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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力: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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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力: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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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权力: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

在初步界定马克思权力范畴的基础上,探讨该范畴与其政治理论的关系也就成为本书合乎逻辑的后续话题。面对相关的理论分歧,合理分析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自然是无法绕行的理论基础,尤其当该逻辑起点主要存在利益说和权力说的不同主张,而且各有其合理性,而当权力说的研究成果又通常将权力当作前提而非议题对待时,自然需要补充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这就要求本书必须对此予以充分思考,以确保论证更具科学性,其他后续问题的研究更具立论基础,整体论证框架更具逻辑依据。同时,针对一些研究者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质疑,本书自然也应合理分析该理论的学术特点,论证其分期依据和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革命重心和理论关注,以新的论据和论证回应有关质疑。在此基础上,从权力视角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关于公共权力异化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产生和权力社会化、人类解放和公共权力的历史回归这一辩证否定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规律,从而将权力范畴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进行全面合理的对接,形成一个基本框架,以便为后续其他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利益或权力:逻辑起点之争

历史是生动的逻辑,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简化的历史,是历史的抽象和凝练。具体而言,“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去原原本本地记录历史,它必须把历史过程加以逻辑的处理。这种处理就在于将真实生活中的偶然性、曲折性去除掉,让历史变得较为平直,并从这种平直中找出必然的逻辑线索。”[]而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人们也逐步认同以下规律,即“要建立理论体系,就必须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为此,黑格尔曾做过原创性的论述,即逻辑起点“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或者说,“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因为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即根据,所以根据就是结果”。[]换而言之,作为理论体系最简单、最直接和最抽象的初始性规定,逻辑起点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细胞和原点,必然对理论具有最初和最基本的内在规定性,以至于这一规定即使在思维主体、思维对象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尽相同,也不会产生明显差异,更不会被彻底否定,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同样也不能摆脱这样的规定。有所不同的是,基于思维的主客体与时空的差异,这个逻辑起点可能是一个范畴,或是一个问题。回归到本书主题,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许多方面尚未完全达成共识,其逻辑起点方面也是如此,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利益说和权力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思路、不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一 利益说的理论依据及逻辑困惑

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直接影响,尤其是其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自然会引发人们在实践中基于政治视角,思考和追求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利益,当然也会引导学界立足利益视角,分析和建构政治理论,描绘利益与政治理论的前世今生和因果关系。主张将利益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逻辑起点的代表人物,当属王浦劬教授,由他主编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治学基础》更使这一主张得以普及。该书一开始就在中外思想家对利益的强调中明确了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由此引申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利益的思考。该书认为,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马克思就明确强调了利益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并对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对利益,尤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持续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不仅加剧了利益分化,催生了各种政治现象,开启并固化了政治生活,而且推动着政治生活的逐步深化与不断发展。具体而言,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们不仅不会停止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且不会停留在特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因而必须通过提升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来满足其利益诉求。为此,人们不仅要“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同时,“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起初,这种社会关系主要基于血缘关系,从家庭逐步发展到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规模不一的共同体。及至野蛮时期,基于生产发展、超越自然分工的社会分工既巩固了发展成果,增加了剩余产品,又催生了财产意识和私有观念,逐步凸显的利益差别导致原本人人平等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阶级和阶级矛盾,随之出现的阶级斗争不仅意味着政治生活的面世,而且破天荒地催生了国家以及相应的国家机器,以便既能维护有产者的既得利益,又能确保社会共同体的延续。[]由此可见,国家的面世彻底改变了权力性质及其存在空间,进一步固化了权力的政治属性,以至于此时的权力已不再是“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即一种形式上而非真正的公共权力,或者是一种完全异化并组织化的公共权力。从此,在国家的框架内,主要存在于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一直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旋律:统治阶级始终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利益,辅之以渐趋全面的法律与渐具解释力的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则通过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反复打破国家机器,为自身赢得更多渐趋稳定与可预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当然,为了维护与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治阶级不仅要兼顾被统治阶级的暂时或局部利益,而且要及时体现出相应的自主性,处理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得国家不同程度地具有社会职能。及至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职能则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同时着眼统治秩序的政治职能则在范围和强度上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而且这种此消彼长的互动趋势必将随着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合理化而持续下去。[]

