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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帝国时代终结的种种分析,广见于20世纪晚期的政治评论界,其中也不乏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设想。但完全听不到关于帝国回归的声音。广大民众,尤其是欧洲民众,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希望它挑起大梁,担负起创建之初的自赋使命。然而,由于安全理事会内部羁绊,自缚手脚,直到苏联解体,联合国最多也仅仅得以履行了其部分使命。而冷战的结束让人以为这个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联合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越来越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主权的衰弱。凭借主权,国家曾得以发展壮大。但如今,无论是维护外部安全,还是保障货币的稳定,国家主权都已无法发挥从前的作用力。[]一方面,国家的控制权力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国家主权正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国际组织。这一切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属于国际组织的新时代已正式拉开了序幕。特别在西欧,人们对此翘首以盼。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国家有缔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ZE)及欧盟(EU)的成功经验。按照欧洲人的想法,二战以后欧洲的发展模式理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典范。[]

除了国家共同体这一秩序模式以外,还有另一种构想,即不断推进经济共同体的去国家化,让它彻底摆脱国家边界的束缚,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的互融互通。[]在16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形和流行的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慢慢淡出政治舞台。上述这种经济体秩序不是一种空间,一种结构,它是一种运动,一种流通——无论涉及的是资本、服务、信息还是劳动力。随着国家功能的弱化,国家会丧失一部分权力。而这部分权力将被市场体制的自我调节以及非政府组织(NGOs)的政治作用所取代。[]

在提出世界新秩序的两种设想时,无论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全球大都市互联一体化,人们都对边缘的重要性重视不足,低估了边缘对中心的反作用力。其实恰恰是边缘的反作用力推动了帝国秩序模式的意外回归,使帝国秩序甚至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也博得了好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君曾断言,对当今形势下的世界民众而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最值得期许。[]

在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协商平台和最终决策机构的国家秩序中,其实暗含了一个预设前提,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实现国体的稳定,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把国家政权绑定到一个法制和协商体系上了。然而,这一预设前提何其轻率乃至荒谬,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那一系列国家崩解的风波中,便可体察。而如今“失败国家”(failing states)的概念也早已被人们挂在嘴边。事实上,称得上国体稳定的只有西欧、中欧、北美和东亚的那些国家,它们才满足上述国家秩序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拉丁美洲、非洲近东、中东、高加索地区、中亚及部分东南亚地区,会发现在那里一个稳定的国体尚有待建立或恢复。另外,这一国体能否顶住全球化的考验,不致胎死腹中,也还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一次成功的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无论对“稳定输入者”还是“稳定输出者”而言,都影响深远:保护国和托管地诞生,那些禁绝暴力滥用、恢复基础设施、培训管理人员并在整个转变期行监管之职的行为体 陷入一种准帝国的角色——即便它们事先为这一角色设置了期限,即便这一角色本身就能让它们显得很多余。[]一次又一次,正是美国接手了这种“戡乱帝国”的任务,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无论在波斯尼亚、科索沃还是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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