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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

作者

马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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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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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育家孙万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的一种考试文体,有其整体上的盛衰轨迹,既与王朝的兴衰周期相伴随,又与旧时代的科举制度共兴共灭,但若从某些局部的、微观的视角来观察它,我们会发现一些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独特价值的个案。晚清同光时期的直隶士人孙万春在其《缙山书院文话》一书中所展现出来的八股文教学理论,就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富有意蕴的观察维度。

其一,晚清所带来的时间维度。八股文发展到清代,经历了多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创作改良,包括尤王派之重才情,宜兴派之重经术,金坛派之重机法,考据派之重典实,而最能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桐城派,则将义理、考据、词章熔于一炉,主张“以古文为时文”,提倡“清真雅正”之风,形成了乾嘉时期最为成熟、稳健的八股文理论。而在晚清道光至同治时期,桐城派的这套理论在曾国藩等人的推扬之下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近代的曙光也在消融着这些看似坚固的理论基石,经世思想、公羊学说、西学风潮都在向八股文体进行渗透。尤其是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文人,更容易聆听到新时代的呼声,对八股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与这些精英文人的创举相对立的,却是八股文在晚清底层文人当中急遽地走向庸俗化的极端。其中最为典型的标志,就是路德编纂的《仁在堂全集》在民间的广泛传播。路德对应试技法的过度重视,对义理革新的漠然态度,助长了底层士人的奔竞之心,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将“路德之文遍天下”与“洋烟之入中国”并列为“中国之大害”。“义”与“利”的矛盾在晚清八股文的两条发展道路上体现得如此彻底,而孙万春就恰恰处在这两者的夹缝之中。他深受桐城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对西学新知也不是懵然无知,本可以参与到晚清八股文改革的热烈讨论之中,但从《缙山书院文话》来看,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似乎与时代脱节,仍基本属于乾嘉时期的旧有范式。所以,将孙万春及其八股文话置于晚清的时代背景之中,会发现有着太多的格格不入。

其二,教育落后地区所带来的地域维度。孙万春出生于直隶省清苑县(在今河北保定),早年的教育经历似乎也未超出保定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保定虽是省城,但终究不能与江浙、广东等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相比。孙氏在文话中自言,他曾于咸丰庚申、辛酉间(1860—1861),在位于保定的抱阳山学习,又在保定莲池书院读过书。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后,他在兵部车驾司任职,后任陕西鄠县县令,不久后丁忧去职,遂主讲于缙山书院。他在写于光绪二年(1876)的《缙山书院文话序》中说,“偕二三同志讲学于兹,已数年矣”(第5870页),可知其讲学于缙山书院的大致时间。缙山位于今北京延庆,僻处于居庸关外,一直是文化教育较为落后的地区。与阮元在杭州和广州建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陶澍在南京创立的惜阴书社、陈澧在广州创办的菊坡精舍等相比,缙山书院的学风偏于保守,学员素质也不算高。孙万春来这里教书,颇有几分到边远山区支教的意味。他虽然发出感叹,“与诸生日斯证月斯迈,汲汲相期望者,岂惟是制义云乎哉”(第5870页),但现实的处境并不会真正地满足他的教育理想,“顾吾方与诸生锐志理学,而诸生固累于制义而未遑专心以从事也”,传授应试技巧便成为孙万春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孙万春为我们呈现了晚清八股文教育的一个独特案例。他的八股文教学理论受制于落后地区的客观条件,无法融入晚清八股文改革的潮流中去;但孙万春本人的文学与教育理想,又促使他尽最大可能地去坚持自己固有的理念与主张。

一 在应试需求与传世理想之间寻求妥协

自宋人王铚撰写《四六话》以来,文话、文论、文法等各类型文章学理论著作层出不穷。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为古文写作提供指导,或仅仅旁及时文,而专为八股文教学所作的理论书籍其实并不多见。明清时人讲授八股时文的教材,基本以文章选本为主要形式;专心写作理论性质较强的文话或文论,则是更为少见的现象。孙万春的《缙山书院文话》却是一部成规模且有深度的作品,在整个明清文话当中也属上乘之作。那么,像孙万春这样一位“于理学经济之书,皆贯通而能实践之”的知识分子,为何会有撰写一部八股文话的想法呢?

