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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弈与渐进(1937~1949):中央与地方的角逐及基层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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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弈与渐进(1937~1949):中央与地方的角逐及基层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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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弈与渐进(1937~1949):中央与地方的角逐及基层社会变迁

就1937~1949年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发展态势而言,国家基层政权体系进入了甘南藏区,但是夏河县政府与卓尼设治局的设立并没有从体制和实际政治生活中完成对甘南藏区固有的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二者在相当时期内在甘南藏区并存,成为分歧的根源。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基层政权的夏河县政府与卓尼设治局和藏区原有政教合一体系存在着政治文化上的严重对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具有明显的极权与专制特征,但不可否认其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政权政治架构的发展上,大体上遵循了孙中山生前所提出的“建设之程序”,即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蒋中正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领袖所表现出的独裁与专制,并不能抹杀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特质。而这与甘南藏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的、保守的政教合一体制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甘南藏区的地方政教体系严重阻碍着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阻碍着现代民族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与扩张。

但与此同时,整个中华民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抗战救国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核心的内容,成为压倒性的政治主题。抗战救国不仅成为国民政府制定各项政策的根本,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呼声。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达到近现代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背景下的甘南藏区,作为政治博弈的双方,国家基层政权与地方政教体系虽然存在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战争的迫近使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此时成为双方的共识,赢得抗战的胜利成为双方共同的目标,这成为双方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彼此妥协与合作的基础。抗战爆发后,西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之一,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在此背景之下,国民政府日益加大对西北开发的力度,同时加强了对西北的控制,力争掌控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应对战时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权对民族宗教问题更加重视。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通过的《边疆施政纲要》,明确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施政方针。政治方面,“对于边疆各民族一切设施,应培养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助其文化,以确立其自治基础……各边疆地方政府应适应环境情形,尽量以任用各民族地方人士为原则,其优秀者应特与选拔,使其参与中央党政,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经济方面,“逐渐增设边疆各地金融机构企业及合作组织,以扶助经济事业之发展……对于边疆人民原有之各种生产事业,政府当尽量予以资本及技术之协助”[]

正是在抗战救国的时代背景与国民政府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施政的政策背景之下,夏河县政府与其后设立的卓尼设治局秉承国家意志,开始更为积极主动地推进各项施政措施。但这几乎注定国家基层政权的施政必然与拉卜楞及卓尼地方政教体系产生矛盾,甚至裂痕。对世俗权力的争夺,成为甘南藏区地方政教体系与国家基层政权体系斗争的焦点。而另外,刚刚进入藏区的国家基层政权面对根深蒂固的地方宗教政治体系,不得不与之合作以求得政令的推行;而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地方性的宗教政治体系也在寻求来自国家的支持,所以二者之间除了矛盾与斗争的一面,又有彼此妥协与合作的一面,宗教性力量与世俗性力量共同寻求博弈中的双赢,似乎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目标。直至解放前夕,这一主题贯穿该时期甘南藏区各重大事件,并深刻影响着藏区社会变迁的诸多领域。

第一节 斗争与合作

——国家政权体系与地方政教体系的博弈

抗战爆发后,东北、华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不得不以西南、西北为大后方部署抗战建国的方略,一个稳定团结的大后方成为抗战胜利的基础。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控制目标之下,国民政府没有急于用国家基层政权更替甘南藏区的地方政教体系,而是采取了一种“立新而不废旧”的策略,反映在甘南藏区,就是国家基层政权与地方政教体系的并存。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基层政权没有任何取缔政教合一体制的明令,而力图以基层政权的施政,潜移默化地消解旧有的体制,但这种并存,在基层政治的现实中造成了甘肃军政当局与地方政教体系的诸多矛盾与冲突。同时,国民党上层对地方政教体系的上层人物极尽怀柔与拉拢,一方面利用其稳定地方;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其为抗战多做贡献。作为甘南藏区地方政教体系,在拉卜楞设治局与卓尼设治局设立之时,就感到了国家政权对传统政教合一体制的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尽可能采取一切举措,取得国民政府高层的支持,以巩固其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与区域性的政治权威;同时,不得不对进入藏区的国家基层政权采取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合作,而初入藏区的国家基层政权在藏区推行政令,更是离不开地方政教体系的配合。在这种政治博弈的局面里,既有斗争,又有合作,主要体现在甘肃军政当局据国民党高层对待地方政教体系的不同政策重点、拉卜楞地方政教体系对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及其地方政教体系自身的变革与对省、县政权的配合与支持。

