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B.6 上海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行稳致远

摘要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21世纪前20年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变量。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更重要地位的新兴经济体也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在“一带一路”的庞大系统中,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上海与俄、印、土、沙等“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重要新兴经济体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上海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金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所搭建的双多边平台,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全方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

作者

封帅 博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Feng Shuai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B.6 上海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行稳致远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封帅 Feng Shuai

摘要: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21世纪前20年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变量。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更重要地位的新兴经济体也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在“一带一路”的庞大系统中,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上海与俄、印、土、沙等“一带一路”框架内的重要新兴经济体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上海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金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所搭建的双多边平台,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全方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一带一路” 上海

B.6 上海与新兴经济体合作行稳致远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事件。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对于世界体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后来者,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影响和制约十分严重,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内经济体系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渐凸显,发展进程出现严重波折。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加强经贸联系,共同拓展国际市场,打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模式,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创造了有效的深度合作平台,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纽带将进一步加强,而上海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将发挥改革试验的全局性功能和发展引领角色。

一 新兴经济体概念的形成与“一带一路”倡议

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y)逐渐成为媒体和学术界的热门词语。然而,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概念以及它所指代的范围,仍存在一定争议。在本文对新兴经济体进行深入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简单梳理并将其作为研究之先行知识准备。

早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就开始关注部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非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并且尝试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该背景下,类似于“新兴经济体”的概念开始出现。

西方经济学界最早提出的概念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y),由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较早,主要用于描述在采取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取得快速经济发展的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使用范围相对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冷战的终结,施行市场经济和开放战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主流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尝试以“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概念以描述经济发展较快、收入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机构提出,后来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并为大多数官方文件采用。1993~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以“新兴市场”的概念称呼中国、巴西、土耳其、墨西哥、韩国等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市场潜力较大的部分国家。在整个90年代,“新兴市场”是一个热门概念,不同社会群体往往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在金融领域,很多时候会将“新兴市场”视为某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投资潜力的证券市场。在国际贸易领域,很多在贸易各个环节中表现出色的经济体被称为“新兴市场”,类似的差别不一而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各种讨论中,被列入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名单越来越多,甚至还有部分学者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称为新兴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新的更有明确指代目标的概念取代原有概念势在必行。

21世纪初,经济学界提出了“新兴经济体”概念,并且迅速得到了研究者和社会媒体的广泛认可。虽然不同学者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定义仍然存在很多差别,但大体上确定了“新兴经济体”的主要特征。总的来说,“新兴经济体”的指代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它们大体上应该有以下特征:(1)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商品经济活跃;(2)虽然仍处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范围内,但已经呈现出较快增长,并且取得一定成效;(3)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4)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或正在迈入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门槛;(5)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影响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新兴经济体的范围,也为有针对性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然而,即便如此,狭义上属于新兴经济体范围的国家数量仍然较大,因此,在经济研究和实际操作中,新兴经济体的对象基本上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将“金砖四国”或G20框架内除G7、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之外的其他11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虽然这种选择仍有部分争议,但相对而言已经比较接近研究者希望表达的关于部分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含义。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类似于“金砖五国”的概念,将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四国统称为“薄荷四国”(MINTs)。

新兴经济体群体的高速发展逐渐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2008年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经济体一度表现出来的迅猛增长势头令所有发展中国家备受鼓舞。2009年,新兴经济体GDP规模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尤其具有节点性意义,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世界经济格局变革的重要分水岭。[]然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扩散,新兴经济体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或创新能力不强等原因,后续经济增长乏力现象渐显。尤其是发达国家保护主义诱发的投资回流甚至一度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资产价格、货币币值、政府债务等多重危机。除中国、印度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迅速回落到3%以下,部分国家还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未来发展前景存在较大争议,但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力量的稳定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无论在哪种统计方法中,中国都是全球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重要标志。与具有成熟发展模式的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并不平稳,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内在发展隐患丛生,很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分工位次的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强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发达国家通过上游资本和技术供给布局调整,下游布局的脆弱性随即显现,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遭遇严重的危机状况。因此,探索新的新兴经济体合作路径,降低新兴经济体的外部依赖程度,通过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协作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维系能力具有长远和战略性意义。这种特殊的背景也就赋予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新的发展内涵,即推动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的发展,构建新兴经济体合作的新模式。[]

毫无疑问,新兴经济体在我国“一带一路”的宏观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是其中基础条件相对出色、发展势头较好的部分国家,它们也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所以,加强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是维系新兴经济体群体崛起势头的必由之路。“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将为新兴经济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在不同区域表现出结构性差异。高质量共建具有结构主义或新结构主义特征,通过包括资本、技术的互通有无,以及制度合作等领域的互融互通,实现增长潜能的激发。在更广的范围内,“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的投资、贸易便利化程度,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经济合作的带动下,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拥有更加宽广的合作空间,不断创新南南合作的形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更加有利的地位提供有力保障。

二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经济节点的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影响各不相同,但多位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上,对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关键支撑。强化与重点新兴经济体的全方位经贸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与地区经济形势的制约,因此,创造合理的经济合作议程至关重要。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也日益密切,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后的发展困境,重新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发展与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1.俄罗斯