李羲钧在为《缙山书院文话》所作序文中,对孙氏的撰作动机做出了一番揣摩,也顺便抬高了这部八股文话的价值。他将此书归于“有用”之书,与刘勰因崇尚文艺而作《文心雕龙》,刘知几因担任史职而作《史通》“无少殊也”。但其实,此用并非彼用:《文心雕龙》和《史通》都具有严肃的学术品格,对学术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实质的作用;而八股文话之用却是一种浮浅之用、功利之用,不过使人开辟出一条通往名与利的捷径而已。清初学者李塨就指出,八股时文“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就将八股时文之用与真正的经世之用严格区分开来。孙万春对此也只能表示认可,只不过他摆在最高位置的不是经世之学,而是性理之学,所以他说“理学有益于身心,制义无裨于日用”。但现实的科举制度却迫使学生必须先通过制义之门径获取科名,进而才能有修养身心的余暇。因此,“不屏去制义,无暇及理学;不得科名,难去制义”。学习制义写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借助八股文体自身的经学、理学属性直接去推求圣人之道,而是要尽早摆脱科名的束缚,安心研求真正的学问。这一态度与明初时人设计八股文体的初衷完全背离,只能是对沉重现实的无奈与妥协。因此,他没有将八股应试与儒学教育视为一个二而一的过程,而是看作一种先后的关系,甚至还在文话《小引》中为学生获得科名之后的成长状态做了一番美好的展望:“科名既得,已无累心之端,再温习少年所读之经而玩其理,取有宋以来名贤语录以会其通,旁及诸子百家以别其趣,考证史书以论其人,将由穷理以尽性,由尽性以至命,极之治国平天下,一以贤之者也。”(第5870~5871页)类似的言论在文话正文中也屡次提出,例如:“何如得科名后,再作穷理格物工夫,以学为圣贤乎?”(第5915页)“得科名后,何书不可读乎?袁子才云:‘立名最小是文章。’以文章立名已小矣,而又区区于文章中之八股,不更小乎?是不学墨裁,终亦不能传世。尚不若习墨裁而早中者之有暇博览旁搜,或考据成家,或诗赋擅长,或古文名世,均较之八股为可以传、可以久也。”(第5967页)先猎取科名、再读书穷理,这样的人生规划固然“比上不足”,不能真正将八股训练与儒学修养统一起来,导致所学与所用相割裂;但至少“比下有余”,因为总比一些老学究“日抱名大家一编,羞问途于老高,卒之欲弃时文而科名在念,欲兼之旁搜远绍而力有未遑,一衿终老,孤陋寡闻”要强得多。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态度,反而使明清时人在面对八股应试时寻找到了更加务实的策略。因此,当孙万春遇到的学员并无过人素质的时候,当他任教的书院连一些基本藏书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又怎能苛责他在八股教学中所暴露出的功利主义倾向呢?