一 压制与怀柔——甘肃军政当局与国民党高层政策目标的侧重

因为基层政权与寺院在行政管辖上的冲突,甘肃军政当局与夏河、卓尼基层政权与地方政教体系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地方政教体系的存在对省、县政权的施政构成极大的阻力,这种情况使得甘肃军政当局,在对待地方政教体系上,对其采取以压制为主的政策目标,以限制地方政教体系的权力。这种政策目标的侧重,源于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目标的需要,更是着眼于基层政治与社会的现实。而在国民党高层,一方面由于它没有与地方政教体系产生直接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也需要争取宗教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以维护抗战后方的稳定并争取其为抗战多做贡献,这使得国民党高层在对待甘南藏区地方政教体系上层人物时,以怀柔与笼络为重点,争取其效忠。藏区地方政教体系,感受到来自甘肃军政当局的压力,急欲取得国民党高层的支持以巩固和维护传统的政教权威与地位。为了各自的利益与目标,三方展开了博弈。

甘肃省政府因为行政管辖的问题与拉卜楞寺上层早有矛盾。1940年,谷正伦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当时省政府要从临潭到夏河修一条路,计划经阿木去乎、加尕滩、桑科到夏河,但这一路线沿途都是草原,荒无人烟,因此黄正清提出该路经卡加到夏河,因为这一路线沿途村庄多,便于修筑维护,谷正伦对此极为不满,无视黄正清的意见,按前一条路线修筑此路。对于拉卜楞保安司令部,谷正伦更是视为眼中钉,谷正伦认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夏河县县长的权限,要求缩小黄正清的权力,就下令将原直属省府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划归第一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驻岷县)管辖,如此一来,意味着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与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在行政级别上的降格。对此,黄正清提出反对意见,并向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和行政院发电报,以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第一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三个机构主管均为少将军衔,不利于统辖为由表示不能服从省府命令,并请求辞职。对黄正清此举,谷正伦极为恼怒。但蒋介石后来批驳了谷正伦的主张,仍维持原状[]

国民政府高层对于甘肃省政府压缩拉卜楞寺地方政教体系权力的做法不予支持,是有深层原因的。抗战时期,日本早就图谋利用中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而像黄正清这样在民族地区深孚众望的爱国宗教上层人士,在维持地方安定、宣传抗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对其既得的权益给予一定的承认和保护,是完全值得和必要的。

1933年,发生了拉卜楞藏区划入甘肃省一事,从中更能看出国民政府高层对拉卜楞寺上层的怀柔与笼络之心。1933年,黄正清从《申报》得知,行政院准备讨论拉卜楞藏区重新划归青海的问题,原来马麟继其兄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后,对拉卜楞藏区觊觎之心不死,派人到南京活动,企图重新染指拉卜楞藏区。得知此消息后,黄正清携员亲赴兰州与南京活动,力图挽回局面。黄正清到达南京后不久,即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据黄正清回忆,他主要陈述:“过去和马麒、马麟打过几年仗,藏民死了许多人,现在行政院又打算把拉卜楞划归青海,势必又要打仗,群众十分反对、恐怕以后永无宁日。蒋听了我的话好像很同情,认为应该重新考虑。并说:我可以向汪院长(精卫)打招呼,你也可以去找找他。”[]紧接着,黄正清又去见了汪精卫,更详细地陈述了不能将拉卜楞藏区划归青海的理由,汪答应一定再考虑。同时,黄正清还拜会了许多蒙藏委员会和行政院人物,并利用九世班禅来南京之机,通过班禅大师再次向国民政府高层陈述来意。之后不久,行政院传来消息,拉卜楞藏区仍归甘肃,不划入青海。此次事件,国民政府高层不惜得罪青海地方实力派马麟,维护了拉卜楞地方政教体系的权益,将其划入甘肃,不难看出国民政府高层对拉卜楞寺上层的怀柔之意。

此次事件结束后,黄正清又在南京见到了朱培德,请求增发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枪支弹药,同时力促班禅大师请求行政院给五世嘉木样大师颁发印册。这两个请求,最终再次得到了国民政府高层的同意。1934年春天,印册铸就,遂于蒙藏委员会举行授印仪式,由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培廉主持,班禅参加,黄正清代表五世嘉木样受印,此印由白银50两铸成,为正方形,文曰“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之印”。同时,张治中从江西回来,传达了蒋介石对黄正清要求枪支弹药的批示:“给湖北造步枪三百支,子弹三万发,并给一部一百瓦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配备台长一人,报务员二人,机务员一人,均由军政部委派,电台经费及人员工资亦由该部逐年拨发。”[]国民政府对五世嘉木样正式颁发封册,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册封文

