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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

作者

常威 周口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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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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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阳明心学与明代诗文理、情向度的流转

理、情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常触及的一对范畴,时至明代,不同思想影响下的群体对理、情的认知与侧重也存在差异,尤其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其对明代理、情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形成了明代诗文的理、情交织、延迟又递嬗的壮丽图景。大体而言,明代的理、情关系流转:

一方面基本上承续了宋代的传统,大都表现出以理学家为本以文学家为归的趋向,在本体论上主张“文以载道”、“诗言志”……这种观念弥漫于文坛,几乎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心学的流行和人们对理学专制的反动,文学观念的情感论盛极一时。

但是需要指出,明代诗文“载道派”与“缘情派”以阳明学为节点的分野固然是一种大势所趋,但是具体来说,明代诗文的理、情向度并非呈现一种交互递嬗的局面,实际上则是一种彼此交织的情形,而在流转过程中,又存在着延迟的情况。这种交织一方面呈现为在载道话语盛行的明中叶以前,也有前七子诗歌主情、受地域环境等影响的吴中派人士的主情之论。而在阳明学产生之后,也不乏唐宋派重理的文学主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阳明学产生之前学人(如七子派等)的主情之论,实际上也固含着理道的深刻内涵,而对于那些在阳明学影响下的主情论者(如李贽等),或亦未完全背离儒道的实质。对于流转过程中的延迟而言,则表现为阳明后学在承祧阳明学意旨时的不同侧重导致明代诗文主情说的风靡并非发生于阳明心学产生之际,而显然是阳明后学推助的结果。

一 明代诗文辨体与前七子“诗主情”说的理道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河流中,载道与缘情观此消彼长,贯穿始终。一般而言,载道观多在王朝振兴之时,而缘情观的产生则多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明代而论,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缘情说则可上溯于明中叶,而以晚明表现最为显著。当然,欲探究明代载道与缘情向度的流转,不能不首先论及明代的诗文之辨,而溯及前七子的主情之论。

(一)七子派诗文辨体与明代诗文主情说的前奏

明代的诗文之辨,大都将主情的诗与主理的文相对立,情、理俨然二者的代名词。但是需要指出,在儒道昌盛的时代背景下,研习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主张的情实未脱离理道的藩篱。因此,就明代而言,在阳明学未产生之前,不管是诗还是文,其根本指向可以说均未超出理道的界限。

稽考可知,明初立国,去宋未远,诗、文载道传统犹存,诸如台阁体者,可为明前期载道文风之代表,故他们对于诗、文之辨的区分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则有混同二者的趋向。例如,苏伯衡云:“尉迟楚好为文,谒空同子曰:‘敢问文有体乎?’曰:‘何体之有?《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而至李东阳,本方孝孺“文而成音,则谓之诗”(《刘氏诗序》)之说,遂谓诗、文“各有体而不相乱”(《匏翁家藏集序》),可见其“诗文之别主要在声,在于诗歌有声律可资讽咏,这对诗文体类的分别可谓一语中的。但李东阳所说的声,不在平仄而在调。”复至七子派,亦明乎诗、文之辨,遂有诗主情、文主理之论。李梦阳对此的论述尤为清晰:

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

康海于写景、道情之载体则言“予观渼陂先生之集,其叙事似司马子长而不琐屑于言语之末,其议论似孟子舆而能从容于抑扬之际,至其因怀陈致,写景道情,则出入乎风雅骚选之间,而振迅于天宝开元之右”,这显然表明了载道与描摹情景所使用载体的诗文差异。以上可见七子派诗文辨体注重于理、情的差别,不过从李梦阳的论述中亦可知诗歌自然可以有理,不过理并非诗歌本色,真情才是其最终依归园地,故而“在李梦阳看来,当时的文人学子之诗乃是缺乏真情的‘韵言’,‘今之文’也是‘考实而无人,抽华则无文’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只有民间才有真诗。”不唯李梦阳如此,七子派的其他成员也多有此论。例如,徐祯卿《谈艺录》更加强调了情感为诗之源: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歔,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