特别是,孙万春自己对于科名束缚也有着切身的痛苦。文话中就几次提及他乡试失败的经历,从这些自述可以推测出,孙氏最晚在咸丰九年(1859)就开始参加乡试,直到同治九年(1870)才终于中举。而中举的经历又非常惊险,房师庆锡荣几次呈荐其文,却均遭主考驳斥,最终是因二三场才得以中式。此后,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文风,“化其一往无前之概,而近于和平”(第5879页),才终于在次年(1871)得中进士。试想,如果他之前就能够得到正确的应试指导,对考场文风有准确的理解,恐怕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这份遗憾之情,在《缙山书院文话》的另一位作序者赵宜煊那里得到了共鸣。赵宜煊感慨道:“仆少钝,不能文,父师授读古文及诸大家文,皆人人脍炙于口者。迨廿六岁,始应童子试。越年食饩,己酉忝列拔萃科。计筮仕来秦,距入学甫七年耳。中犹读《礼》三年,于举业揣摩二字,实自惭未入门焉。兹读此,悔不见之于四十年前也。”(第5868页)“悔不见之于四十年前”这几个字的背后,是多少年华的流逝与多么无尽的悔恨啊!由此亦可想见,孙万春之所以直白不讳地宣称自己传授的就是应试法门,背后未必是迎合市场的逐利心理,而多半是出于对学生的尽心尽责,他不希望学生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将半生精力浪费在科举之事上,而是希望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与成果。因此,当有人质疑他“不教人学名大家,为传世计,而乃区区于科名”的时候,他便借用苏轼关于龙肉与猪肉的譬喻,坚称自己所传授的应试技法虽无龙肉之高格,却有猪肉“实美而真饱”的功用,两者“有所得无所得,判然矣”(第5967~5968页)。他还认为将错误的应试技巧教给学生,便是“诬人子弟,厥罪匪轻,损德败行,莫大于此”(第5929页)。显然,在一个教育落后地区,面对一群资质平凡的学生时,孙万春认为自己所能做的最大的德行义举,不是向学生抛售那些看似光鲜的理想情怀,而是务实地去利用应试教育的现实制度,改变这些学生的命运。我们过去看待明清八股文教育的应试色彩时,总是过于强调其中的逐利性。但活生生的人在现实重压之下,根本无力去改变制度,便只能在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做出最大的努力,去挣扎,去拼搏,去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我们从孙万春恳切的话语中,看不出太多的迂腐和愚昧,反而是满腔的真诚与务实。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孙万春只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务实当中仍然含有对学生们更高的要求。这并不是要求学生一边训练应试技巧,一边还要精研理学、通晓考据,变得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而是对整个教育过程做出了细致的区分,在不同年龄段安排了不同的侧重点,从而达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紧密配合,至少也是互不妨碍。

除了在获得科名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素质教育之外,孙万春还提出了人生中另一个应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年龄段,就是二十岁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他的理由是,人在二十岁前“心思未开”,若以庸俗僵化的应试规则来训练他们,“恐其性灵尽为法拘”,“心中毫无灵动,及至游泮后,锢蔽已深,人欲渐甚,永不能入,遂使终身为门外汉矣”,“即使不如是,作文倘二十岁以内心思不开,以后亦永无开期”。孙万春在说出这番话时,言辞力度尤其激烈,近于赌誓之语。他认为,青少年“心思本可开”,却总有人以迂腐、落后的观念去荼毒其性灵之思,可谓“造孽深矣”。这种错误的教育观念,“以之传人,人又去传人,甚至父以之传子,兄以之传弟,辗转相诬,伊于胡底?诬一人已为罪过,若诬及数世,其罪可胜言乎”。每当面对这类愚昧的父兄时,他便“不惜痛切言之,而使领童者自去改悔也”。他甚至押上了自己的职业荣辱与个人操守,说:“余主讲斯席,必期诸生中会,方觉有光。若人人如此损德,总命中有科名,天必削之,余又安有望乎?向来劝人求名,必先劝人为善。劝人为善,必先劝人去恶。皆此意也。”(第5930页)也确实,当我们看到聪明伶俐、具有天机性灵的童子被落后粗暴的应试教育毁灭其童心的时候,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如斯呢?从这样痛切的言语中,我们同样没有看到什么逐利的心态,而基本都是一个教师的赤诚肺腑。

从孙万春在文话中几处文字所透露出的教学思路来看,他将士子的受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二十岁之前,要以素质教育为主,夯实学问基础,培育美好性灵,我们称之为“初级素质教育阶段”;二十岁之后、获得科名之前,则专心一意地进入到应试训练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应试训练阶段”;获得科名之后,便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事业,既有余暇又无挂碍地去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实现继续教育和自我教育,可称之为“高级素质教育阶段”。第三阶段主要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并不是《缙山书院文话》所关注的主要话题,因此孙万春没有就此阶段给出具体的指导。三个阶段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阶段,而最危险的是第二阶段。进入应试训练阶段后,早年接受的素质教育已经形成惯性,给学生养成了对真才实学的强烈兴趣,但学生却不得不在这种状态下转入应试训练,每日埋首于墨卷之中,从事于枯燥无味的制义之学,内心难免会首鼠两端,顾此失彼,最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方面科名未获,一方面性灵也日益趋于衰微。孙万春的解决办法是,对第一阶段的初级素质教育进行合理的改造,使其与第二阶段的应试训练相配合。从《缙山书院文话》的零散表述中,我们能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造策略。