福民利国,本政教之同源,崇德尚贤,乃邦家之令典。嘉木样呼图克图,鹫峰衍派,象教覃敷,摩尼惠影,具逸翊于夙生,袛树胜缘,砺锐衷于舍欲,风声所树,厥德懋昭,著加给辅国阐化四字名号,永见边陲绥辑,团结精诚,定知法雨宏施,涵濡闿泽,式颁册命,尚其袛承!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

这是官方对拉卜楞寺上层宗教权威的某种确认,枪支弹药的配发也增强了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的力量。抗战迫近之际,国民政府上述诸多举措,意图争取拉卜楞寺上层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对于卓尼政教体系上层,也依然能清晰地看到甘肃军政当局与国民党高层政策目标的侧重。

博峪事变解决后,卓尼设治局成立,“土司衙门”被取消,同时杨复兴继任洮岷路保安司令一职,卓尼藏区呈现卓尼设治局与保安司令部分庭抗礼的局面。但是初进藏区的国民党“设治局”与以杨复兴为首的司令部相比,门庭冷落,无人问津,“而杨复兴的统治则不失其民族的凝聚性和几百年来在卓尼藏区的影响。民有民法,教有教规,地方有地方的习惯法,因此卓尼地区的各种事宜仍由集政权、族权与神权一身的杨氏处理。实际上国民党的地方统治机构被架空,受到当地群众的冷落”[]。这种潜藏的危机,酝酿着国民党地方统治机构与卓尼土司地方政教体系更大的冲突。其后,“北山事件”的发生与卓尼插岗四旗抗编保甲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1943年3月,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残酷压榨,肋巴佛率临潭、卓尼僧俗群众3000余人起义。国民党军政当局随即派出国民党第3军与各地方武装配合,进行围剿,起义部队终因装备落后、缺乏训练而失败。起义领袖肋巴佛辗转来到卓尼北山一带,并与当地土官杨麻周取得联系,游说其参加起义,杨麻周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洮岷路司令部杨复兴全权代表杨一俊,杨一俊电令其不得参与,并将肋巴佛暗送出境,但杨麻周并未照办,听从了肋巴佛的游说,准备偷袭国民党军队。8月,国民党周体仁部第12师师长吕继周进驻卓尼北山,并电邀卓尼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一俊等30多名官员赴北山参加“剿灭残匪”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北山土官杨麻周属下小头人杨才尕率40余人夜袭多玛寺周军20团营部,杀死官兵100余人。周体仁得知后,率重兵进攻北山,迫使北山群众赔偿白洋10万元,马500匹,枪500支,并将杨一俊等6名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官员先后枪杀。此次事件北山藏区群众被勒索10万元巨款,民怨极大。[]北山事件使国民党地方政权对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对杨复兴本人的怀疑逐步升级,而藏区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为了排除洮岷路保安司令部与杨复兴对藏区群众从中策动,政府决定整编卓尼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1943年10月,岷县专员胡受谦亲赴卓尼整编洮岷路保安司令部,胡任命其中校参谋刘济清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同时任命卓尼设治局局长刘修月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就司令部领导体制而言,最主要的3个领导职务是司令、参谋长、副司令。当初“博峪事变”善后时,司令由杨复兴继任,参谋长一职由杨氏宗族及各部落头人推选杨一俊担任,当时杨复兴年少,政务实际上由杨一俊负责,副司令一职由当时的设治局局长薛达兼任,这种人事安排,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当时卓尼土司地方政教体系的需要。此次整编,除仍由设治局局长兼任副司令以外,参谋长一职,胡受谦任命自己的亲信中校参谋刘济清担任,并督饬卓尼设治局与司令部合署办公,同时将司令部原来下设的8大处,改并为秘书、副官、军需3室,压缩司令部机构,以加强甘肃军政当局对司令部的控制。

1944年8月,卓尼设治局户籍室主任寇德昌协同赵国璋等前往插岗编制保甲,遭到当地藏族群众的武力反抗,岷县专员张仰文率保安队前往镇压,在力族村遭到插岗四旗千余名群众包围,编制保甲工作被迫停止。但插岗四旗群众又为此被榨取15万余元。

