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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的隐现与跨词类描述性等级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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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的隐现与跨词类描述性等级连续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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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的隐现与跨词类描述性等级连续统

陆丙甫、屈正林(2005)曾提出“功能变化的连续性”和“编码形式变化的连续性”的观点,并指出二者之间具有一致关系。在语言研究中,这一描写方法主要用于语义描写。Croft(2003:133-139)将此称为“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语义映射连接性假说)。Croft的定义是“Any relevant language-specific and/or construction-specific category should map onto a connected region in conceptual space”。这一观点的提出,也是认知语言学中“连续分布”和“原型范畴”等理念的体现。

本书的第三章对副词内部小类的考察,第四章对语篇因素与“地”的隐现规律的考察,以及第五章对四种短语的分析结果都表明,语言中许多现象其实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简单地说,“有”或“无”往往不能揭示出语言现象的真实面貌。Ronald W.Langacker(1987:14-21)更是指出“语言中的范畴也并不总是有清晰的界定或在范畴边界上没有模糊现象”,并指出这是其本人关于语言描写中究竟何谓“自然性”的三个看法中的一条。

本章将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对汉语中动词、名词、副词、量词、代词和数词的语义差异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国境内语言的状语标志进行描写,得出状语标志的跨词类连续分布的结论,并建立起一个功能表达的连续统。

本章的论述思路如下。

通过对上述实词的重叠式的跨语言考察,得出各词类在语义上的差异。这一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重叠是一种形式手段,但重叠手段带来的差异是基式的量范畴(包含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意义的增加。当然,这也是一条重要的象似性规律。量范畴意义的增加同时带来了主观评价意义的增加,也就是描写功能的变化—重叠后的描写功能被强化。比如现代汉语中的形容词重叠式主要有五种:

A—AA儿的(如“绿—绿绿儿的”)

AB—AABB(如“干净—干干净净”)

AB—ABAB(如“乌黑—乌黑乌黑”)

AB—BAA(如“通红—红通通”)

AB—A里AB(如“小气—小里小气”)

形容词重叠式的意义变化,学界有不少论述。总体看,有以下代表观点。

朱德熙(1982)指出“动作重叠式表示动作的量”,有时表示“时量短”,有时表示“动量小”。朱认为形容词重叠式的程度意义与它所处的句法位置关系密切,出现在定语和谓语位置上的形容词重叠式主要表示一种比较轻微的程度变化,而出现在状语和补语位置上的形容词重叠式则带有程度加重的意思。李珊(1993)对此做出了修正,提出“时量短和动作小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此外,吕叔湘(1956)提出动词重叠式可以表示“尝试相”,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所持观点与此类似。

王还(1963)提出动词重叠式可以“表示常常发生动作,有轻松悠闲的意味”,刘月华(1983)对此表示赞同。

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李宇明(1998)认为“动词重叠主要起的是调整动量的作用”。朱景松(1998)提出“强化能动性是动词重叠式最根本的意义”。邵敬敏、吴吟(2000)则认为动词重叠式最基本的语法意义是“显示动量”,其“动量”包括“次数少、力度小、时间短”,其中“轻量、少量”是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短时”是派生意义,“祈使、轻松”则是格式意义。

重叠是长期受到语言学界关注的论题。不同词类的重叠形式与意义的一致性在刘月华(1983)、李宇明(1996)和张恒悦(2012)的研究成果中已有所揭示。刘丹青(1988)、张敏(1997)、谭傲霜(2000)和华玉明(2010)基于跨语言比较的视野对不同语言的重叠形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表明,尽管一种语言的多个词类可以有相同或不同的重叠形式,但从抽象的意义角度看,重叠形式大都与量范畴的表达相关,这和语言编码与认知机制的象似性密切相关。对于这个问题,刘丹青(2012)揭示了部分违背语义象似性的重叠形式的来源是非重叠式,进一步深化并完善了相关的认识。

在前贤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以《中国的语言》(孙宏开,2007)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所记录的民族语言为对象,从跨词类的角度,考察中国境内语言重叠形式的相关现象。

本章所用的数据统计见本书附录1“中国境内语言重叠形式跨词类调查”。

第一节 数量差异

在《中国的语言》一书中,巴哼语、鄂伦春语、布兴语、倒话4种语言没有重叠形式的记录。没有记录的原因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这种语言中某种重叠不存在,其二是调查时并未记录下来或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如在《中国的语言》和《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孙宏开,1980)中并没有对语言中重叠形式的系统描写。这与社会发展、学者个人兴趣等因素有关。在《中国的语言》一书中,有的语言对重叠的描写只散见于其他调查项目的记录,而没有独立记录,这就要求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

重叠有构形与构词两种情况,本书分别考察上述情况。统计方法是如果X语言中A类词可以重叠,计为1。如在《中国的语言》中两条重叠记录,分别是meme祖父(P198)、kole kole慢慢地+V(P210)。本书分别处理为名词的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本书以构形重叠为主要对象,如果不加说明,均为构形重叠。数据偏差是由时代的原因和笔者资料查阅不够全面造成的,这一因素决定了本书的相关结论主要是倾向性结论。

对全书的数据调查统计如表6-1所示。

表6-1 全书七大词性数据调查统计

表6-1表明,重叠形式与形容词的语义特征的关联度最高。所有的词类均能表达为X>形容词的蕴涵关系表达式(括号内数据为符合∶不符合)。具体为动词(79∶6)、名词(66∶7)、副词(52∶3)、量词(43∶2)、代词(38∶2)、数词(12∶1)。

从形容词(104)、动词(84)和名词(74)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到量范畴的跨词类差异。石毓智(1996)认为,形容词有强连续性和弱离散性,名词有强离散性和弱连续性,动词兼有连续性与离散性。从象似性角度看,动词、形容词语义特征与重叠形式的连续编码的方式形成了一致性。这一数据可以表明,重叠的形式编码方式与词类的连续性构成象似性关系。某词类的连续性特征越强,那么它越倾向于出现重叠形式。

但是名词的离散性特征与量范畴义并不排斥,景颇语名词的重叠主要是计数。如:

(483)pa pa

坝(重叠):有的坝或某些坝 (《中国的语言》:554)

这与汉语中的“人人”“枪枪十环”以离散的计数表示遍指与全称的方式在机制上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名词的重叠本质上仍是一种“连续性”的重叠,因为计数已经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一种动作行为。

第二节 描述性功能的跨词类蕴涵等级考察

一 中国境内语言重叠式的跨词类蕴涵等级

中国境内语言重叠式的数据表明,存在两个较强的蕴涵等级:代词>名词(84.3%)和量词>名词(78%)。名词与代词的关联见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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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数量差异
  • 第二节 描述性功能的跨词类蕴涵等级考察
    1. 一 中国境内语言重叠式的跨词类蕴涵等级
    2. 二 形动名重叠和语序参数关系的考察
    3. 三 名动形三类词重叠式的复杂意义
  • 第三节 亲密度象似:汉语的相关现象
  • 第四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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