(一)以程朱理学敦人品,培养格物穷理的思维习惯

孙万春有同乡王锡三,同为时文教师,“其及门甚多,每科必中四五人,会试亦多中者”。孙氏同年友张冲霄便出其门下,向孙氏告知了其中门道:“(王锡三)每教人,先敦人品,后论时文。”(第5901页)在孙万春的理解中,似乎这所谓的“先”与“后”,不仅是逻辑上的主次之分,也有时间上的先后之意。如果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是先学作文,再修理学,就会产生一个连带的结果:衡文者将无法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品行水准。这显然有悖于朝廷开设科举的初衷。朝廷以文章选才,就是要从文章中观察考生的为人品行,进而衡量其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员。但明清时期太多庸碌之辈都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去修习为文之法,甚至认为“作文无与于作官”。孙万春就鲜明地反对这样的看法,他说:“见题后果能独有眼界,识踞题巅,耻人云亦云,将来作事亦必能一见此事即衷之以理,力任仔肩,无游移,无二三,一往直前,虽一败涂地而不悔。若见题毫无主见,下笔只有敷衍,将来见事亦必随波逐流,无卓识,安有卓行?直庸人而已。几见庸庸碌碌而能办国家大事哉?故人之品行如何?识力如何?人每决之于既事之后,余尝于其人作文时卜之。”(第5936~5937页)而于文章中卜测作者之品行,其前提就是品德教育必须要先于文章教学,理学在其中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股文是一种依托于儒家经典的文体,其行文立意基本要承袭程朱等人对经典的阐释。因此,程朱理学与八股文体之间存在着先天的联系,这点毋庸置疑。程朱教人以修养身心之道,用于“敦人品”,自然是非常切合的,但这又与八股文章如何行文、如何立意、如何展局、如何措辞等应试能力存在何种具体的联络机制呢?空说义理当然容易,但要将堂皇的理学义理与琐屑的制义文字建立起联系,则需要一番转化的过程。孙万春主要从思维习惯这一角度来权衡两者的关系。他指出:“童子平常作文,固宜先以意为主。余谓意亦逐末者也,莫如先以理为主。先为讲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使知程朱之所用意。再令其取先儒语录、《朱子大全》而纵观之,俾圣贤之理所以异而同、同而异者,常往复于胸中,作文时自不患其无意。然此亦只论作文耳。若论为学,尤宜躬行实践为主,不但只明其理已也。”(第6002页)他实际上再一次将人的教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讲授程朱理学,读《四书章句集注》、读语录、读《朱子大全》,使圣贤之理回荡于胸中;第二阶段才是作文,而程朱理学对作文的辅助以“意”为桥梁;第三阶段则是躬行实践。这基本就对应于上文所提到的初级素质教育、应试训练和高级素质教育。笔者认为,其中的“意”其实就是用理学知识为青少年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具体来讲,就是格物穷理,即从具体的生活中参悟抽象的道理。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实就早已将现实生活看作文章的取材源泉,但八股文有着诸多文体限制,不像一般的记、序、书、说那样可以轻易地植入作者的生活内容。所以,一定要将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化为一种思维习惯,也就是所谓的“意”。

例如,孙万春家乡城外曾发生过一次雷击事故,有牧羊人遭到雷击,引起当地人的一番议论。古人迷信地认为,遭到雷击是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上天降临惩罚。但这个牧羊人并非奸恶之徒,上天何以施罚于无辜之人呢?当地人就此展开一番议论,有人就向孙万春请教。这其实是一个中国古代伦理学争论已久的经典问题。王充《论衡》和刘基《雷说》都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这种虚妄的迷信,西方人更以现代科学的方法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这些中国与西方既有的解说,孙万春都有基本的了解。但理学家的关注点不同于科学家,向孙万春请教的人就很担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旦“天罚”之说被破除,人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虚妄,便失去了一个控制自己恶行的顾忌,恐怕更要肆行无忌了。孙万春却以八股文法来回答他:“子之所云,乃文章之一股耳。试将此意反一股以对之。……然又不可不使民知也。若告以必由天罚,往往行善者反被雷击,行恶者反有时而漏网。是使民谓善不宜行,而反入于恶矣。”(第5963页)由雷击牧羊人之事,想到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利用天罚说,其实就是一种由具体生活上升到抽象伦理的格物穷理的理学思维。考生在八股文中不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提到雷击牧羊人之事,因为要求入圣人口气的八股文不允许直接写出作者自己的生活记忆,但就此事件所展开的思考,却可以在八股文中用于解释圣贤话语。这也是一种胸中有典却不用典、化学问于无形的境界。