上述两次事件,藏区人民赔款近30万元,北山、插岗等地群众被迫变卖家产,穷困已极,这一方面威胁了司令部与禅定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步步进逼,使杨复兴倍感压力,处处受制。杨复兴及其部下急欲寻求国民党高层支持,以图与国民党基层政权相抗衡。1946年春,杨复兴筹集资金,准备晋见蒋介石。藏学学者杨士宏对杨复兴拜见蒋介石的目的曾有精辟的分析:

他(杨复兴,引者注)虽然冠有洮岷路保安司令的头衔,但从他的实力来看,在国民党政界、军界和官场中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流外”官,处处受到歧视和限制。因此他如同历代土司去京朝贡觐见皇帝一样,以卓尼四十八旗藏族人民代表的名义去觐见蒋介石。目的在于抬高身价,以此来牵制和减少国民党各级地方政府对他的各种压力和敲诈[]

1947年春,杨复兴一行来到兰州,在征得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的同意后前往南京。在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接见了杨复兴一行,杨复兴向其提出了晋见蒋介石的要求,许将此意转达了南京政府。194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官邸接见了杨复兴一行。杨复兴向蒋介石介绍了卓尼藏区的情况,并提出上陆军大学深造的要求,蒋表示可以考虑。

杨复兴南京见蒋后,经兰州返回卓尼,此时,各地乡绅,包括岷县专署、卓尼设治局等官员对杨一改往日态度,毕恭毕敬。1947年冬,国民政府国防部电令杨复兴赴南京陆军大学受训。1948年,杨复兴被选举为安多藏区国大代表,同时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生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初,杨复兴从陆军大学毕业,被授予少将军衔,返回卓尼继续担任拉卜楞保安司令一职。杨复兴毕业返兰后,拜访了国民党军政各界在兰州的一些重要人物,途经岷县时,杨复兴受到岷县专员孙升阳的热情接待。杨复兴到卓尼后,整顿军务,举办卓尼军官训练班,学员60人,受训4个月后毕业,大部分被分配到新组建的警卫营中任职。[]

自杨复兴南京见蒋后,其政治地位获得进一步提升,甘肃军政当局也一改往日态度,对其刮目相看,借助国民党高层的力量,杨复兴成功地提高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巩固了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地位,维护了卓尼地方政教体系的利益。

二 拉卜楞寺地方政教体系对抗战的支持与贡献

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支援抗战。拉卜楞寺虽地处战争后方,但也把支援抗战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利用一切机会支援抗战,报效国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样大师正在赴藏途中,抵达拉萨时,得悉抗战爆发,大师对日寇之侵略行径感到震惊,极为愤慨。他通过各种渠道探询战争的发展动态,到大小昭寺礼佛祈祷,祈求战争早日结束。他借助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的电台,与拉卜楞寺取得联系,命其弟率寺院僧俗前往前线慰问。拉卜楞寺接到大师电令后,所属108个寺院、组织了一个20余人的慰劳前方将士代表团,由黄正清之弟黄正基为团长,制作了锦旗并携带大量慰问品,先到重庆,向蒋介石致敬,然后分赴各战区,进行慰劳,直到次年秋天才返回拉卜楞。由于交通不便,加上战争影响,代表团将近一年的辗转奔波,十分辛苦,黄正基竟因劳顿过度,身染重病,医治无效而逝世,年仅28岁。1938年冬天,黄正清还参加了“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与内蒙古、新疆、西藏、西康等地区14位少数民族代表发表《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以激励抗战士气。五世嘉木样大师从西藏归来之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抗战事业。1940年冬,甘肃省第一区专员公署在岷县召开了“甘肃西南地区藏胞效忠大会”,五世嘉木样派遣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率领教区各部落头人前往参加,表示藏胞效忠政府,共赴国难。1941年,五世嘉木样大师创办“边闻通讯社”,以提高藏民民族国家意识,灌输抗战知识,加强藏汉文化交流。

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形势日益严峻。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在全国发动抗战捐献运动。五世嘉木样大师亲力亲为,响应国家号召,于是年6月远赴玛曲、阿坝、果洛、康萨等地宣传,以募化款项支援抗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五世嘉木样大师向广大藏区群众发表了著名的《为宣传抗建告蒙藏同胞书》,并广为散发,其内容摘录如下:

