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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构与发展(1949~1958):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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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构与发展(1949~1958):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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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构与发展(1949~1958):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构新的政治体系,以夯实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在刚刚解放的甘南藏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影响和组织基础相对薄弱,加之这一地区自然环境的闭塞、各民族自身的制度和文化传统遗留甚多,建构新的地方政治体系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为此,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大胆尝试,初步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制度,成功地建构了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治体系并极大地促进了甘南藏区的社会发展。本章考察了甘南藏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8)地方政治体系的建构过程,并在政治发展的视野下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少数民族地方政治体系的巨大政治进步性以及这一建构对甘南藏区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的建立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

1949年底,甘南藏区全境解放。然而,除了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治体系被摧毁之外,政教合一体制下拉卜楞寺地方政教体系与卓尼土司政教体系依然深深植根于藏区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之中,发挥着社会控制功能。如何在这一基础上建构新的政治体系,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严峻任务。新政权的建设者结合甘南藏区的实际,遵照中央关于民族工作要“慎重、稳进”的指导方针,在进入甘南藏区的初期,并没有急于解决甘南藏区政教制度与国家政权的体制上的冲突,首先健全了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处理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稳定社会秩序。一个健全的政权体系与安定的社会秩序,为全新地方政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与政治环境。

一 各级基层政权的建立——以夏河县建政为分析重点

1949年甘南藏区解放后,虽然摧毁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但是以夏河拉卜楞寺院、卓尼杨土司为核心的两大地方政教体系依然存在,而且这种政教体系存在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大部分土官、头人、活佛、僧官仍然掌握着基层社会的政教大权,在藏区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重大的影响。宗教传统在藏族群众头脑中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再加上甘南藏区地处偏远,疆域辽阔,自然地理状况非常复杂,境内不但拥有畜牧业、农业、林业和农林牧纵横交错的多种经济形态,而且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生产技术相当落后,文化教育虽在民国时期有所进展,但总体水平依然很低。这种情况造成了在甘南藏区解放初期,多种社会政治力量并存及经济形态交叉复杂的特殊现象,决定了党的基层建政工作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一些重大的政治上的难题。对此,党在摸索中前进,不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成功地完成了基层的建政工作。以下,将以夏河县为重点分析对象,从微观与全景两个角度展现这一历史进程。

夏河县在1949年9月解放前,90%以上是藏民,回汉商人不过千余户,游牧地区占70%左右,农业地区只占30%,手工业极少。就政治状况而言,解放前夕的夏河实际存在着双重政权,一是国民政府的基层政权组织,虽在全县推行过保甲,但其实际控制范围只是县府周边所在地,另一个政权就是以拉卜楞寺为核心统治机构的拉卜楞寺地方政教体系,其核心人物是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黄正清与其弟拉卜楞寺大襄佐阿莽仓。黄正清是拉卜楞寺寺主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弟弟,他在拉卜楞寺与宁海军的冲突中为保护拉卜楞寺政教利益奔走呼号,居功至伟,在夏河县藏民中享有崇高的声望。

1949年春,中共陇右工委派地下党员钱平、常秋英到夏河,发展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张子丰为中共预备党员,并通过张子丰做黄正清的工作,第二次又派黄的秘书赵侠兴去争取黄正清,黄正清当时拒绝了中共的争取,但并没有伤害和暴露中共地下人员。临夏解放后,王震司令员曾派人给黄正清送信,争取其起义,黄正清也派人来临夏,与中共取得联系,但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夏河县政府也保持着正常的往来。1949年8月27日,国民党夏河县县长殷裕国与国民党夏河县特别党部书记郑英率部撤离夏河县城,黄正清也率保安司令部全体官兵及大部分机关人员离开县城。8月28日,国民党夏河县参议长黄祥主动出面维持拉卜楞寺的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并与王震司令员派来的国民党起义军官李福林和商人杨贯一接头联系,共同商讨夏河解放问题。与此同时,夏河县藏族进步青年吴振纲、韩志华等代表黄祥及美武土官杨世杰到临夏欢迎解放军进驻夏河,同时要求推翻以黄正清为首的黄氏“四大家族”[]的夏河政教上层的统治。面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当时主管夏河工作的中共临夏地委,做出了如下决定:

(1)对黄正清应采取政治争取的方针……对他的保安司令名义暂不取消。

(2)对黄祥、杨世杰则采取支持方针,争取其更向我靠拢,而且主要依靠与通过这一部分力量,去开展夏河工作(黄祥可暂代夏河县长,杨世杰给一夏河东南区民兵司令名义)。

(3)以吴振纲担任夏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主任,先展开建团工作,发展藏族革命力量,并积极培养吴振纲,使之成为夏河藏族人民群众中的领袖(吴是共产党员,出身穷苦知识分子,思想很进步)。

(4)派牙含章到夏河去相机处理夏河问题。[]

由于对夏河县的历史传统与实际情况认识不够深刻,上述决定低估了黄正清在夏河藏民中的政治影响,同时对吴振纲重点培养的策略忽视了夏河县长期以来政教传统的影响,后来的事件证明,以吴振纲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势力在当时夏河县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影响是有限的。

1949年9月17日,吴振纲与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奔赴夏河,向黄正清转达了王震司令员的问候,并向其讲述了全国解放形势与党的民族政策,黄正清表示赞同,并欢迎解放军接管夏河。9月20日,黄正清率部起义,回到夏河,同日解放军进驻夏河,临夏地委副专员牙含章也于此时赴夏河,夏河宣告和平解放。9月22日,夏河县政府成立,黄祥任县长,隶属于临夏专署。9月23日成立了中共夏河县临时工委,霍德义任工委书记。县政府成立后,甘、青、川、康30余部落自动派200余名代表来夏河向解放军投诚,部分藏族僧俗群众纷纷上书控诉拉卜楞寺襄佐阿莽仓的罪恶行为,共青团工作亦积极展开,至9月底发展藏区青年团员50余名。而以吴振纲、黄祥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坚决要求实行政教分离,推翻黄氏家族的统治。在这一形势下,时任临夏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牙含章根据当时情况提出了一个“拉卜楞处理方案”并呈送临夏地委批准,这个方案的要点有二:

1.原保安司令部改组为夏河县民兵司令部,司令员由县长兼,第一副司令委杨世杰(原夏河东南民兵司令部取消)。

2.召开东藏各部落代表会议,在这个会上发动僧俗群众,建议寺院撤换阿莽仓更换襄佐,取消寺院的政权和税收,再由各部落代表会上选出十三个委员,组织东藏自治运动联合会,负责今后的东藏各部落联络工作。[]

在这一方案的指导下,中共夏河工委在霍德义的领导下开展了建政初期的一系列工作。霍德义此前为陕北延长县委副书记,长期在陕北工作,对藏区风俗民情了解不深,在具体的工作中,把在老区的一套工作方式盲目搬进了藏区。在其领导下,夏河县工委提出减租反霸、改革社会制度、组建民兵,反对寺院、反对拉卜楞寺大襄佐阿莽仓,从而与寺院宗教上层和部落头人间产生了对立情绪。派往各部落建政的工作组遭到群众的反对,民兵司令部的翻译苏国东被打死,即使已经建立的乡、村政权也成了形式,当时夏河县实际能推进工作的地区,只有1区、2区的共和乡和3区、4区的黑错镇。[]

直到这时,中共夏河县工委才认识到夏河工作在方针上出现了偏差,牙含章对其提出的“拉卜楞处理方案”也认识到了错误,主要有以下3点:

(1)被当时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把藏族广大人民的觉悟程度估计过高,把少数激进青年的要求(推翻黄氏四大家族、政教分离等),误认为广大群众的要求,实际上大多数群众尚无此种明确的要求。(2)因而对黄氏四大家族打得早了、打得重了,拉得少了,同时打击面也太大了,既取消了黄正清的兵权,又取消了阿莽仓的襄佐,更取消了寺院的税收和监狱,树立了过多的敌人。(3)对旧统治阶级的力量也估计太低了,认为推翻后不会有什么力量进行反攻。[]

