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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践与马克思的权力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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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践与马克思的权力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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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实践与马克思的权力范畴

马克思理论坚持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其权力观也概莫能外。与其他权力论者不同,马克思一贯反对为理论而理论的主张也在其权力观中得以充分体现。他既没有简单或孤立地建构其权力范畴,也没有羁绊于德国古典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传统,而是将权力观始终扎根于真实的人类历史、鲜活的现实生活和勃兴的革命运动。因此,对马克思权力范畴的理解既要在与其他权力观的比较中凸显其理论特色,又要在生动实践和丰富主题中把握该范畴的主要内容,以便为进一步分析建立于该范畴基础上的政治理论完善研究方法,夯实理论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前后的主要权力观

对于司空见惯的权力,几乎人人都有所思考,但在此基础上作出系统化努力的则寥若晨星,相关成果也多夹杂乃至隐匿在国家、政府、革命等宏观问题的研究之中,这在马克思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矢志变革现实的马克思首要并始终关注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等重大问题,一切与此相关的重要范畴和重大问题都会引发其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但是,更为紧迫的现实关切又使其无法对相关理论问题都能进行系统思考,权力范畴也难免这样的命运。与其他著名的权力论者相比,无论在理论建构方面,还是在现实反思方面,马克思都没有在权力范畴上进行系统投入,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乃至转移了后人的关注,甚至明显增加了他们的质疑。事实上,为了提高其理论的解释力和战斗力,马克思始终将权力视为一个理论前提和分析工具加以使用,而非一个学术问题加以研究。而这一方法在延续西方学术传统的同时,又实现了明显超越,因为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如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在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也涉及权力问题,但权力印记尚未表现出来,而其身后的其他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丹尼斯·朗(Dennis Wrong)、史蒂文·卢卡斯(Steven Lukes)等,则进一步凸显了权力范畴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启并强化了权力研究的系统化倾向,同时明显弥补了马克思在此方面的不足。[]尽管他们的权力观及方法论不尽相同,在此方面的努力及其理论成就也各有特色,但都不同程度地为本书分析马克思的权力范畴搭建了理论背景,提供了参照标准,丰富了分析视角,增加了理论深度。

一 让-雅克·卢梭的权力观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脉络,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波利比乌斯(Polybius)、西塞罗(Cicero)、洛克、孟德斯鸠到联邦党人,始终存在以分权制衡来规范权力运行的学术传统和政治主张。但是,这一拘囿于统治阶级内部分权的政治主张明显排斥了民众的应有地位,也受到了激烈批判。其中,在马克思之前,政治主张和权力观念极具民主倾向和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应当首推让-雅克·卢梭。虽然他与同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齐名,以启蒙思想家名世,但在政治上却更加激进,因为“伏尔泰是旧世界的结束,卢梭是新世界的开始”[]。与霍布斯等其他契约论者不同,卢梭认为前国家时代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是私有制激发了社会矛盾,催生了国家和法律,以至于生而自由的人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异化的国家权力更是遮蔽了人的真实自我:“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他的创造者曾经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而所看到的只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这样,卢梭就明确指出了国家的现实局限,即“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苦。”[]不仅如此,国家的存续又进一步固化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和权力的异化:“法律与私有财产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员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人和奴隶的状态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这后一状态乃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样,卢梭就明显超越了同时代人,不仅发现了权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作用,而且从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揭示了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和国家的起源,进而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明确了权力异化和国家正义缺失的原因,显示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和鲜明的阶级立场。

在此基础上,卢梭还明确区分了利益要求的合法性,以至于他把《社会契约论》一书的题旨规定为“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为此,他在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中明确了现实中的国家权力对于个人的意义,强调了国家的道义责任:“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样,卢梭就强调用社会契约凝聚和体现公意(the general will),并在充满分歧和冲突的众意(will of all)向超越个体性和主观性、基于共同利益的公意转变中重构国家与个体的关系,防止众意僭越公意的危险,进而建立“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积累和丰富权力的道德内涵和道义基础,体现主权者意志的合法性。在此规定下,基于社会契约的人们便“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此所未有的道德性”[]。由此可见,卢梭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简单地否定国家,而是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发现了个人与国家相互需要的历史事实,以及国家对于个人的工具理性,强调了国家权力的道德责任及其发展的基本方向,因而显示出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对前人理论的显著超越以及对后世的重要启迪。

