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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学与文辞之间

作者

杨遇青 1979年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文学;
蒋兴燕 女,1976年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陕西科技大学教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9XZW015)阶段性成果之一,获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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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学与文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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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学与文辞之间

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宋明文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论域。研究者大多立足于程颐“作文害道”的对峙范式,对之加以影响研究或“转换”研究。事实上,古代的儒生与文士身份往往是重叠的,文士难以摆脱儒生的天然身份,理学家也可以是优秀的文士,尤其明代通过科举把理学定于一尊,理学与文辞的关系在士人身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马理与吕柟皆是明代思想史上知名的醇儒,与文学复古运动的巨子们交往密切。在“古学渐兴”的背景下,他们与文士同时活跃在关河大地和京华重地,共构了富有张力的文化场域,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文化生态。“对之的考证价值,在于可由此考得理学的观念势力同时存在于七子派的活动圈子之内”。那么,在此场域和生态中,这些儒生是如何因应文学复古运动的勃兴的,或者说道学与文辞之间如何构成了某种冲突或协调?这是本文所关心的主要论域。本文则尝试从马理、吕柟这些理学家入手,从他们的讲习活动、文学创作、思想及文学交往过程中,初步探讨古学复兴下儒生与文士的思想状况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 太学同游:关河诸儒太学时期的讲习活动

弘治年间,杨一清督学关中,简拔康海、马理与吕柟于诸生之中,以为“康之文辞,马、吕之经学,皆天下士也。”弘治十四年(1501),康海折简招相交八年的挚友马理“同游太学”,次年会试,康海“名冠多士”,马理则不幸折戟沉沙。此后,他与吕柟、崔铣等同居辟雍,习礼宝邛寺。这是北方学术兴起的重要事件之一。

薛应旂《谿田马公墓志铭》曰,马理“既游太学,与泾野及安阳崔后渠诸公相交切劘,而文章德义名震都下,高丽使人亦知慕之,录公文以归”。其《泾野先生传》曰,吕柟“明年壬戌,会试未第,乃入太学,会三原、榆次、安阳、林县、陕州、河内诸同志之友,相与切磋,务事力行,不尚口耳。时虽为太学诸生,而识者因已知斯道之有属矣”。据崔铣《右副都御史马公行状》,与会者除传主马卿外,“关中则马理、秦伟、吕柟,山右则寇天叙,同省则方镗、张士隆、田汝耔,铣亦辱公与友”,他们“主本六经,兼综史氏,躬行务实”。其中包括陕西3人,河南5人,山西1人,囊括了这一时期北方学术的主要学者。

马理在为崔铣所撰的传记里,详细记录了崔铣加入这一群体的过程。他说,崔铣“游太学时,文字揽笔而成,月试尝日中投卷,榜出辄列名第一。时太学有广东举人梁宗烈者,白沙高弟,后渠即与何仲默氏往约文。又闻翰林检讨刘氏德符以斯文自任,即日就而求益,德符亦贤后渠,与缔交焉。……时理与一二友人同居辟雍,讲习明辨笃行之学,后渠三就三省而是之,遂相与日簪聚焉。盖自是切问近思,以濂洛之学为阶梯,以洙泗授受为准的,敛华就实,有得于内,不复求于外矣。”崔铣的经历在这一群体中具有典型性。他从游太学,为诸生第一;又与何景明、梁宗烈约文,与刘德符缔交。刘德符与石珤、王九思齐名,时称翰林三讨,以斯文自命。最后,崔铣三就三省,敛华就实,与马理等笃志研习“明辨笃行之学”,走上了儒学之路,成为正德、嘉靖间的知名学者。

当时,崔铣所见“理与一二友人同居辟雍”,很可能就是吕柟、秦伟、寇天叙诸人。马理在《泾野先生文集序》里说:“子在辟雍,与理及秦西涧世观、寇涂水子淳均携妻子、同邸居者数年,内外旦夕,以修齐之道相切磨相观法。尝有言曰:‘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毋徒任重弗克有终。’于时异居而志同者,有张西渠仲修、崔文敏仲凫、马卿敬臣,皆簪聚规过,辅仁肄礼。”又李开先《泾野亚卿传》:“辛酉,年甫二十三,中乡试前名,刻其文。明年下第,卒业成均,与三原马伯循、秦世观,榆次寇子惇,安阳张仲修、崔仲凫、林县马敬臣辍业而讲理学。久之,德业进修,践履笃实,盖有悦而不已,人不及知者。时或与他友习古冠婚士相见礼。”这个群体中,马理与秦伟、吕柟为陕西人。秦伟与马理为三原学派的中坚,他们亲受王恕、王承裕父子耳提面命,是弘道书院修造的主持者。而吕柟和山西榆次人寇天叙同属河东学派一脉,吕柟说:“公年二十,中弘治辛酉乡试,与予同试礼部不第,卒业太学,乃会三原秦世观、马伯循,安阳张仲修、崔子钟、林虑马敬臣同窗学四年。”他们均为弘治十一年或十三年举人,弘治十五年会试落榜,入太学卒业,因而“同邸居者数年”。此外,安阳人张士隆、崔铣,林县人马卿,虽然居处稍远,但他们志同道合,以敦行复礼为旨归,以修齐之术相砥砺,一起经历了四五年的同学经历,开京师讲习之风。这一讲会以同邸而居的山陕儒者为中心,聚合张士隆等河南三四同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北方儒者讲习群体。