1950年10月18日,中共夏河县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总结了解放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做了检讨,对这一时期工作中的偏差做了纠正。县委书记张国权在报告中说:“夏河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政教合一长期统治着这个地区,解放初期,领导上未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更没有正确掌握慎重缓进、稳步前进的民族工作方针,而以老区经验主义,急躁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工作,过早的改革社会制度,组织民兵,首先提出反对寺院,反对大襄佐阿莽仓,在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1949年12月5日)强调提出减租、减息,寺院当即提出反对,致使大部藏民倾向寺院一致反对我们,各项工作不是本着各兄弟民族人民迫切需要。”[]这次大会对前期工作中的失误做了及时的纠正,并对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推动夏河建政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牙含章也对这一时期夏河工作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入的思考,并呈文中共临夏地委,他提出的3点经验,为甘南藏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一,藏族社会发展要比汉族落后若干世纪(如游牧部落还有原始共产主义气味,西藏还是典型的农奴制度),阶级虽已分化,但阶级意识非常模糊(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又是宗教人士,一般人民非常崇拜迷信),因此对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更迟缓进行。第二,因而对藏族上层分子(土司、喇嘛等)除坚决与我为敌者外,一经投降均可不咎既往,原封不动,通过他们维持社会秩序,求得安定,不出或少出乱子。第三,现在应该搞的工作,首先是训练出一批优秀的藏族干部,让他们回去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提高群众觉悟,逐渐开展内部的反封建斗争,稳步的进行建设(这一批干部的培养不是二、三月,而是二、三年时间)。”[]

在上述认识与经验总结下,夏河县建政工作进行了纠偏,减租减息被暂缓,临夏专署派人协助夏河县政府争取阿莽仓回来,给寺院补助了一些经费,以缓和寺院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社会日趋安定,局面有所缓和。同时,党也在甘南藏区建政工作中日益认识到藏区情况的特殊性,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三三制”制度,即在政权机构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民族宗教人士各占1/3。[]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快在甘南藏区打开了工作局面,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信赖和拥护,逐步建立健全了州、县、乡三级政权,具体情况详见表5-1。

表5-1 1949~1958年甘南藏区基层政权建设概况

表5-1 1949~1958年甘南藏区基层政权建设概况-续表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6个县的27名正副县长中,配备共产党员干部9名,占总数的34%,非共产党员干部6名,占22%,土官、头人、活佛、僧官等12名,占44%;在110个乡(镇)的395名正副乡(镇)长中,配备共产党员干部119名,占总数的30%,非共产党员干部154名,占39%,土官、头人和活佛、僧官122名,占31%。[]特别是民族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在被赋予新的政治角色后,大部分人都能依靠党和政府积极负责地开展工作,全新的“三三制”政权逐步在甘南藏区范围内逐步确立。综上所述,在1956年底,中共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在甘南藏区范围内初步确立,这一基层政权体系为后来三大改造任务的完成和全新民族自治地方政治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组织架构和干部基础。

二 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剿

然而,就新政权政治体系的运作而言,国家基层政权的建立健全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组织架构,但政治体系良性运转所依赖的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也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因而,肃清威胁新政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就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

新中国解放初期,在甘、青、川3省的广大藏区,盘踞着大小20余股土匪,其中以国民党马步芳的团长马良和少将高参马元祥为首的两股反革命武装危害最大。马良股匪在台湾“中美联合办公室”和“国民政府游击委员会”的直接指挥下,纠集从内地“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逃亡的各类反动分子2000余人,公开进行反革命武装破坏活动,经常出没于东起今甘南州迭部县,南迄四川省西部的黄胜关、墨洼一带,西至甘南玛曲县的欧拉乡和青海省的河南县,北到夏河县和临夏州的南部地区,并以甘川两省交界的郎木寺、包窝藏、迭部等地为中心,建立据点,扩充反革命势力。1949年10月后,党虽然在夏河、卓尼、临潭3个县建立了县和部分区、乡政权,1952年6月,又在牧区建立了中共洮源工委(现碌曲县委)和中共欧拉工委(现玛曲县委),但未建立县级政权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也未进行群众工作。由于土司制和藏传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体制依然存在,在刚刚解放的甘南藏区,党的工作很难深入群众,也使得甘南藏区仍然维持着政治、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状态。同时,历代以来形成的藏、回、汉民族间的纠纷和隔阂以及群众对新政权的顾虑和戒备,为匪特在甘南进行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上述各方面都在客观上为马良股匪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