格物穷理的思维习惯还可以变化成为一种更加常用的譬喻说理之法。孙万春指出:“袁子才尺牍,遇难说之理,以他事比喻之,不烦言而已解。较之直指此事委曲详尽者,句省而意达。人皆服其笔妙,而不知宋人实重此法,不特用于他文,实时艺中亦往往用之。”所谓“宋人实重此法”,孙万春举了王安石经义文中的例子。王安石解释“知者动,仁者静”,就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譬今有二贾也:一则既富矣,一则知富之术而未富也。既富者虽焚舟折车,无事于贾可也。知富之术而未富者,则不得无事。此仁知之所以异其动静也。”已富之人如同仁者,故能守静无为;未富之人如同智者,必须动于事功。孙万春认为这样的比喻,已经不限于简单的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思维能力,“看去似浅,而非理学极精者不能道”(第6004页)。

(二)以广博学识厚基础,培育积学立识的文化素养

自明代到今天,八股文遭人诟病的一大罪状就是“无学”。仅仅钻研几部儒家经典,以及程朱等人有限的注释,就可以演化出万万千千的八股文章,这就容易使很多原本并不勤奋的学生走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误区。孙万春对此现象做出批评:“今人自一入学门,即以八股为业,问之他事,茫然不知,甚至有至死不舍者。宜乎八股之道,驾古人之上矣,而至今卒少传家,何哉?盖八股本枝叶,书卷为根本。根盛而叶自昌,理之固然。若专从枝叶用力,而舍其根本,吾未见其能传也。”他还发现,像袁枚、尤侗、曹之升这样的制义名家,“均胸有书卷,就其学问所溢,发为文章,不区区以八股名家,而八股独传”(第5951页)。

其实自古以来,科举文体就一直存在着类似的弊病,但明清八股文由于其极为特殊的文体规范,更容易助长学子无学的问题。孙万春发现,从宋代到清代,科举考生的学问水平呈现出每况愈下的态势,足可令人忧心。例如,宋人有谚语“《文选》烂,秀才半”,但到了清代,“全个秀才《文选》烂熟者几人乎”。明人称那些并无真才实学的考生为“《韵府群玉》秀才”,这些人并不去广泛阅读古书、积累学识,而是死抱着《韵府群玉》一类的兔园册子,就可以猎取功名。可是到了清代,《韵府群玉》对于一般考生来讲,就已经算是一部较有学术含量的读物了。正如孙氏所云,“自风气日趋日下,始束群书于高阁,而专意于时文。所谓‘六经根柢史波澜’者,已不多见矣”。对此问题,孙万春的解决办法就是鼓励学生“务实学而崇经术”。但关键是,完成这方面教育的年龄段很重要,不是等到获取科名之后,而是要早早奠基于学生幼年之时,也就是需要“为父兄及为师者教之于幼”(第6008~6009页)。

考据学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广博学识的渴求,超越了过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但对于落后地区的普通学子来讲,具备考据学所要求的知识量,无疑是一件难事。孙万春为此提出了两点对策。一是多读考证札记和解经之书,前者如程大昌《考古编》、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观国《学林新编》、李冶《敬斋古今黈》、叶大昌《考古质疑》、张淏《云谷杂记》,后者如朱彝尊《经义考》、毛晃《禹贡指南》、袁爕《诗经经筵讲义》、顾炎武《日知录》。这些书收录了一些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考证成果,“置之座右,时时翻阅而辨证之,自能增其识见,临文滔滔不穷也”(第5983页),既可增加八股解经的学术含量,也能避免八股文中出现知识性错误。二是寻找精通考据的师友,来为自己斧正纠谬。孙万春说“作文难,批文更难”(第5985页),如果教师能以广博的学识发现文章里的错误,便能及时纠正。他还从《花笺录》中摘录一则奇人轶事,清初宋征舆之所以在科场上连战连捷,就是因为有一位精通考据的妓女惜奴经常评议其文章,指出其中的知识性错误。宋征舆“自此精深宏博,遂举于乡”,后又“联捷成进士”(第5971~5972页)。