不仅如此,卢梭还明确指出,在代表公意的国家中,政府只是沟通公民与主权者的媒介或纽带,即“政府就是臣民和主权者之间所建立的一个中间体,以便使得两者互相适合,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同时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被授予的权力,以执行法律、维护公意和保障自由,进而明确批判了政府的现实异化与专制权力的自私和非法,强调了主权在民的合法性与政府的存在依据和现实责任:“政府并不是从专制权力开始的。专制权力只不过是政府腐化的结果,是政府的终极点,它使政府又返回到最强者的权力上,而最初政府的建立乃是对最强者的权力的补救方法。”[]显然,遵循这样的批判性思维,“行政权力的受任者决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而且国家还必须“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以保证权力的民意基础和道德含量。由此可见,这一对国家保持清醒认识的主张不仅批判了现实中权力异化的严重性,明确了权力异化的超越方向,体现了卢梭权力观的高远意境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而且也使人自然联想到马克思对官僚政治和国家的批判,以及立基于上的宏大目标。当然,也正是因为卢梭对国家绝对权力的乌托邦式主张和对个人权利的极端漠视,即“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受其鼓舞的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动荡和暴政也被直接归咎于他这位思想先驱,他也因此被贴上激进主义的标签。

综观卢梭的权力理论,尽管其中仍有明显的臆想色彩,但其对国家以及政府和官僚的现实批判和道德期待也包含着国家终将消亡的结论,以至于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认为,卢梭“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民主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后来在一切主要方面不过加以重复而已”[]。他甚至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著作自始至终渗透着典型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而科莱蒂(Colletti)更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应该大大感谢革命民主思想的先驱们,尤其应该感谢卢梭……马克思对议会制度的批判,他的普遍代表权理论,甚至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都能够追溯到卢梭那里。”[]他甚至直言:“就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理论而言,除去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分析(这自然相当重要)以外,马克思和列宁没有给卢梭增加什么。”[]的确,马克思也曾盛赞过卢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政治主张,而恩格斯更是明确承认他们的相似之处:“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后来,普列汉诺夫在评论卢梭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也明确指出:“我们这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感到不满的作家朝历史唯物主义方向走了很大的几步。在说明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方面,卢梭表现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尤其是著名的《古代社会》一书作者美国人摩尔根的最卓越的前辈之一”。[]当然,马克思对卢梭的理论借鉴以及两人部分观点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他们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的趋同。无论在逻辑起点上,还是在政治追求、变革路径上,马克思都实现了历史性超越,毕竟“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相比之下,马克思则走得更远,他在超越卢梭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定位在遥远的将来。[]

二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权力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工人运动逐渐表现出从非法走向合法、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趋势,阶级斗争的范围和强度受到有效管控,力度和成效明显式微。在此背景下,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或在不同领域反思斗争策略,创新革命路径。其中,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志坚定的革命家、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此方面的成就及其独特的创新性和解释力令人瞩目。葛兰西眼中的权力仍然首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并对传统的政治权力予以相应的关注,但与强调政治权力强制性与暴力色彩的学术传统不同,出于反思工人运动和创新革命路径的目的[],他更加重视政治权力中的非强制性资源和柔性策略,更加强调利用这种资源、实施这种策略的途径,因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在阶级斗争日益复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随着资产阶级日益拥有非传统资源和灵活调整统治策略的空间,即在掌握传统政治领导权的基础上,又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其诱导性策略的效果远胜于强制性措施,明显改善了统治秩序,持续拓展了资本统治的空间,由此造成的总体性统治对危机与革命更有显著的抵御能力,资产阶级统治也因此得到了显著改善。为此,葛兰西发展[]了一个为后世广为引用和发挥的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政治领导权。作为反思工人运动低迷和改进领导策略的结果,这一概念揭示了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争取工人认同与支持的动机和可能性,从而使阶级统治尽量免于诉诸暴力或强制,并为统治重心下沉乃至嵌入社会夯实了社会基础。[]

