的界限所在。就城市规划设计领域来说,其特殊意义在于,它尽管在当代人生存空间和环境营造方面具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但在表面上表现为与宏观经济社会过程及其冲突并无直接联系的相对独立的专家活动,因此在直接的意义上,其理念和理论的动向(特别是其诉诸马克思主义的趋势)直接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空场”,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介入现实的可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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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马克思与城市
  • 二 马克思与城市联姻的实质:来自规划领域的启示
  • 三 从空间生产的知识和社会空间哲学到“后现代地理学”:马克思与元理论幽灵
  • 四 从城市社会学到空间社会理论:马克思的激进化与退守式更新
    1. (一)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以1968年学生革命失败为代表的挫折之后重新激进化的一种重要方向
    2. (二)在与城市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空间社会理论的勃兴,也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空间社会理论的流行最终消解了其政治性,将其收编为对当代社会结构无害的批判性视角
    3. (三)如果说社会理论试图维持自己的科学身份或地位而执着于解释时,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安然寄于其中,那么,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拓展城市、地理和空间分析呢?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全球发展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
  • 五 从人本主义地理学到政治地理学或空间政治学:空间的政治化与马克思
  • 六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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