不过,八股文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有时难以将考据出来的材料直接挪入文中,同样也需要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化。孙万春想到了南唐徐铉、徐锴为李煜次子李仲宣作墓志的轶事。李仲宣因受狸猫惊吓而死,年仅六岁,追封岐王。墓志中为尊者讳,不便直述猫事,但兄弟二人仍想出古来与猫有关的典故多达数十个。这种胸中有典却不直书于文中的状态,与八股文的情况类似。因此孙万春说:“今之作八股者,果典多而不明用,使助其气味,出笔自与人不同。”他又以“勇”字题为例,建议“将《四书》、《五经》中凡说‘勇’者全融会心中,文内虽不用一典,全用白描,而其文与空疏者迥异”(第5973页)。可见,将考据学问用于八股文,并不是靠简单地罗列材料,而是要将搜罗到的材料融会贯通,获得充分的理解,从中汲取思想精华。这恰好规避了考据学的缺陷,同时又获取了其中最为核心的营养。

(三)以历代古文立根基,培植融汇古今的文章风范

“以古文为时文”作为一种明确的表述,始于明末艾南英,其《金正希稿序》云:“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但它作为一种实质存在的观念,即将古文之法用于科举文体的写作,则始于南宋,以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为代表。明代复古派的李攀龙、王世贞、宗臣,唐宋派的茅坤、归有光,公安派的袁中道,乃至清代桐城派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理论观点或创作实践。时至晚清,“以古文为时文”已经因桐城派影响力的提升,而成为一种常识性的观点,也是很多从事八股文教学的人都要信奉和遵守的准则。而孙万春的独到之处,则是将古文的教育与时文的训练置入不同的年龄段。他明确说:“作八股欲风骨端凝,必童时多读古文而揣摩之,开笔时多读大家以作根柢。二十岁后心思已清,取时墨而多读之,自然有采泽矣。有风骨以为里,有采泽以为表,则表里均到。风骨储之于先,采泽办之于后,则先后咸宜,纵不成名,亦必寿世。”(第5939页)可以看出,他同样以二十岁为界,这就将古文教学作为初级素质教育阶段的重要内容。

但是,几乎所有提倡“以古文为时文”的人都会面对一个难题:古文形式自由,内容广泛,八股文若从古文中获得借鉴,当如何克服两种文体之间巨大的隔阂呢?换句话说,八股文能从古文当中获取何种营养呢?孙万春的务实之处恰恰体现于此,他没有过多地将古文“文以载道”的观念强加于八股文,而是多从技术层面来谈,这就更能迎合普通学子的需求,也能使他们对古文形成发自内心的重视。

首先是学习古文中的篇章句法和修辞技巧。例如,孙万春认为《孟子》书中有很多可以借鉴到八股文写作中的修辞手法。他说:“人但知八股始于宋王安石,盛于前明,而不知皆由孟子开端。‘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已开后世对耦之祖。‘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二节,已开二比开合用意法。‘君子有三乐’二句,已开后三复笔法。他若起承转合、前呼后应等类,不能枚举。学者果能变化从心,即《孟子》一书已尽八股之道,况三传及八大家乎?”(第5956~5957页)他还从《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书中悟得那辗之法和反笔之法,“顾此法用于古文,尽人而知之矣,而不知用于时文为尤佳”(第5903~5904页),“昔人谓读《史记》等书者,倘见不及此,失前人之妙矣。不知时墨得力处亦正在此”(第5920页)。

其次是有些八股文也可不用对偶句式,而出以散行,这就需要向以散句见长的古文多加学习。孙万春说:“散行文从‘必也临事而惧’二句魁墨杨作后,不复见矣。先辈谓两扇难于六八股,散行难于两扇,何也?两扇虽层迭疏荡,仍与作墨卷一副笔墨。散行则另换一副笔墨矣。若用时墨调作散行,徒成笑柄耳。必其平日熟于《左》、《国》、《史记》、《汉书》及八家等书,又常作古文,出笔才合。若平日只读时墨,却万不可作。余乡会二场《春秋》文均以散行出之。彼时力避时墨调,而终不能麾之尽去,胎息不古也。然《春秋》文夹叙夹议,任自己寻常笔路,尚可勉为之。若《四书》文,则非有古香古色不可。欲作此者,平日于古文多读《国策》,于时文多读汤海秋初二三集,庶几近之。”(第5953页)

