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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权力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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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权力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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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权力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结构

“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人们对政治进行解释时所强调的内容就不同。”[]在政治生活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渐趋合理,也因为阶级斗争的持续,国家的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与国家两大职能对应的统治和治理这两条主线始终或明或暗地贯穿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并在不同时空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强调,勾勒出两大职能动态消长的互动趋势。在统治这条主线上,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的常态化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国家,凸显了国家的政治职能。即使如此,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也无法扼杀国家社会职能的萌芽和发展,而且逐渐表现出令人期待的发展趋势。国家与社会的角力不仅反复积累着阶级矛盾,不断催生着政治革命,持续推动着社会革命,而且开启了权力社会化的进程,并最终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在更高层面上启动了国家消亡的征程。而在治理这条主线上,随着权力社会化进程的加速,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并存与互动,不仅推动与巩固着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而且更加凸显了社会对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不断觉醒的社会不仅日益鲜明地向国家宣誓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随着两种权力日渐良性的互动,逐步将被国家攫取并长期占有的权力收归己有,进而巩固着权力社会化的成果。当然,统治与治理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在此消彼长中共同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后者从未在实践中缺位,是前者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才凸显作用并被关注的实践形式,并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的政治行为,以至于人们始终坚信它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此互动格局的规定下,国家的消亡不仅意味着阶级统治的彻底结束,而且意味着社会完全具有自治和自主的可能,权力也必将实现真正的社会化。为此,本章立足权力的视角,通过研究阶级斗争、国家、社会革命等这些最能代表马克思主张的政治学说、最具马克思风格的理论模块和极具建构功能的理论节点,展现权力演进的基本轨迹,勾勒马克思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进而在时间次序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中,体现这一范畴作为该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对政治生活的准确描绘,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和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

第一节 阶级斗争:权力异化的演进

根据马克思的权力观,公共权力的异化起始于生产力的有限发展和利益矛盾的滋生,源自社会的分化和阶级的产生。而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权力不仅需要进行相应的阶级化、集团化乃至个人化,而且需要进行超自然、超个体的资源配置,自然会催生空前的政治组织。因此,如果说国家是政治权力最为集中的体现和最为常见的载体,那么,阶级斗争无疑是政治权力的最初动因和极其隐蔽的历史主线,进而要求本章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阶级斗争这一政治行为入手,梳理和论证权力演进形成阶级斗争又受其影响的内在机制,为马克思的其他政治学说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形成其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 利益分化与阶级关系

在西方学术史上,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然唯物主义,到近代的人本唯物主义,社会发展逐步突出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也日渐受到重视。及至马克思时期,他把费尔巴哈关于人作为“感性对象”发展至“感性活动”,强调人的社会性存在和能动的实践主体地位,进而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使他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显然也是在强调黑人作为奴隶的社会属性和历史特征。在政治生活中,阶级关系无疑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极为重要却较为隐蔽的一种,以至于长期被更为表象的等级关系所遮蔽,甚至直接等同于更为直观的经济关系,或简化为后致性因素的个体化差异。而阶级关系一经发现,即产生空前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以至于阶级分析最终成为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的重要方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形态理论也是基于阶级关系的理论结晶。正因为如此,即使当代西方研究者也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的政治维度,但是这与一种特殊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变迁的理论结合在一起”。[]

尽管“阶级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显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且和权力一样,也在其著作中频繁出现,但他同样没有予以明确的定义和系统的研究,即使他也曾试图作这样的努力,却因天不假年而未有最终成果。对此,凯尔森(Kelsen)也流露出遗憾之情:“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于阶级这个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而这个概念在他的理论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他的未完成的著作《资本论》的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但也仅仅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意见而已”。[]尽管如此,较为分散的论述仍然能为后世勾勒出比较清晰的轮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也为理解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发展和本书写作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关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曾客观评价前人的理论贡献:“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而相关学术史也表明,从梭伦时代开始,古希腊就已把国内的斗争看成是等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只是还没认识到经济因素的基础作用。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在此基础上把阶级的划分看成是需求的增长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分工。法国大革命之后,米涅(Mignet)、亨利·德·圣西门(Henri de Rouvroy)以及被马克思称为“阶级斗争之父”的奥古斯丁·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等人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了研究,并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开始用“阶级”代替封建社会惯用的、政治色彩浓厚的“等级”,以分析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了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的转换,真实反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这样,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的利益对立。这样,系统且合乎逻辑的历史演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主要阶级,即“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而在之后不断深化的工业革命推动下,土地所有者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一步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鲜活史料和现实依据。

和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历史编纂学家只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做法,也没有停留在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经济分析,而是在将阶级视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并将这种分析拓展和延伸到人类社会的政治领域,为其政治理论铺设了历史主线。在马克思看来,有所发展的生产力是阶级产生的历史前提,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又是阶级存在的客观原因。具体而言,在原始社会,财产的公有制、共同劳动和产品的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产生剩余产品,因而也就没有利益分化和阶级产生的可能,更遑论阶级统治。及至原始社会末期,在有所发展的生产力推动下,随着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的出现,阶级现象开始萌芽,人类社会也因此进入利益悬殊、冲突频仍的奴隶社会。由此可见,阶级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即“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分工已经是基于生产有所发展且有所需要的社会分工而不是自然分工,其中已有明显的人为因素,[]因为社会分工通过所有制直接催生阶级的产生,进而成为权力演进的内在动力。不过,“[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所有制的重要作用才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中逐渐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进而显示出所有制对权力分化和阶级关系的重要影响。