在上述基础上,该书认为,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及其实现路径之间的差异既激化了横向利益矛盾,即个人之间、阶层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又滋生了纵向利益矛盾,即个人与其所在的集体、阶层、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共同体之间的矛盾。这些基于利益差别的矛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主题和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而且内在地规定着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这样,矛盾不断的利益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政治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此,该书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首先,该书分析了利益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第一,“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因为“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原始动机,而政治关系不过是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特殊途径。”第二,“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即共同利益催生了超越其他社会力量、具有主导性的政治权力,保障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而利益矛盾则凸显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深层根源和现实依据。第三,“利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特征”,不同时空中的利益关系最终必然通过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内容和特征表现出来,两者的互动与变迁也对应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其次,该书还论证了利益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第一,“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即人们关注乃至直接参与政治活动,都是出于维护正当利益或追求更多利益的需要。第二,“利益是一切社会政治组织及其制度的基础”,即“社会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制度都是围绕着特定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为其所由以建立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服务的”。第三,“利益是社会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源泉”,即“作为观念而存在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来自于人们的政治利益,反映着人们的利益内容和利益要求,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利益。”第四,“利益运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不同个人、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同一群体中不同成员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发展以及利益本身内容和层次的发展提高,都会引起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发展,从而引起政治生活的变化和发展”。[]

正是因为该书事实上确立了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就揭示出该书由此生成的建构逻辑与理论体系:对利益的追求既产生了政治斗争、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又形成了国家、政党、政治社团以及个人等利益主体组成的政治体系;既生成了基于利益诉求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等政治文化,又推动了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民主等政治行为及其发展形式,进而以其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思考和系统分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这样,立足利益范畴,也就清晰地描绘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以该范畴为逻辑起点,该书以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为内在机制,重点探讨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这两种最宏观的政治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处于不同层次政治关系中的人们诉诸不同的政治行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到更多力量参加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参与,都在不同程度地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政治行为,共同孕育着更加精致复杂、渐具包容性和生命力的政治生态。而基于各自利益、持续的政治行为必然催生国家、政党和政治社团等规模不一、作用不等的政治共同体,以体现和维护各种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提升政治民主,持续推动政治发展。同样,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必然形成不同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并作为一种内在机制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推动着政治革命、政治改革和政治民主等不同形式的政治发展,人类社会也在曲折的发展中更加注重实现普通民众的正当诉求,为其确认了渐受认同的社会地位,预设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为政治发展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主张以利益为逻辑起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确是一种建设性的尝试,具有更为直观的说服力,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然而,相对于利益的基础性和永恒性,无论在理论视角,还是在事实层面,人类社会都不可能也没有天然地置身于政治生活之中,同样也无任何充足理由证明人类社会将永远生活在政治之中,因为“政治现象是历史地产生因而也会历史地消亡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就是说,它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完全消亡而根本改变自己的形态”。[]换而言之,政治生活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现象,利益也只是在此阶段与政治发生联系,成为政治主体实现其追求的手段,并通过不断发展的政治生活辩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这样,按照逻辑起点的基本规定,利益说仍缺乏足够的自洽性,至少其与政治生活并不会永远并存。此外,按照马克思的一贯观点,人们的社会活动都与其利益有关。这样,就终极起点而言,无疑所有学科都源自人类社会的实践,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因为这是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利益。按照这样的逻辑,其他学科,至少所有社会科学应该和政治理论一样,都可以以利益为逻辑起点,那么,基于同样逻辑起点的诸多学科显然也就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特色,也就失去了区分的必要。[]再者,按照黑格尔的理论规定,逻辑起点“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而且“应当是抽象的开端”[]。这样,虽然以利益为逻辑起点具有必需的抽象性,也的确符合“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的要求,但仍背离了“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的规定,自然也就模糊了不同领域的学科界限和理论特色,进而说明该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已初步明确了思维进路,但仍需沿此方向追问更为直接和精准的依据,尤其需要进一步反思和精准化,以准确描述学科中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和话语体系。

