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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

蒋振华 1964年生。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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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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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

六朝是我国古代骈文发展的旺盛期,骈文成为此时“一代之文学”,骈文史家刘麟生引历世之誉称之为“六朝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里既已为骈体之文判词定义,又艳称魏晋之作,群才并骋。观六朝之骈,既有单篇为骈者,又多专著专书为骈者,后者如《文心雕龙》《诗品》《颜氏家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等,此两者共同构成“六朝文”的彬彬之盛。

然六朝骈文之盛,史论家大多关注世俗文学之一面,在六朝方丈丛林、洞天仙境,却有被学界所忽略的构成六朝骈文之盛的另一面,舍此一面,对于“六朝文”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即以六朝道教骈文论之,在作家构成上,有葛洪、郭璞、陆修静、顾欢、陶弘景等可与鲍照、江淹、孔稚珪、吴均、庾信相比肩者;在单篇骈文的佼佼者方面亦有郭璞的《江赋》、陆修静的《灵宝经目序》、顾欢的《夷夏论》、陶弘景的《仙风赋》《水仙赋》《答谢中书书》,足可置于“六朝文”之优秀者行列;在骈体的专著专书上,葛洪的《抱朴子》之《内篇》《外篇》三十余万字,全为骈文,可与前述刘勰、钟嵘、颜之推、郦道元等“骈文中最大之著作”相媲美。六朝如此创作繁盛的道教骈文,必须引起骈文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职是之故,我们不揣浅陋,拟对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作一探讨。

一 六朝道教赋体之骈

六朝道教作家皆为文章高手,散体骈体各擅其长,尤能承汉赋之统绪,运用赋体驾驭骈文,即在赋体中造骈偶之丽辞,形成了道教辞赋“赋体之骈”的文学文体样式,对六朝骈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葛洪、郭璞、陶弘景是道教赋体之骈的卓有成就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葛洪(283—343)是我国道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把道教神仙信仰理论化,使道教从民间转移到了上层社会,建立了全面的道教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学问广博极富文学造诣的文章学术之家,《晋书·葛洪传》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评价葛洪的:“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斯文为范,洪藻永传,盖棺定论极高。在文学创作上,《晋书》本传记载他所著“碑诔诗赋百卷”,可知其赋亦很可观,且多道教题材之作,开六朝道教赋之先声,其所作《遐观赋》、《养生赋论》(学界一般视该文为论体,其实就描写的方法、风格、路径而言,视为赋体毫无疑义)既张扬道教养生养神的宗教旨趣,又创“赋体之骈”的程式,如后者有云: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支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国亡,气衰身谢。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药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后。故知生难保而易散,气难清而易浊。若能审机权,可以制嗜欲,保性命。

此一节赋文,第一层以多重骈对写身与国之关系,初露“洪藻”之貌;第二层以两两双对之句写治身与治国之关系,为骈体之正对形式;第三层以单句对形式写养生养气之难易清浊,化繁对为简对,由上三层之对偶以体现骈文之“范”,此见葛氏在道教文章创作上运用骈文之垂范率先。《养生赋论》接下来又云:

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盖缘未见其益,虽心希妙道,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纳风,多怒则腠理奔血,多乐则心神邪荡,多愁则头鬓憔枯,多好则志气倾益,多恶则精经奔腾,多事则筋脉干急,多机则智慧沉迷。

此一节赋体承前节“洪藻”之端绪而张扬到极致,以“少”字领起的语词计十二种,同样以“多”字领起的句子亦十二句,繁词丽句,铺张扬厉,极尽赋体之态。又“少”与“多”相反相对,符合刘勰所谓“反对”之意,这正是葛洪对骈俪之文精准理解而用之于创作实践的典范之作。至于“一曰”“二曰”云云,既是动宾结构式一一偶对,又是六个三字句排比铺陈,骈与赋融为一体,两者相得益彰,文采“玉润双流,如彼珩珮”。《养生赋论》以下各节,在描写养生要妙、理趣法则诸多方面,“精核是非,才章富赡”,限于篇幅,此不赘引以衍拙文之意。

如果说葛洪开六朝道教赋骈诸体之先声,那么,郭璞(276—324)为晋代著名风水卜筮学家,方术之士,属道教之流,不但辞赋“为晋中兴之冠”,亦为六朝道教赋骈之杰,其所作《巫咸山赋》《江赋》《盐池赋》《井赋》《流寓赋》《南郊赋》《登百尺楼赋》《蜜蜂赋》《蚍蜉赋》既是赋史上的卓尔佳构,亦是六朝道教赋体之骈的执牛耳者。

据《晋书》本传载郭璞“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又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既有实践上的赋作成就,又对汉赋正宗、赋的体式、本事乃至赋学研究都有独到理解,可知在赋的理论和实践上,郭璞都称得上辞赋大家,因此,《晋书》称其为“晋中兴之冠”名副其实。他所作《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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