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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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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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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认同之争与作为毁灭性战争策略的恐怖主义

自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之后,可以说无论结果是胜是败,战争往往都得不偿失。一个被战争蹂躏了的社会要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平,可能要花上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游击战争。只不过,由于反帝国游击战所发生的地区当时几乎都处于农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因此战争的中长期代价还不会立刻显现。另外,在那些地方当时还没出现工艺复杂、造价昂贵的工业设备;而且,所幸在当年去殖民化战争中,在街道和田野大面积布雷的做法尚属罕见。这种作战方式,直到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才在一些国家的内战中被军阀及其他战争方广泛运用。

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社会层面,其次才是经济层面。战争击碎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销蚀了传统的权威,给至少一代人的成长刻上了深深烙印。以反殖民理论闻名的思想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战争和暴力的环境造就自信与自由之人,他们能战胜殖民压迫所带来的屈辱感。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暴力环境给人留下的心灵创伤会成为重建新社会的阻力,而非动力。[]那些走出了战争阴影的人,往往都期待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获得补偿。他们很难让自己面对那横在前方的重建社会之重任,更意识不到开战原本的目的能否达成恰恰取决于他们的重建工作。至于在游击战中打下江山的老兵,始终是重建新社会和安邦固本过程中最大的负累。通常情况下,他们都要求国家资养他们的余生,也往往期待享有比其他社会成员更好的物质待遇。这一切势必导致管理混乱和腐败的滋生。

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游击战赢得独立的众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在世纪之末达成或接近它们在独立之初所设定的目标。所以以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改善帝国边缘的经济状况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反驳。虽然说游击战中民众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技术和军事组织上的不足,增加了对手,即帝国强权的统治成本,最终迫使其知难而退;然而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战争对本国社会 深入骨髓的自我戕害。程度之烈,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解放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依然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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