作为“一带一路”框架内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俄经贸关系在双方开展“对接”合作后得到了有效提升,成功地推动中俄经贸合作走出困境,使双方的经贸合作达到了新的水平。

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普遍恶化,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和全球油价下跌使得俄罗斯经济在2014~2015年受到了严重冲击,同时也致使卢布对美元严重贬值,这也直接导致中俄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出现了严重下滑,贸易总额同比下降28.6%。但面对这一严重外部经济冲击,中俄两国迅速做出调整,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双边层面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改善双边经贸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有利条件,通过多种机制性安排推动双方经贸合作的提升。

从2016年开始,中俄经贸合作再次进入增长的快车道,到2017年,基本上恢复到乌克兰危机前的高位,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见图1)。2019年,按照中国商务部统计,中俄双边贸易额在前11个月已经达到1003.2亿美元,同比增长3.1%,全年数据有望突破1100亿美元。[]按照国别计算,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扩展,不断开拓双方经济合作的新空间。

图1 中俄双边贸易情况(2000~2018年)

2.印度

虽然印度政府在政治层面上并未表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部分建设项目的推进对于中印两国的双边经贸合作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印度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企业开始将印度市场视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包括电信、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中国企业纷纷进军印度市场。

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印双边贸易额大体上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2013~2016年双边贸易规模始终保持在700亿美元左右。2017年起,中印双边贸易额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17年,虽然中印之间出现了洞朗对峙等负面因素,但双方贸易额仍然实现了21.4%的高速增长,贸易额首次突破了800亿美元。2018年,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但仍然实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并且使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了900亿美元(见图2)。[]

图2 中印双边贸易额变化情况(2013~2018年)

目前,中印双边贸易中的主要矛盾在于印度方面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2018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572亿美元,中国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较之2013年,印度的贸易逆差增长了55.3%。在双边贸易总额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情况下,形成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反映出中印贸易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2019年,中印两国双边贸易总额为6395.2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5156.3亿元,增长2.1%,自印度进口1238.9亿元,下降0.2%,贸易顺差是3917.4亿元,印度在中印贸易中的逆差额度再次扩大。[]如何提升印度产品的竞争力,从内在结构上维持中印两国的贸易平衡,将是推动未来中印经贸关系发展的关键。

3.土耳其

中国与土耳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较为顺畅,双方签署了多组双边合作协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形成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建设成果。

但从以美元计价的中土双边贸易额来看,2013~2018年中土双边贸易总额呈现出一定下降趋势。其中2013~2016年该趋势并不明显,大体稳定在270亿~280亿美元,但从2017年起,双边贸易出现了明显下降,特别是在2018年,中土双边贸易额仅为236.2亿美元,同比减少10.4%,创下近年来最大减幅(见图3)。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土两国近年来具体的贸易结构,就会发现,事实上,以中土两国的双边货物贸易的萎缩并没有数据表现得那样明显。主要是由于2018年美国与土耳其的政治摩擦和贸易制裁,土耳其货币里拉大幅贬值所致,且土耳其国内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降,因此造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中土双边贸易额的大幅下滑。中土“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这种外部冲击风险。比如,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土耳其中央银行之间签署过12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图3 中国与土耳其双边贸易变化情况(2013~2018年)

目前看来,在中土双边经贸合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仍然是长期存在的巨大单边贸易逆差问题。在双方的贸易结构中,土耳其的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2013~2017年,中土双边贸易中土耳其的逆差始终超过200亿美元,在2016年逆差高达231亿美元。在双方不超过280亿美元的总贸易额中,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确实会对双方的经贸合作产生一定的干扰。从根本上说,贸易逆差的存在是因为土耳其出口中国的产品数量太少,土耳其现有产业布局较多地承袭欧盟产业外溢,相比中国市场,欧盟市场对于土耳其出口产业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2014年起土耳其对华出口额一直没有超过30亿美元。但从总体态势看,从2017年起,逆差开始出现缩小的态势,2018年,土耳其对华贸易逆差为17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但土耳其对华出口额仍没有超过30亿美元,如何提升中土贸易平衡取决于土耳其自身产业结构形态和功能的完善,随着中国企业对土耳其投资增长,未来可能会产生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

4.沙特阿拉伯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在能源领域的贸易具有悠久的历史,2000~2015年,沙特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1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沙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当年中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43亿美元,沙特也成为当年中国在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中沙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34亿美元,不仅首次突破700亿美元大关,也达到了两国贸易的历史最高点(见图4)。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10.56 查看全文 >

报告目录

  • 一 新兴经济体概念的形成与“一带一路”倡议
  • 二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经济节点的新兴经济体
    1.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1. 1.俄罗斯
      2. 2.印度
      3. 3.土耳其
      4. 4.沙特阿拉伯
    2.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
      1. 1.俄罗斯
      2. 2.印度
      3. 3.土耳其
      4. 4.沙特阿拉伯
  • 三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政治节点的新兴经济体
    1. (一)新兴经济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立场和态度
      1. 1.俄罗斯
      2. 2.印度
      3. 3.土耳其
      4. 4.沙特阿拉伯
    2. (二)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的最新成果
  • 四 上海与“一带一路”框架内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关系
    1. (一)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
    2. (二)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合作经验
      1. 1.俄罗斯
      2. 2.印度
      3. 3.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
    3. (三)推动上海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的投资

报告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