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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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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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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1911~1958年的甘南藏区政治体系的演进与社会变迁是整个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进程中,甘南藏区地方性政治体系自身明显的宗教性与割据性日益受到来自政治环境变化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挑战。1927年与1937年,以两起地方性冲突的解决为契机,以拉卜楞设治局与卓尼设治局的成立为标志,国家基层政权进入甘南藏区地方政治体系并进一步扩大。直至1949年,甘南藏区呈现地方政治体系与国家基层政权体系并立的局面,随着解放后1953年甘南藏族自治区的成立与1958年宗教改革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彻底废除,甘南藏区的地方政治体系被终结,新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建立。至此,藏区地方政治体系的演进告一段落,甘南藏区旧有的宗教性、封建性明显的地方性政治体系被国家体制框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治体系所取代,地方政治体系被赋予鲜明的世俗性与国家性特征,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在甘南藏区初步完成了体制上的国家建构。同时,这一政治体系演进的过程,加速了甘南藏区由一个传统的、宗教的封闭社会向现代的、世俗社会转型的进程,特别是国家基层政权的进入,成为这种社会变迁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经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体制搭建与新中国民族地方政权的夯实与巩固,特别是中共对甘南藏区地方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全新重构,极大地加速了甘南藏区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以下将对上述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进程从宏观上做一归纳总结,并阐述对其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节 政教分离与国家基层政权的扩张:甘南藏区政治体系演进的主题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专制皇权,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终结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与构成的根本形态——以中央王朝为核心,以强大的官僚体系和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为网络,自耕农占主体的农业经济为基础构建起来、能够不断向外伸展的帝国“天下”[]。摧毁以中央王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之后,以何种方式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任何一个统治力量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启了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旨在“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同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题中之意。在塞缪尔·亨廷顿对政治现代化主要内容的归结中,首先就强调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权威合理性,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民族国家享有的主权不受他国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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