二 权力说的内在逻辑及本书主张

相对于利益说的论证逻辑以及上述困惑,对照逻辑起点的理论规定,李景鹏教授的《权力政治学》作为“一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分析政治现象的著作”[],采取了“政治权力分析方法”[],形成了“以分析政治权力的运动为核心”[]的理论框架,为本书的视角转换和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从另一视角弥补了利益说的微瑕。该书认为,相对而言,作为人类社会的常态现象和永恒追求,利益的确是政治生活的追求目标,甚至是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最现实、最深厚的基础,但将其视为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史实依据,毕竟政治生活只是历史长河中特定时期内的特有现象,一种短暂得多的社会现象,以至于在没有政治生活的情况下,对利益的追求仍将继续。[]而一旦没有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自然不会催生或发展政治理论,更无须追问政治理论逻辑起点这样的问题。为此,该书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政治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展开的,表现在人们攫取、维护、建设、执行、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和关系中”。[]也就是说,政治首先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和国家等现象则意味着政治开始集团化、组织化地出现于社会生活之中,此时对利益的争夺更是首先表现为对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因为“人们为实现共同利益而施加影响的活动,仅凭经济手段或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之中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因此,争取实现集团利益的活动一开始就要踏入政治的领域,并将他们所采取的政治手段和方式作为他们实力的一部分而向有关的国家部门施加影响”。[]这样,“权力及其运行”也就“反映了政治现象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最能反映政治现象的特征并直接地将政治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的最主要的东西”。[]同样,汉娜·阿伦特也认为,在国家时代,“权力问题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问题,人的生活整个领域,都不是作为生活领域,都成了围绕‘谁统治谁’这样一个问题决一雌雄的那种权力斗争的领域”。[]

事实上,利益说也承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代表性的流派,权力说甚至更加符合政治学的学科特质和理论规定性,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公共权力’,政治学就是研究这种权力的获得和运用的科学”,“把政治归结为权力或以权力为中心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政治的核心内容”。[]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显然,当利益说在不放弃甚至尝试新的思维和观点以完善自身周延性的同时,也对权力说的主张予以如此的认同,无疑符合唯物史观的相关观点:“‘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政治生活中,权力无疑是人们实现利益追求的最可靠手段,不仅“权力给政府以活力,国家的中心问题就成了如何积聚权力”,而且“政治被认为是进行权力争夺的场所,权力不再被认为是可以达到其他结果的工具,它自己就成为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根源于此的政治理论自然应当将权力设定为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更何况这并不违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的理论规定。毫无疑问,在前阶级社会,人们有着直接、现实的利益追求,但只有在阶级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对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才主要甚至首先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占有,毕竟政治权力才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可靠手段。因此,只有当人类产生并动用政治权力,或者说当原初状态的公共权力沾染上政治色彩,异化为政治权力时,才开启了真正的政治生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明确指出,原始社会为了保护共同体的利益而赋予个别成员相应的公共职位,其权力则是为了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执行宗教职能等,[]虽然已初具“国家权力的萌芽”,但并不是政治行为,因为此时既无明显的利益冲突,也无外在的强制机关,社会秩序主要依靠习俗和氏族首长的权威,即使氏族首长也是“站在社会之中”,而不是“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另外,立足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将利益设定为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同样值得商榷。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有一段被普遍认可和广泛征引的表述:“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辩证唯物主义,抛弃了上述文字中的唯心主义内容,对其中的合理成分进行了科学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其之后的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进而形成了恩格斯介绍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直坚持的研究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不仅如此,这段文字后来还被世人简化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在社会生活和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遵循。这样,经过唯物主义的改造,这一方法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运用和发展,即实践形成的历史以自身的真实引领逻辑的进路,逻辑在历史的进程中进行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并反映历史的一般规律。由此可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结合马克思所强调的“一切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等相关主张,显然马克思不仅不会背离这一方法,而且必然将其政治理论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共同延伸至政治生活的起点,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尤其是原始的公共权力开始异化的时期。因此,当我们回归本书的主题时,自然应当把权力(尤其是开始异化的政治权力)视作马克思政治理论当然的历史起点,进而成为其当然的逻辑起点。[]