蒙藏同胞们!我们大中华民国和日本小鬼子,自从二十六年七月到现在已经整整打了六年血战了!在这六年当中,每逢本寺法会,我都曾把国内外的情势提要地告诉过你们,因为你们是居住在交通梗塞、一切落后的草原里,内地人士是很不容易到达的。同时因为语言的关系,内地的报章杂志,你们见得很少,看懂的更少!所以我乘这次宣化各地的良机,再把最近的情形,和我们蒙藏人民应有的认识撮要地说一说:

一、国际现状……

二、国内情况……

综合各方情形,详细观察,最后胜利的来临,确属为期不远!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吾人的责任,亦愈加重大!前方的人,固应积极准备决战,光复河山。在后方的人,更不应分种族男女老幼,将人力、物力、财力,尽量地贡献中央,以加速最后胜利的来临。

……郑重告诫蒙藏同胞者,要有数点:

1.在此抗建时期均应恪遵总裁昭示之“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要旨,对中央及各级政府之命令与法律,切实遵守奉行,不得稍有违背。

2.现在后方治安,极关重要,各民族应精诚团结,对于挑拨离间利诱蛊惑之言论行为,不可盲从附和,倘有外来不良分子,务须设法盘查,如有证据,立即呈报,万勿疏忽,因循以致贻害地方。

3.抗战大业,首重经济与生产等项,蒙藏地方,虽与内地情形不同,但嗣后在畜牧方面,应将选种防疫,以及饲料等事项,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改善,采取新法藉以增加生产,而利抗建!

4.吾蒙藏地方,文化特别落后,在此中央厉行推进边教之际,吾人对于教育一项,更应设法举办,以便沟通文化,扫除文盲,时代日益进化,吾人切不可故步自封,必须适应潮流,方配当现时代之国民!

吾蒙藏同胞,应注意的事项甚多,以上几点,仅是提要而已,最后愿我崇信三宝的蒙藏同胞们,要时时虔诚发愿:

愿侵略者连食其报!

愿抗战将士世享安乐!

愿领袖威德齐天!

愿国家万年永固!

愿世界永久和平!

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凭借五世嘉木样大师在藏区的崇高威望,此次宣化极为成功,上至部落头人,下到普通藏族群众均踊跃捐献,最终筹得30架飞机款(每架3万元)。1943年11月,大师任命其兄长黄正清为团长,率拉卜楞寺僧俗代表四五十人组成“拉卜楞致敬团”,派往重庆向蒋介石致敬,并捐献所筹款项。1944年1月,代表团抵达重庆,用黄正清自己的话说,“藏胞游牧原野,居处鄙荒,抗战以还,对抗建贡献独少”,此次献机活动,“亦属藏胞爱国一端”[]。对拉卜楞寺的这一举动,国民政府高层极其重视。据黄正清回忆:“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高级训练班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国热情十分称赞。接见时赵寿山在座。重庆有关当局,对我们热烈欢迎。何应钦、张治中、吴忠信等都出席了招待会。时贺耀祖任重庆市长,也热情招待我们。各大学都邀请我去讲话,我都一一应邀,向广大师生宣传安多藏胞抗日爱国思想。各个报纸都有报道。”[]

此次拉卜楞寺捐献价值30架飞机的款额,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物质贡献。然而此次活动引起各方重视的,并不在于捐献本身。国民党中央政府意图借此契机,营造国内民族团结安定的氛围,宣扬其民族宗教政策,为团结抗战进行舆论宣传。《中央日报》在1944年1月5日题为《欢迎拉卜楞代表团》的社论中,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国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社论说,“乌斯藏族与中国各宗族同出一源。只因各族所居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以各族生活方法各异,由此各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亦有异致。我们可以说,中国国内各宗族只有地域与宗教之别,并没有种族和民族之分。惟其是中华民族之内,包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法,和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中国的文化,能够广大,能够悠久,能够融合众异以成大同,更由文化的大同以造成我永垂不朽的大一统国家”,社论还以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为例,指出其“诞生于青海,他的改革运动也策源于青海。驻在拉卜楞寺的嘉木样活佛就是宗喀巴大师的教统存留于青海的一支。由此可知拉卜楞寺在中国西部,有其重要的地位,为国人所应尊崇”[]。透过此社论,我们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意欲彰显对藏族宗教文化的尊重与宽容,以营造全国各族团结抗战之稳定局面。