黄宗羲《明儒学案》记马理曰:“先生师事王康僖,又得泾野、后渠为友,墨守主敬穷理之传”,又谓吕柟“以格物为穷理,先知而后行,皆是儒生所习闻。而先生所谓穷理,不是泛常不切于身,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所谓知者,即从闻见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过尔。”对马、吕之学似有讥贬。虽然所言并非无据,但以“主敬穷理”来概括马理等的学术是笼统的,即使把“穷理”解释为“格物”,解释为“事事不放过尔”,较为接近于吕柟、马理的思想面向,但对理解他们的学术趋向恐怕仍有一间之隔。

马理把讲会宗旨概括为“明辨笃行之学”,崔铣则谓之“明经修行”。所谓“明辨”即“明经”,首在“切问近思”,要“以濂洛之学为阶梯,以洙泗授受为准的,敛华就实,有得于内,不复求诸外矣”,表明他们具有“得内遗外”的内在转向和“敛华就实”的实学倾向。事实上,“转向内在”是有宋以来儒者的集体意识,但由濂洛上溯洙泗的古学倾向,则是他们值得注意的趋向。《关学编》说马理“论学准于程朱,然亦时与诸儒异同,盖自有独得之见。”正德九年殿试,问《大学衍义》。马理对曰:“真氏所衍汉唐宋之事,非《大学》本旨也。伏愿陛下惟以圣经为学,以尧舜文武为法。”又云:“真氏所衍,止于齐家,不知治国平天下皆本于慎独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诣,大率未精。”毋庸置疑,这份对策并不被考官赏识,以议论失旨,黜于二甲。可见,马理“力追古道”的信仰是固执的。以此为基础,他们“主本六经,兼综史氏”,与多数理学家相比更具学者气质。

所谓“笃行”即“修行”,就是先知后行,“躬行务实”,如吕柟所说:“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毋徒任重弗克有终。”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刊浮笃行之学”。崔铣在《亡友张仲修墓志铭》里详述了他们宗旨及争执,其中说:

明年试又不利。三原马理伯循集友讲学,大约明经修行,毋慕高虚,毋溺诂训,毋耽辞,毋陷利与名,其志以洙泗为师。仲修独持议曰:“诸君日端默戢戢,可谓能闲其心矣。要须于事为验其实。身与世为二,理与事相乖,非圣人合外内之道也。”铣等弗可仲修。又明年甲子,仲修及铣还安阳。乙丑赴春试,马子见而欣然曰:“仲修昔者之言,圣学也。吾辈其亟从事焉。

“明年试”指弘治十五年。这一年,他们在马理的倡导下,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讲学”,讲学的主题是“明经修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何谓“修行”,仍有不同的看法。其基本的主张是“毋慕高虚,毋溺诂训,毋耽辞章,毋陷利与名,其志以洙泗为师”。但“四毋”说颇有些消极的“自了汉”的意思。此即马理所谓“有得于内而不复求于外”。张士隆对此种以修身为中心的复古主义学风提出异议,认为理要落在事上,修身要与世运相适应,即“明经修行”要与践履、时务发生积极的联系。这种意见被多数同志所否定。但经过多年的讲习,弘治十八年,马理与崔、张二子再次相见,他们充分肯定了张士隆的观点契合“圣学”。当然,就马理的讲习实践看,他坚守了躬行礼教的古学,对时务并不积极。他“尝谓,‘见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当之。学圣人者当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即归,归必十数年而后起,绰绰然于进退之间,后渠称其‘爱道甚于爱官’,真不虚也。”

他们聚会讲习的具体实践为“簪聚规过,辅仁肄礼”。吕柟在《泾野子内篇》里多次述及他们学礼的情状。例如卷七说:“昔弘治间,与马谿田四五友在太学,或共屋读书,或一寺习礼,或面规其过,或阴让其善,或问学于舜颜,或求法于祖宗,或论世于千古。冬不辞冱寒,夏不惮祁暑,若是者盖四年也。”《泾野先生五经说》卷二记吕柟弟吕栖拜马理为师的仪式就是他们肄礼的实例,由吕栖笔录的《栖入学仪》说:

弘治壬戌(1502),兄业太学,父命栖随之就学于京师,师事马伯循先生。先期一日,兄晨兴,冠履、衣绅、盥洗,诣先生,再拜曰:“柟有弟栖,蠢愚罔知。有志也,愿洒扫于门下。”先生曰:“理不敏,不足以范栖,敢辞。”柟曰:“先生志在及人,宁弃柟。”先生曰:“吾子重有命,敢不敬从。”兄再拜,先生答拜。乃出。……兄在西阶,先生在阼阶揖让,升堂就位。栖立于门外,北面皆再拜,先生退盥于阼阶,诣香案跪,释菜俯伏兴复位,皆再拜,兄揖先生于堂内西壁下东西北上,栖在门外西阶下,有先入学者在其上,皆东面,执事者彻先师暨香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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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太学同游:关河诸儒太学时期的讲习活动
  • 二 语体的变革:以古雅为美的古文辞书写
  • 三 行道之文:基于力行和敛华就实的文学思想
  • 四 儒生与文士:马理与吕柟的康海书写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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