可见,在徐氏看来,因嬉笑怒骂之情而自然生发的音词,成为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其实也是诗所以为诗的重要特质。

平心而论,在理、情侧重上言诗文之区分并不恰切,因为不管是诗还是文,言理或抒情并非二者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有现实的需要,似乎皆可因之成文,也正因为这样,以诗为文或以文为诗的诗文创作成为一种可能,所以说诗未尝不能载道,自然不宜落于专情之域。至于七子派所主张的“诗主情”,其实与古人所谓“诗言志”者一样,依然包含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而并未与传统“诗缘情而绮靡”的论调划出疆界。因为“诗缘情而绮靡”尽管以情作为直截的表达,但是其理论价值亦不在于其与言志的对立(事实上并不对立),而在于其抉发了诗歌的美感特征。诚如王运熙、杨明所言:

汉魏以来,情、志二字常是混用的。……可见志或情,当时都是指内心的思想感情而言,无论是关于穷通出处,还是羁旅愁怨,都既可称为志,也可称为情。因此,“诗缘情”一语,不过是说情动于中而发为诗之意,并不具有与“诗言志”相对立的意义。……“诗缘情而绮靡”一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强调了诗的美感特征。

至于这时的情感内涵,更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国家层面的道德情感,而非属于个人真情。对于个中原因,或在于中国古代文论往往“表现出外部形态的多样化和内部形态的单一化”的特征,因此外部形态表现出来的诸如“诗言志”、《文选注》、诗文评、总集、杂记等多样性的风貌,“基本上都是被大致相似的文学观念所支配的,这种文学观念就是由‘诗言志’、‘感物吟志’、‘思无邪’、‘兴观群怨’等几条主干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换言之,“古人对于像‘情’、‘志’、‘心’、‘意’、‘理’、‘性’、‘性情’、‘性灵’之类的词汇的含义,虽然在具体讨论中可能有一定的差别,但并没有确定的区分,他们对这些词语的运用似乎也无一定之规,因此,他们所言‘情’时,未必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情’。”是故,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在后世以儒家主流话语作为行为处事准则的背景下,他们在文学作品上倡言的情,多少带有汉代“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味。而这种文学观“本身就是在经书文本的阐释中形成的,是经学著作的副产品。由于经学所推崇的“五经”文本中,《诗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汉代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就形成了一种“以《诗经》阐释为中心,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旨归的经学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这种文学观的最高追求”,因此,由这样的文学主张创作的文学作品必然有合于理(儒道)的趋向。诚如詹福瑞所说:

儒家诸子承认情的存在,是以明确的社会规范,即理性的克制、引导和自我调节为目的。他们所说的诗之情,是凝聚了理性的感性。孔子规范以无邪、不淫、不伤,荀子则归之于圣人之道,归之于礼。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儒家诸子所理解的志,是不排除情感,然而已经有了高度理性规范的思想情感。

台阁派自不待言,而即使以明代主情甚力的前七子论之,亦然。

(二)国家与社会:七子派主情说的价值归趋

显然,前七子的主情理论依然难以挣脱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钳制,诸如前七子的执牛耳者李梦阳虽言诗歌生于情,不过他的逻辑进路则是“诗言志,志有通塞,则悲欢以之”。不宁唯是,出于对诗歌价值的体认与鲜明的尊体意识,李梦阳又有“以诗观人”之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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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明代诗文辨体与前七子“诗主情”说的理道倾向
    1. (一)七子派诗文辨体与明代诗文主情说的前奏
    2. (二)国家与社会:七子派主情说的价值归趋
  • 二 阳明学与明代诗文理、情递嬗的延宕
    1. (一)王阳明:道德行为中的情感认同
    2. (二)阳明后学:道德的失语与情欲的独语
  • 三 阳明后学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其理道向度
    1. (一)重情说的文学投影及小品文的扬情抑理
    2. (二)并非反动:世俗儒家伦理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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