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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

作者

高璐 女,兰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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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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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士人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

明末士人的思维导向中既有源自传统儒家信念的忠奸之辨,亦有因国事日非、商业日兴所滋养的遁世逸乐情怀。这种环境下的士人心态与明代前中期相比,已经产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的师法对象与创作情怀也由前中期的重道尊圣、标举汉唐改为闲逸自适一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围绕苏轼产生的追摹式书写在这一时期的士人文集中屡见不鲜,而苏轼以其自然洒脱的栖居方式,似乎已成为该时期士人较为认同的精神偶像。关于明代苏轼接受情况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关成果。曾枣庄《“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论明代的苏轼诗文选评本》论文,对明代刊刻的各类苏轼诗文选评本进行了细致梳理、分析。其中既包括各类体裁兼有的综合性选本,也包括单一体裁的专门性选本。既包括应试类选本,也包括纠弊类选本。既包括地方类选本,也包括专题类选本,乃至某些影响较大的总集中苏轼诗文的编选情况。该文考其优劣,查其藏所,为学界后继相关研究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付琼《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论文则通过比对明清所刊苏文选本数量及产生时段,指出苏文选本在明代,尤其是晚明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因此明代苏轼研究并未“中熄”。稍后,樊庆彦《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献疑——兼论明代苏文评点的学术价值》论文指出晚明时期苏轼散文评点趋于繁盛,涌现出众多苏文评本与评家。明人对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把握,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苏轼的文学史地位,由此指出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不够妥帖。以上成果从选本、评点等方面对苏轼诗文在明代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许多观点具有启发性意义。

所谓追摹式书写,它指的是创作主体围绕特定对象所进行的、以追摹为主要方式的持续性创作活动。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为“追”,即在书写内容上,直接去表现特定对象的风度、情采等个体特质。其二为“摹”,即在书写方式上,着意贴近特定对象的创作特色与基本风格。与一般性的模拟相比,追摹式书写中的创作主体对特定对象的接受程度更深,部分创作甚至直接在后者的影响下触发。当然,具体到不同的创作主体,“追”和“摹”这两个特征的表现程度仍有侧重,有的追摹者更乐于描摹对方的风神俊貌,借以抒怀咏叹,有的追摹者则更倾向于学习对方的文法、诗法,以提高自身创作的灵动性、感染力等特质。在明末着意学苏的士人身上,这两个方面往往兼而有之。其中,武进士人郑鄤具有较为突出的代表性意义。郑鄤的人生观念与文学创作均明显受到苏轼的影响,作为明末士人追摹苏轼的一个典型,他始终将苏轼视为个体精神榜样、认同苏轼的主要创作理念,并在人生经历上具有类似的困厄体验。

就郑鄤存世作品来看,他对苏轼的追摹式书写的表征和方式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其狱中诗歌的创作中。崇祯八年(1635),郑鄤赴京候补,抵京不足一月,以得罪首辅温体仁被劾下刑部狱,次年二月移锦衣卫狱。崇祯十二年(1639),被磔。郑鄤在狱中不废吟咏,所作集为《狱中草》《后狱中草》,后被编为《峚阳草堂诗集》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郑鄤入狱后的诸类处境往往直接触发他对苏轼精神的向慕,而通过摹神写意、次韵追和、借语用典等具体方式,郑鄤又极大地拓宽了其狱中诗作的平和一面。但这种平和时常因其本人身处险境,而显露出一种“勉为开解”的用力痕迹。通过分析郑鄤追摹苏轼的原因、方式、创获以及不足,能够为明代苏轼接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样本。

一 特定书写对象的出现

既然追摹式书写中的创作主体对特定对象的接受程度非常深,并且超过了一般性的、泛泛的模仿,那么这个被推重的特定对象理应具备一些超出其他模拟对象的特质。“取法乎上”是追摹者的普遍诉求,苏轼及其衍生的丰富文化意义能够较高程度地与明末士人的精神需求、审美理念相呼应,又往往在人生体验的一致性上与后者合拍,为后者做出了有力的示范。