在此概念基础上,葛兰西指出:“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他根据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采取了一种明显有别于马克思的方法,把整个上层建筑划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统治与精神领导,国家也因此在传统的强制基础上获得了基于同意的民意资源,为其强制的甲胄装饰上一件可资证明其合法性的民意外衣。其中,政治社会通过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传统国家机器或镇压性国家机器行使强制性的政治职能,而市民社会则在各种非政治、非暴力的社会领域中,通过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社会组织以及报纸、杂志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和传播,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两者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构成了一种“完整国家”(integral state)或广义的国家,有效地发挥了国家的综合功能,维护了统治秩序,实现了阶级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葛兰西眼中的“市民社会”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政治意义上加以规定的“市民社会”,也区别于黑格尔笔下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且有浓重伦理色彩的“市民社会”,同样有别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基础使用的“市民社会”,而是作为上层建筑范畴,指代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得以实现的空间与途径。这样,市民社会也不再局限于传统角色,甚至从国家的对立角色转变为国家意志的支持力量,并作出日益积极的表现,进而成为文化领导权逐渐倚重并重点抢占的阵地。显然,葛兰西的权力观不仅强调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渐趋融合和整体化的趋势,明确了权力社会化的机制和社会权力壮大的必然性,而且也为后世的权力研究提供了理论启迪,以至于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也明确承认,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只是丰富和发展了葛兰西在“一些精辟而又零散的笔记”中“有所涉及”的概念[],进而明确了该理论的学术传承和活水之源。

既然政治统治已不简单诉诸传统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更加寄希望于日常生活化和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触及意识形态问题。[]在上述理论基础上,葛兰西认为,鉴于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资产阶级越来越注重在教育、宗教、社团、报刊、家庭等日常生活领域建立文化网络,以文化宣传和自我证明的方式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从而显著消除了工人革命的冲动,甚至改变了工人运动的基本方向,阶级统治也因此得以基本稳定。这样,随着分析视角的转换,葛兰西的权力观就为意识形态腾让出空前的生长空间,甚至明确了意识形态的权力功能,进而在另辟蹊径中为工人运动找到更具针对性的现实路径。针对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他形象地区分了“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和“运动战”(war of maneuver)两大策略,并鉴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明显不同于俄国的结构性差异,认为西欧工人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阵地战”,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和欺骗性,夺取资产阶级建立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进而宣传和推广社会主义思想,有效发动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获得革命胜利和政治领导权,最终完成社会的总体变革。这样,葛兰西也就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有机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与新阶级同质、引领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并且充分发挥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指导、组织、教育等功能,并在民众中宣传和普及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以“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使‘文明’和广大群众的道德风范适应经济生产设备的继续发展”[]。这样,不断自觉的工人阶级政党就要设法“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文化和道德水平”[],也必然要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的同时取得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实实在在的新人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努力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对市民社会进行系统的知识与道德的宣传和普及,使民众持续获得批判和超越现实的革命思想,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和智力的领导权,革命成果才能持续巩固,并获得最终的彻底胜利和可持续的社会进步。在此背景下,有机的知识分子和人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将以一种彼此认同、相互配合的“历史集团”,开启并持续完善“社会力量的共有生活”。

由此观之,置身于西方成熟稳固的市民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氛围之中,葛兰西在反思、重构与超越中形成的权力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明确的革命倾向,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实践中产生了显著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作用,尤其是系统强调了文化的权力功能和权力中的文化价值,而且在理论上产生了承上启下的学术转向,明显拓展了权力的研究范围,即从宏观的政治权力拓展到类型更多的综合权力,曾经未受重视的微观权力也开始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而这恰恰也是戴维·麦克莱伦对他的充分肯定:“在严肃地分析资产阶级如何得以通过赞成而不是强制来永久地维持它的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葛兰西有着首创者的功绩。”[]