首先,分工决定了所有制形式,又在其影响下不断发展。作为生产关系的基本要素,“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进而决定了人们在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关系。但是,所有制的变化仍然可以追溯到并归结为分工的变化。在人类社会早期,男权对女权的胜利对所有制具有决定性影响,只不过此时的自然分工尚不具有后来浓厚的社会印记和蓄意的政治算计。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而不够发达的生产力将自然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进而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生产生活地位。所以,马克思既突出强调了社会分工相对于自然分工的质变,“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又明确指出了分工的重要影响,“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基于更高效率和利益差别的分工最终改变了原始的公有制,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所有制与私有制画上等号:“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在此历史背景下,私有制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发挥出基础性乃至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结合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也就不难看出,发展水平不同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分工,进而对应着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为此,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变迁,劳动者的身份呈现规律性的变化,或者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所有制的相应变化及其对人的外在强制程度,因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受此影响,分工的性质变化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变化,为阶级划分提供最基本的依据,即“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这样,上述相关论述便可以相当清晰地描绘出分工之于所有制乃至阶级关系的基础地位和深远影响,进而指出了阶级的阶段性特征:“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固化分工的机制和强制性更加明显:“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分工的优势也得到空前凸显:“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而时至当下,人们更是以各自的切身经历感受着分工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努力在分工中,进而在生产生活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以至于在权力关系中也同样表现出类似的机制。

其次,所有制催生权力分化,并决定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特定所有制的规定下,社会成员必然要归属不同的阶级,进而规定其在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国家的面世更是将这种社会关系制度化与合法化,进而将社会生活发展为政治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这样,“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遵循这一历史演进机制,人类社会长期保持着阶级分化的格局,并对应着相应的权力格局。为此,马克思曾用以下文字描述基于分工的所有制和阶级的关系:“‘几千年来地球上一切民族的情况都是这样’!!!在埃及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等级;在希腊和罗马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过劳动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农奴、行会、等级等等。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劳动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另一个阶级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而出卖劳动也只有当购买劳动能使雇主阶级发财时才有可能”。[]由此进行更凝练的抽象,所有制与阶级关系、政治生活的联系也就更加明晰:“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当然,虽然马克思尤为强调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不否认共同的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以及明确的自我意识等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与现实影响:“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但是,这些因素更多发挥掩饰、固化和传承等作用,远没有所有制影响深刻。这样,国家就成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其他人进行统治的工具,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力量,顽固延续着权力政治化的惯性,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相应的虚假性与欺骗性。

不仅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重申了上述观点,进而显示出他们在所有制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一贯立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稍后,他再次强调:“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显然,这种基于“不大发展”的分工与所有制及其相互影响必定顽固延续着悬殊的利益差距,规定着人们的阶级关系与权力格局。当然,在阶级斗争面世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国家与社会尚未产生明显的结构分化,阶级斗争不仅在相对稳定的等级之间展开,甚至长期表现为等级问题,[]掩盖了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主要围绕政治权力进行,即它始终以争夺政治权力为首要目的,以稳定实现其经济利益。而着眼于狭隘经济利益的政治权力又必然在反复异化中滋生和延续着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在政权易手中重复着同一种性质的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农奴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虽然是社会的基本的阶级斗争,但它并不直接地构成政治生活的内容。只有当这种斗争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和行为中反映出来的时候,它才间接地进入政治生活。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社会的等级划分对于阶级关系的掩盖,限制了人们对阶级现象的认识”。[]换而言之,此时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身份并不明晰,甚至是在统治阶级明确其身份的同时,才由后者以其对应乃至对立的身份逐步明确下来,自然会长期处于身份模糊乃至无意识之中,无法洞察其处境的真实性,更不会产生超越历史循环的意识和能力。

二 经济权力与阶级斗争

上述分析表明,阶级是阶段性的历史产物,但在最初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被各种更为直观、更具政治色彩的等级关系遮掩,自然无法被准确把握,而统治阶级也毫无例外地通过政治权力来维护统治秩序与自身利益。从历史事实和前文征引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不仅直接简单,而且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生产力水平相对应,并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相适应。当然,这种外在的、更具传统惯性的联系并不能掩盖和否定阶级现象中的经济色彩。阶级关系虽然也常常表现为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关系,列宁也是在此层面上定义阶级的:“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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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阶级斗争:权力异化的演进
    1. 一 利益分化与阶级关系
    2. 二 经济权力与阶级斗争
    3. 三 阶级斗争与权力演进
  • 第二节 国家:权力关系的组织化
    1. 一 权力与国家的演变
    2. 二 权力与国家的政治职能
    3. 三 权力与国家的社会职能
    4. 四 权力与国家的未来命运
  • 第三节 社会革命:权力演进的社会动因
    1. 一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2. 二 权力与社会革命
    3. 三 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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