1950年,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在西北藏区建立反革命组织,发展反动武装力量,1951年2月底,委任马元祥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2路司令”,指挥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活动,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负责甘川藏区的反革命武装活动。同时对在甘南碌曲县一带为匪的原国民党青海省府参议敏海峰,被盘踞于四川的国民党“川康甘青边区游击司令”傅秉勋委任为“川甘青边区反共突击军直属第七纵队”司令,以马元祥、马良为首的甘川青股匪初步形成。台湾国民党当局为这帮股匪先后空投7次物资,使得其组织规模不断壮大,以马良为首的股匪发展最快,成为甘青川地区的主要匪帮。

马良股匪为配合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在甘南藏区开展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一是在藏区肆意造谣,蛊惑人心,制造反革命舆论。马良与股匪边仙桥分别编印了《反共周刊》和《昆仑通讯》,编写反革命传单“告内地教胞书”等,散发于藏区各部落及临潭、临夏等地,还每日抄录台湾广播,编成“新闻简报”,分发各部落头人。二是煽动反革命暴乱,袭扰基层人民政权。1952年5月,马良策动西仓、双岔9个部落头人,聚众2000余人,阻止解放军进军川西,打伤解放军战士20余名,抢去机枪1挺、步枪2支。同年夏天,马良组织、鼓动洮河林场工人哗变,裹胁50多名工人入匪。三是残酷杀害中共军政干部及无辜群众,疯狂抢夺国家和人民财产。1952年10月,马良股匪在夏河根隐山,杀害博拉区政府秘书王为勤和县公安局股长刘兴德。是年12月,又在西仓至阿木去乎的公路上阻劫军车,打死解放军战士5名,抢走全部军用物资。四是秘密组建反革命情报站,派遣特务搜集情报。1952年9月,台湾特务高尚俭等3人空降到马良股匪驻地后,当即成立情报小组,搜集中共党、政、军情报,呈报台湾。1952年秋,边仙桥在岷县、临潭组织“反革命复仇团”和“反俄共青年仁义救国军”,并向岷县、西固、武都、文县等地派遣39名匪特,进行搜集情报等反革命活动。[]

马良股匪的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了甘南藏区社会秩序,干扰了党的基层建政。为了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剿灭马良股匪势在必行。1952年10月,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首长在成都共同商定配合剿匪问题,决定由西南军区抽调5个团的兵力,协同西北军区部队作战。是年底,西北军区在兰州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并认真分析甘青川交界地区的情况,统一思想、明确认识,决定从西北军区抽调10个团的兵力,另加两个汽车连和5架飞机,作为剿匪的主力。1953年1月,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在夏河成立,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第一线的剿匪指挥由徐国珍负责。同年3月,中共甘南藏区工委成立了甘南藏区剿匪委员会,黄正清任主任,并吸收各界代表56人任委员,提出坚决贯彻“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瓦解、开展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剿匪工作总方针,动员甘南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解放军剿匪。