显然,一旦权力被确立为马克思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能一改利益说造成的逻辑困惑及其对政治学学科特色的遮掩,而且能够在满足直接性和抽象性要求的基础上,符合逻辑起点的其他标准。第一,逻辑起点“离开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不仅如此,“在一切后继者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长留在以后规定的内部的东西。”[]换而言之,作为理论体系展开的基础和依据,逻辑起点为之后的理论演绎提供了理论原点,而且自始至终具有基础的规定性,不会因时空变化而消失。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从阶级斗争、政治统治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无不围绕政治权力展开论述,反映了权力范畴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内在联系。对此,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凡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斗争的直接目的都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牢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第二,“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即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相一致。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起于“真正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政治权力的产生,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阶级斗争推动着权力的演进和分化,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权力的异化色彩必将消失,直至最终融合、复归至人人共享的公共权力,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样,人类的政治生活起源于政治权力的产生,又终结于政治权力的消亡,同样验证了逻辑起点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对于科学说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权力政治学》在最一般意义上使用权力这一范畴,即“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作者将政治权力定义为“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力量,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路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权力范畴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结构要素,如“第一,权力主体;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权力资源(主要是各种强制性的力量资源,亦包括各种非强制性的力量资源);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第五,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向和方式;第六,一定的权力格局(即权力作用的结果);第七,权力关系的稳定程度”。[]显然,这些因素以其高度凝练的表述,更加精准地涵盖和解释了主要政治现象,也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政治生活的动态过程。同样,基于这一逻辑起点和方法论,该书从政治权力主体、政治权力行为、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四个维度对政治现象展开分析,便形成一个完整的权力分析框架。其中,“政治权力主体所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能量的源泉问题”,包括各种政治主体的结构、功能、类型及相互转化等;“政治行为所涉及的是权力如何作用于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问题”,包括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关系,以及政治行为的各种模式等;“政治关系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实体之间以政治行为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即这种格局内含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形成的现实条件,以及各种政治行为的各种模式等;而“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则是要研究政治权力运行的总规律,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政治权力能量形成的机制、结构和功能转化的机制、政治行为的运行机制等”。[]更为可贵的是,这一理论框架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分析上,对我国当下的现实政治,尤其是和权力现象紧密关联的政治问题,如民主的运行机制、利益结构的变迁机制、和谐社会的建设机制、政治文明的形成机制、社会发展的竞争机制等,都以相应篇幅进行了积极回应,进一步证明了权力始终贯穿并影响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印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生发于政治权力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初步证明了权力辩证否定的发展并将在更高层面再现其最初面相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分期与述要

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理论与实践都需要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思考,即使是其历史分期这样的“纯学术”问题,也因此具有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需要学界作出相应的理论思考,因为此举能够重塑和完善对马克思革命生涯及其理论重心的认识,深化对其政治理论的认识,彰显该理论的解释力和指导功能。但是,这一领域表现出的集体失语或语焉不详的现状,无论对于实践还是理论而言,显然都是一种不足和遗憾。当然,这种情感的流露首先需要一个前提,即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确存在。如果如一些研究者所言,马克思根本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上述看法充其量是传统的思维惯性乃至个人偏见,甚至是无知的表现;相反,这就意味着一种机会、一种挑战,需要本书作出回应,以丰富该理论的学术内涵,并为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夯实基础。

一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可能性与分期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可能性问题并不是一个时尚的学术话题,虽时有提及,但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定论,对此问题的肯定或质疑都持有对方难以完全否认的论据,却又没有彻底说服对方的系统理由。肯定派通常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对应其哲学、经济和政治理论,其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无可置疑。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借助教科书等官方渠道的宣传和普及,不仅被绝大多数民众接受,而且也作为一个前提,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并规定着众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日益成为相关研究的理论前提和论证依据。而质疑派则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可能性提出疑问,如科莱蒂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而密利本德也认为:“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和理论问题采取了完全缄默和极端敷衍的态度。从一个段落、一个短语、一个暗示或一个隐喻中所能挤出的东西是有限的”。[]显然,他们的质疑也并非无道理,至少与学界对其作为思想家的期待相去甚远,尤其当现时代的一些政治问题已无法一如既往地从马克思理论中找寻到答案,甚至一些经典命题还以一种截然相反的面相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这样的质疑自然不乏采信者,进而使得原本无须讨论的问题也成为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的争议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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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利益或权力:逻辑起点之争
    1. 一 利益说的理论依据及逻辑困惑
    2. 二 权力说的内在逻辑及本书主张
  • 第二节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分期与述要
    1. 一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可能性与分期
    2. 二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分期述要
      1. (一)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孕育期
      2. (二)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成型期
      3. (三)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成熟期
      4. (四)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完善期
  • 第三节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权力逻辑
    1. 一 从个人权力到公共权力
    2. 二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3. 三 政治解放与权力社会化
    4. 四 人类解放与公共权力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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