而在拉卜楞寺代表团方面,此次除为抗战捐献飞机款的直接目的外,借此机会提高自身地位,巩固其区域性的政教权威,实为另一重要目的。拉卜楞寺虽然在其辖区内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但自拉卜楞设治后,国家基层政权的各项政策措施日益压缩其传统的世俗权力。同时甘肃省政府一直对拉卜楞寺的地方性政教权心存不满,而青海马步芳也一直对拉卜楞寺辖区虎视眈眈。这种危机感使得黄正清急于取得中央的支持。同时,黄正清意欲以这次献机活动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藏族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独特价值,黄正清言,“藏区社会文化受佛教影响甚深,在20世纪中叶,佛教文化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藏区社会经济、寺院组织、土司制度,即与佛教文化有密切关系”,“‘政教合一’之藏区政制”有其社会经济文化基础,甚至“难凭军事与政治之力量,变易其生活方式”[]。此次献机行动,拉卜楞寺上层获得了国民政府高层极大的好感与支持,国民政府任命五世嘉木样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任命黄正清为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同时颁送给拉卜楞寺一块题字“输财卫国”的匾额。

拉卜楞寺上层对抗战的支援,代表了甘南藏区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共同愿望,是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意志体现。拉卜楞寺政教体系上层人物,在关乎民族、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做出如此政治抉择,带领藏区群众投身抗战救国的洪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这些举措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巩固了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治体系。

三 地方政教体系的变革与对省、县政权的支持——以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为例

自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进入甘南藏区后,这种地方政治体系上的裂变,加速了藏区传统政教体系的变革,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尽量将地方政教体系纳入国家轨道,以利控制。对此,藏区地方政教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倾向于国家政权力量的变革,特别是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的成立以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对洮岷路保安司令部的进一步控制,都反映出这种变化趋势。而变革后的地方政教机构,兼具宗教与世俗色彩,并对甘肃省政府及县政府的施政给予了一定的配合与支持。

在拉卜楞寺与宁海军长达数年的武装冲突中,虽调集了空前规模的部落兵力,最终还是连战连败,残酷的现实促使拉卜楞寺上层认识到传统的部落武装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环境的急速变化,无法有效地保护寺院的政教利益。而甘肃军政当局也认识到拉卜楞寺院传统部落武装的利用价值。恰在此时,1928年4月,马仲英由循化率兵围攻驻河州的国民军赵席聘部,掀起了河湟事变。此时,甘肃省政府任命黄正清为“番兵游击司令”,以藏族部落民兵为基础,组建了三个骑兵团与一个手枪队,后改名称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至此,拉卜楞部落武装被列入国民政府地方部队编制,接受甘肃军政当局的指挥。这支部队不仅有了国家政权赋予的合法性,还有了装备与经费来源。自诞生之日起,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便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国家名义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效力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又是拉寺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保护拉寺的政教利益。在一定意义上,拉寺从此成为一个集军政教三权于一体的地方统治集团。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与拉寺保持密切配合,执行亲近中央政府而保全自身、壮大自身的策略,得到了国民党上层直至蒋介石的培植,忠实地服务于国民党政权和拉寺集团,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发挥了其存在的作用。”[]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在其存在的22年中,秉承甘肃军政当局的意志,参与平息地方变乱、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协助省、县政权施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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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斗争与合作
    1. 一 压制与怀柔——甘肃军政当局与国民党高层政策目标的侧重
    2. 二 拉卜楞寺地方政教体系对抗战的支持与贡献
    3. 三 地方政教体系的变革与对省、县政权的支持——以拉卜楞保安司令部为例
  • 第二节 妥协与冲突
    1. 一 保甲推行初期的受挫与黑错寺保安行政会议之保甲议案
    2. 二 相机与妥协——夏河县政府保甲制度推行过程及概况
    3. 三 对抗与冲突——插岗抗编与卓尼设治局保甲推行概况
  • 第三节 夏河县政府的全面施政与地方社会变迁
    1. 一 财政经济逐渐纳入国家体制
    2. 二 基层选举的初步实践及民意机构的出现
    3. 三 基层教育的推进与现代卫生机构的设立
    4. 四 推进烟毒禁政、改良社会风俗
    5. 五 社会团体的组训与司法机构、警政的建立
  • 第四节 卓尼设治局的有限施政及其社会影响
    1. 一 基层选举的初步实践与民意机构的出现
    2. 二 基层教育的推进与司法机构的健全完善
    3. 三 烟毒禁政的推行
  • 第五节 国家基层政权的边缘化与社会变迁的效度分析
    1. 一 传统地方政教体系的影响与基层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失败
    2. 二 社会转型的体制建构与初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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