针对甘南藏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特点,在展开大规模军事清剿之前,剿匪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统战工作,为军事清剿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在夏河召开甘南藏区各族各界联谊会,向民族宗教界人士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剿匪政策,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向政府靠拢,以有效孤立国民党残余股匪。其次,认真贯彻“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剿匪委员会于1953年3月在夏河成立了由百余名干部和卫生、贸易、电影宣传、救护人员等组成的甘南藏区工作团,并吸收了20余名声望卓著的喇嘛参加。工作团随军进驻,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大力宣传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尽量消除群众顾虑、安定人心,同时派遣在甘南藏区影响较大的民族上层人士,深入藏区乡村和牧区,向各地土官头人讲述党的政策。最后,在宣传党的政策的同时,党政军干部以身作则并着力解决一些群众的实际困难,如发放救济粮款等,以争取民心。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53年2月,剿匪指挥部调集西北军区和青海果洛支队共10个团参加剿匪战斗,命令公安11团和西北军骑1团组成左路纵队,进剿盘踞在上迭和若尔盖一带的边仙桥、敏海峰两部股匪;西北军区骑2团和果洛支队组成右路纵队,跟踪追歼马元祥匪部;骑1师和11师32团、33团组成中央纵队,向流窜至四川唐克地区的马良、刘华初股匪合围。共发生了5次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各次战斗情况,如表5-2所示。

表5-2 清剿马良股匪五次重要战斗歼敌情况(1953年3月27日至1953年5月17日)

1953年的剿匪斗争,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终于将主要股匪全部歼灭,共毙、俘、降土匪1853名。活捉匪首马良,击毙马元祥,逼降敏海峰。另外击毙、俘虏台湾空投特务16名,缴获电台19部、各类轻重武器近700支、弹药7万余发、骡马500多匹、大烟近50公斤和其他一大批军需物资。[]此后,经过两年多的政治争取和军事清剿,1956年初,全部肃清残匪,取得了清剿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国民党残匪斗争的胜利,初步稳定了甘南藏区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三 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重大事件的圆满处理

甘南藏区建政初期,历史上长期遗留的一些未解决的草山纠纷在政权尚未稳固、社会秩序动荡的诱因下频频发生,因此产生的各种冲突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同时由于建政初期群众对党的政策尚未充分了解与匪特的调拨,加之基层建政干部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失当,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冲突,进而引发社会不安。面对这样的情况,甘南藏区各级党委与政府遵循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灵活处置,圆满地处理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的或新形势下发生的危害社会治安的重大事件,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这些事件的成功处理,极大地增强了党在甘南藏区群众中的威信,为新政权在基层的合法性建构做出了贡献。以下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对夏河县甘加部落与青海同仁县甲吾部落草山纠纷的妥善解决及对阿木去乎集兵事件的圆满处理。

1.甘加、甲吾部落草山纠纷的妥善解决

夏河县的甘加和青海同仁县的甲吾是山水相连的两个藏族部落,他们世代以畜牧业为生,牛羊和草山牧场是其主要的生产资料,牧民视牲畜、草山为命根子。大约从乾隆年间起,双方为争夺长约15公里、宽2.5公里多的赛钦沟交界草山,展开武力争斗。此后,双方抢夺牲畜、霸占草场,械斗仇杀事件屡屡发生,连年不断。仅从清末至1949年该县解放前的40多年中,大的械斗就发生过5次,双方死伤群众数十人,损失牛羊万余头。民国时期,甘、青两省政府在草山纠纷的解决中或受贿一方,偏袒不公,或暗中挑拨,从中渔利,从未进行明确划界,以致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械斗日渐频繁、规模愈大,严重威胁这两个部落群众的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畜牧业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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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权的建立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
    1. 一 各级基层政权的建立——以夏河县建政为分析重点
    2. 二 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剿
    3. 三 对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重大事件的圆满处理
      1. 1.甘加、甲吾部落草山纠纷的妥善解决
      2. 2.1952年阿木去乎集兵事件的圆满处理
  • 第二节 三大改造与宗教改革
    1. 一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 1.土地改革运动
      2. 2.组建农业互助组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3. 3.初级社的巩固提高与转建高级社
    2. 二 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3. 三 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 四 宗教改革:政教合一体制的彻底消亡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
    1.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2. 二 政治发展视野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
  • 第四节 差异与超越
    1. 一 民族权力与国家整合——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合法性建构
    2. 二 社会主义改造——合法性基础的巩固与社会变迁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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