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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和统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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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和统治方略

首先,帝国使命为帝国中心的精英指引了方向,而蛮族论则将帝国空间的秩序同混沌的周遭世界划清了界线,那么繁荣承诺则应当由帝国向其治下所有芸芸众生传达。这项承诺涉及的不是那些远大目标,或者一些虚幻的架构,而是帝国对其境内所有百姓许诺的实实在在的实惠:帝国之疆,丰衣足食;帝界之外,贫困交迫。因此,帝国体系向外扩展、延伸,对边缘而言,不啻福音佳讯。事实上,繁荣承诺也正是帝国证明其存在正当性的最有力依据之一。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帝国的边界确实也是由富转贫的分水岭。然而,事实能否如此,还取决于帝国的类型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

草原帝国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不会将其统治方式从剥削型过渡到投资型,或者说是文明教化型。在这些征服者眼里,那些被征服之地,归根结底就是战利品;同样,他们也将占领地作为战利品来对待。由于被征服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优于那些游牧民征服者,于是后者只能将其统治筑垒于武力和掠夺之上。在这种情形下,要维系帝国统治变得相当艰难。通常他们都或多或少依赖定期的突袭、掳掠得以苟延残喘。如若他们也拿繁荣承诺来证明其帝国正义性,那恐怕是骗人的把戏,大概没人会相信。

然而,中心和边缘之间那种压倒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绝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仅仅体现在草原帝国对其领土空间的短命统治上,其实也屡见于早期的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贸易霸权曾经涵盖从印度到东南亚的广袤地区,他们这种霸权在本质上也是剥削性的,跟投资建设几乎沾不上关系。但是,他们得以统治的基石,是维护而非破坏当地既有的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他们的占有方式,是交易,而非武力。草原骑兵为了夺取财富,攻破继而摧毁挡其去路的一切秩序体系。而那些商人冒险家则紧随新世界发现者的步伐,建立海洋帝国;顺应而不伤及当地既存秩序结构和生产关系,并作为纽带,将它们连为一体。他们牢牢掌控远洋贸易,实现大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并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支配着国际间的贸易条件。[]

当然,时间一长,随着贸易额的逐年增长,欧洲的商贸统治也削弱了当地既存的社会及政治结构。贸易帝国曾经十分依赖的那些社会及政治条件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悄然不觉,但日积月累。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帝国仍需仰赖这些条件过活,但终有一天,帝国会将其蚕食一空。到那时,帝国要继续生存,就必须为当地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之稳固投资出力了。这种投资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制造技术的输出,鼎助其建立工业,在大城市和军事战略要地设立兵营,也可以是派遣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当地人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但这样一来,不可避免也会引起帝国成本的增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心为了在帝国政策中继续牟利,几乎总是选择退出直接管理,退回到商业技术手段的掌控上;并转向寻求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获得更高商业利润。如果我们静观细察世界经济史前后发展的脉络,会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经济体已取代了昔日的海洋帝国和贸易帝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远低于从前的帝国。这一优势能否长期保持,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讨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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