一般来讲,清人提倡“以古文为时文”的时候,古文的概念多集中于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与唐宋八家古文,但孙万春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将一些诗词、辞赋、骈文也容纳其中。我们据此也可揣测到,孙万春谈“以古文为时文”,并不是出于对古文义法的严格尊奉,而只是将古典文学作品视作一个整体,都作为其提升学生文学素养的资源而已。例如他说:“古人之文均精金百炼者,昔人每乐用之。如‘吾人不出而图君’等类,后渐觉讨厌。故学墨者均于墨卷中讨生活,不知物以罕见为贵。此时用古文中调,又觉簇簇生新矣。”而他接下来所举的例子,却是对《楚辞》和《阿房宫赋》的借鉴,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古文范畴。他从这些古代文学作品中借鉴来的,也不是多么深邃的文化内涵与文学风格,而只是一些新颖别致的句式罢了。这种教学思路确实离正统古文家的教导尚有一段距离,但却给普通学生培养了学习古文的兴趣。

孙万春囿于个人学力与教学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像唐宋派、桐城派精英学人那样,对古文义法保持较为严格的坚守,但在其心中,古文的地位仍然远高于时文。其标志就是,孙万春仅承认“以古文为时文”,却不赞成“以时文为古文”。有人曾质疑他:“古人作文,首在清真。今子不取名大家之理法清真者教之,而乃谆谆以墨卷为教,不亦诬乎?”孙万春回答道:“诸生为文,将欲传世乎?抑欲取科名乎?如欲传世,则班、马、《左》、《国》俱在,何不学为古文,学为《史记》,而区区以八股是为乎?即欲以八股传,而仅于八股中讨生活,恐亦万万难作佳文。”(第5913页)他认为,如欲以文章传世,便应直接学习古文,没必要营营于八股,即便是学习名大家时文也不足以传世。反之,若以获取科名为目的,却又不能局限于八股,必须学习古文,才可写出佳作。两相比照,说明“以时文为古文”并无必要,而“以古文为时文”则是写好时文的必经之路。这一立场,甚至比唐宋派、桐城派诸名家还要坚决。孙万春虽以八股授业,却一直都对八股文的真实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

(四)以名家时文树标杆,培训灵活高明的应试技能

上文引道:“作八股欲风骨端凝,必童时多读古文而揣摩之,开笔时多读大家以作根柢。二十岁后心思已清,取时墨而多读之,自然有采泽矣。”所谓“古文”,即先秦两汉以至唐宋的古文佳作;而所谓“大家”,并非古文大家,而是指八股文大家的范文。古文与名大家时文,同为二十岁前可供培育性灵的教材。而同为八股时文,与名大家作品相对而言的,则是所谓“墨卷”,即乡会试取中士子的考场文章。墨卷更符合阅卷者的真实喜好,也更贴近考场实际,但应试气息过重,作者往往亦非名手,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墨卷仅能代表一时的喜好,“其文亦只传诵一时,风气既过,即束置高阁”(第5977页);而名大家的时文作品却具有较高的境界追求,甚至可凭借时文传世,如归有光、唐顺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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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在应试需求与传世理想之间寻求妥协
    1. (一)以程朱理学敦人品,培养格物穷理的思维习惯
    2. (二)以广博学识厚基础,培育积学立识的文化素养
    3. (三)以历代古文立根基,培植融汇古今的文章风范
    4. (四)以名家时文树标杆,培训灵活高明的应试技能
  • 二 辞、理、气:八股文教学的三个基点
    1. (一)“辞之当”
    2. (二)“理之明”
    3. (三)“气之昌”
    4. (四)辞、理、气的关系
  • 三 以学生为中心的八股文学习方法论
    1. (一)培养勤奋苦读的品质
    2. (二)揣摩时文墨卷的精髓
      1. 1.怎么读
      2. 2.怎么背
      3. 3.怎么温
    3. (三)积累临场可用的素材
      1. 1.泛话成语
      2. 2.事实典故
      3. 3.前人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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