(一)士人的精神榜样

1.卓异的人格魅力

传统社会中的士人对于精神榜样选择,其着眼点在于两端:为政与自处。居庙堂之上当职思其居,辅弼规谏,是谓“补衮”。退居草野则应当泰然自若,安时处顺,是谓“守志”。如果从这两端来衡量,就不难理解苏轼为何会被后世士人所普遍认同、服膺乃至模仿。苏轼自入仕以来,于所任之处多施有善政,尝谓“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后至杭州任上,“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观其为政,不仅泽被甚众,而且对晚近以来的儒家士人起到了明确的示范效果。郑鄤在《苏公堤》诗序中直言:

东坡守郡上,言杭有西湖如人有眉目。湖葑塞为田,若二十年后尽为葑田,则举城复食醎。苦民将耗散,乃浚葑田二十五万丈为长堤,至今为百世之利。

其诗则曰:“不合时宜谢玉堂,风流天与照钱墉。葑堤亘作千年利,到处文人经济长。”其中的称引赞颂之意表露无遗。苏轼将儒家的兼济意识体现在了实际的为政中,而在个体行止方面,其通透豁达的居处之道、随顺自在的生活哲学既广受认同,又使人钦佩。可以说,苏轼“侣鱼虾而友麋鹿”的栖居方式和“天容海色本澄清”的从容情态,为近世诸多困顿不得志的士人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向上一路”。郑鄤《书怀五首》其三中明确无误地表露了自己在生活行止上对这位前贤的向慕与追随:

不如阳羡赋归田,未是东坡解脱禅。随分供餐随分足,逐时消遣逐时缘。千重急浪休争柁,百尺危峰少着鞭。尽得过时秋色老,回头看取夕阳天。

及至下狱后,郑鄤借得同舍雷应元所藏苏轼诗集。长子郑珏陪侍狱中,每日为其诵读数章,郑鄤自述“乃觉坡公须眉朗然,照人千载,上下恍恍”,“想见先生风度,大都有拙重而无轻儇,有方峭而无圆滑,非独才大无不可。”对郑鄤这类士人而言,因苏轼人格魅力而产生景仰之情,因景仰诚挚而“见贤思齐”,进而作用于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苏轼对其影响是至为深刻的。

2.超凡的创作才华

除了苏轼本人的风采使人向慕外,其诸类制作亦为后世所推重。郑鄤在《选苏东坡诗序》中,认为苏轼堪为“百世之帅”:

(苏轼)至海外诸作清深高妙,迥然绝尘,追和渊明仿佛故似,而终于南还,梦中惟有“(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之句,廉顽立懦,斯以为百世之帅也。与和陶诗令儿悉录之。余则简鄤所时欲讽者,置枕案间,人间事何当之有?柴桑金马,海外圜扉。是一是二,愿从先生下一转语。

郑鄤同情这位前代巨擘艰辛坎坷的仕宦经历,亦发自内心地赞叹他惊人的创作才华,在《读东坡诗》中称:

大苏诗格胜,回簿驱长风。渊泉随地岀,孤鹤摩天空。有时拈梵谛,偶作诙谐雄。不数三赋重,况复馀子同。何必经葱肆,才大天所穷。流离海天外,垂死语益工。追和渊明诗,千载企此翁。安得一尊酒,常置五柳中。承明曾几日,流寓如飘蓬。长楫金华彦,耐与山鬼逢。不以彼易此,所以为坡公。

诗歌之外,明代苏文之盛亦不遑多让,朱右选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之文编为《六先生文集》十六卷。唐顺之编纂《文编》,其中唐宋文亦仅取此八家。茅坤承朱右、唐顺之,增编文章,将“三苏”分开,重编《八先生文集》,辑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后者流传甚广,“八大家”之名遂流行海内,为古文范式,士人往往琢磨研习,以冀得其神理。譬如郑鄤,曾在《论表策选序》中明确提出为文有“四长”与“四短”,指出“文各有体,如眉目位置之不能易。……至录程,多主司之笔,其体自苏长公始。名公巨手,本积贮而出之。本朝之文,于斯为盛。”对苏轼的敬仰之情促使郑鄤竭力从事苏轼年谱考定工作,即使身在狱中,未尝废辍:

旧有东坡先生纪年录,殊芜漫。王五羊年谱刻于《坡仙集》,后者经李、焦二老所点定,较爽而少疏,其在《志林》别集者,不载见也。如对后之览者,知东坡先生考定年谱成于明,后学郑鄤系锦衣狱之日也。鄤以崇祯丁丑二月廿八日移狱,阅四月之望而书成。

郑鄤不仅在狱编成《考定苏文忠公年谱》,又写有《选苏东坡诗序》,可知其在狱中亦整理编选苏轼诗歌。这种因仰慕而产生怜惜的情感在其诗中表露得非常充分:“东坡也是可怜人,梦绕云山汤火身。毕竟声名低未得,至今文字累还新。”要之,苏轼以其卓异的人格魅力与超凡的创作才华,被以郑鄤为代表的明末士人视为精神楷模,并得到了后者发自内心的推崇与爱戴。

(二)相近的文学观念

苏轼尝谓“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种本乎自然的创作观念为晚明以来士人所推重。郑鄤尤其重视此法,在《明文稿汇选序四十二首》中屡屡引用,以阐明创作理念:

文之单征不过一线,得此一线,则千变万化可以随手而出。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一源。又如昆仑为山之庐,千嶂一脉。其间起伏开阖,皆有自然而然之妙。长公所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

不仅如此,郑鄤亦指出即使是当时某些重要文学流派的宗主座师,其创作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作为“唐宋派”领袖之一的唐顺之,不仅文法多变,“有教学文,又有吏部时文,又有中丞时文”,其晚年制作奥衍宏达,与早年登科时清涵藴藉的文风相比,亦有不同:

迨乎晚年,奥衍宏达,几离其宗,余细阅之,中后善政未差一黍,其清涵藴藉者原无所不尽,其奥衍宏达者原有所不尽。此中消息,那可易解?东坡云:“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后人欲易手语,以言止而意不尽者为至。东坡之见,岂遂不及此哉?先生古文词极深于抽翻剥换之法,手评文编上下,欧曾可与觌面。先生之古文词从八大家岀,先生之时文从占文词岀。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

在郑鄤看来,唐顺之晚年文章变为“奥衍宏达”。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改换门庭,而是在熟稔前贤佳篇的基础上达成了自然行文的状态,又与苏轼“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的创作观点相印证。

除了行文自然外,“简素”也是郑鄤推重的创作风格。在《明文稿汇选序四十二首》“汤海若”条下,郑鄤特意指出:“……编中有最简素一种,皆先生宦稿,如东坡海外文,读者尤当着眼。”以郑鄤为代表的明末士人往往具有这样一种雅致的审美观念:艺术创作的极致不是绚丽的色彩、喧闹的声音、突出的对比、激烈的情绪乃至触目难忘的意象,而是与之相反,是一种疏朗、朴素、平淡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主体情感若有似无,与现实的关系若即若离,亦不存在大喜大悲的跳跃性情绪,而其形象则近乎中国传统思维中所向慕的超脱者。这种特质集中地体现在苏轼渡海之后的创作中,其行文自然疏朴,又因历经浮沉而举重若轻、臻于化境,正是郑鄤着意师法的对象。

(三)相似的困厄体验

郑鄤认为苏轼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创作者,却仍然数次提到其困厄经历。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种困厄经历使人扼腕,但在郑鄤看来是有益于创作的。他在《读东坡诗》诗中明确提出,苏轼的创作“何必经葱肆,才大天所穷。流离海天外,垂死语益工”。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郑鄤本人下狱后的经历过于苦痛,使他主观上愿意将自己与苏轼相比附,以期得到精神上的开解。因此,苏轼困厄时的遭遇和创作,往往为其所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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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特定书写对象的出现
    1. (一)士人的精神榜样
      1. 1.卓异的人格魅力
      2. 2.超凡的创作才华
    2. (二)相近的文学观念
    3. (三)相似的困厄体验
  • 二 追摹式书写的产生场合
    1. (一)感时与悼亡
    2. (二)题咏与纪游
    3. (三)教习与切磋
    4. (四)送赠与劝慰
    5. (五)练笔与戏作
  • 三 追摹式书写的具体表现
    1. (一)摹神写意
    2. (二)次韵追和
    3. (三)借语用典
  • 四 追摹式书写的创获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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