三 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观

广泛的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成就了伯特兰·罗素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但也没有影响其对权力问题的系统思考和经典主张,以至于人们在思考权力问题时也无法绕过其理论主张,更是从中受益良多。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战争阴云密布的欧洲局势,尤其是极度膨胀的国家权力及其肆无忌惮的扩张行径,自然引发了颇具济世情怀的罗素对权力问题的深刻反思,以求解节制和规范权力、引导社会发展的现实答案,为人类未来找寻一条光明道路。因此,鲜明的时代主题、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精辟的学术观点使《权力论:新社会分析》一书以其“真诚而痛苦的智慧”以及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交融的色彩,成为罗素学术历程中独特而醒目的印记,也成就了权力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就该书的副标题“新社会分析”(A New Social Analysis)透露出的信息来看,罗素显然认为,之前的社会分析之所以“旧”是因为没有抓住“权力”这把钥匙,他意欲立足权力视角,结合沉重的历史教训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另辟蹊径地解剖和反思社会现实,进而提出分析现实问题、思考社会发展的一般范式,以革除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将人类共有的权力欲望引导至改造世界、造福社会、引领发展的正轨。这样,罗素的权力观以其对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等领域的广泛涉猎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了一种宏大叙事的理论风格。

基于对社会的深刻洞悉和精准把握,罗素认为:“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在此基础上,他围绕权力的影响因素和现实表现,着重回答了人们追求权力的综合原因,权力类型与构成权力欲的基础,权力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关系以及规制权力的可能途径,进而以其鲜明的学术体系和理论主张体现了其权力观的严密逻辑、系统化体例和现实说服力。在《权力论》中,罗素认为权力如同阳光与空气,共时地弥散在现实生活之中,也历时地存在于人类的古往今来,进而体现了权力作为社会关系的实践特质。当然,现实中的权力更多存在于一种有序的结构化组织之中,并在组织运行中发挥作用,因而常常失效乃至失败于组织分散或瓦解状态之下,使人类陷于无助和不确定,却又在膨胀情况下,极易走向危害人类的极端。在他看来,国家本身并不是权力,而是权力的外化形式和权力运行的现实平台,即国家的独特机制发挥了组织化和系统化功能,才使得权力发挥作用。因此,现代国家在不放弃传统政治权力的同时,更应发挥其组织化和系统化的功能,发挥经济、舆论和信仰的力量。尤其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权力类型或组织资源的多样化使得权力越来越不能简单地延续传统的强制方式,而更多诉诸基于认同的合法性,以便用更少的政治资源,获得更久更广泛的统治秩序和治理效果。而在组织化的权力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权力网络中的重要纽结,也都能在其中发挥相应作用。因此,每个参与其中、地位与能力各异的主体都应当通过宗教和道德的手段,消除在竞争中抢优争先、垄断资源的欲望,更应避免各种冲突与对抗,努力促进社会合作,改善社会发展的政治与经济环境。[]

鉴于惨重的历史教训与严峻的现实形势,权力历来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即既具有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社会利益的积极作用,又难免以权谋私、实行专制和暴政、发动战争等消极影响。为此,罗素在《权力论》中从分析权力欲入手,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作为人类的天性,权力欲的诱惑力明显超过财富的魅力,即“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在此诱惑下,人们追求权力的意志长盛不衰,手段不断翻新,也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各种矛盾和冲突。为此,他强调指出:“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如果对此作进一步分析,罗素无疑在强调,相对于财富之于人的生存意义,权力则意味着生活质量和生命价值,因而属于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源。换而言之,这种权力欲的深层次原因既在于权力主体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更高期待,以及对其能力的充分自信,也在于权力客体内心对危险的恐惧和对安全的渴望,以及由此生成的对权力主体的依赖。这样,这种权力欲广泛存在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社会关系之中,追求着不同的利益:“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在此基础上,他分门别类地论述了教权、王权、革命权力、经济权力、舆论权力等各种权力形态,区分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与暴力及其相互转换的可能和路径,以及权力与政体、权力与道德、权力与组织和个人的关系。这样,罗素通过探讨权力欲的基础,论证了人们追求权力的原因;通过分析权力的表现形式,阐述了权力的现实基础和主要构成;通过研究权力与社会环境、伦理道德的关系,探讨了节制权力的可能途径,描述了权力发展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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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马克思前后的主要权力观
    1. 一 让-雅克·卢梭的权力观
    2. 二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权力观
    3. 三 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观
    4. 四 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观
  • 第二节 马克思的实践权力观
    1. 一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2. 二 作为实践要素的权力
    3. 三 实践与权力的分化
  • 第三节 权力功能与社会发展
    1. 一 权力:实践中的功能分析
    2. 二 权力功能引领的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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