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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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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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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在客观反映政治生活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以期通过这样的探索,找寻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基本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同时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为此,“马克思曾从对人的发展和解放所具有的潜在意义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曾从人的全面异化、人的目的遭否定的角度,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显然,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客观评价,最终仍在于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依据和现实路径。同样,无论来自何方的肯定或否定,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一味放任资本的肆意扩张,而是在经验和教训中,对其制度供给和政治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纠偏和调整,以拓展资本主义的存在时空,资本主义也因此在改良中存世至今,进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确击中了资本主义的要害,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时代重任。由此可见,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点,更不是它的全部。因此,立足权力的视角,利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透视与宏观把握,分析资本主义时至当下的政治生活,不仅能展现政治进程中开创性的历史画卷,而且能印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进而集中展示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为人类社会的权力文明和政治发展提供积极启示。

第一节 经济权力的巩固与政治权力的确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少量的商品生产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只是对自然经济的有限补充,因而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权力,更不会对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经过生产力的长期蓄积,一些最初看似与政治并无明显关联的人类活动不仅开启了新的历史进程,为社会发展设定了新的历史坐标,而且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权力格局也因此在政治权力存续的情况下产生了新的分化。这样,无论立足马克思政治理论的层面,还是就本书的中心议题而言,将分析的重心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无疑都是合理的,因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是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核心。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广为人知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对这种主要的关注来说不过是一种陪衬”。[]理论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提升,而不是对历史的裁减或规定。因此,在对历史的真实把握中用专门章节集中分析资本主义的权力格局与政治生活,并非简单或不得已的重复,而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理论的现实关切和革命精神。

一 商品生产的拓展与经济权力的产生

作为人类社会的常态现象,权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发挥整合与协调功能,形成并维护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在前国家时代,公共权力保证了每个人都能拥有相应的主体地位和自主表达的权利。及至国家时代,公共权力逐步异化为政治权力,进而集中表现为有悖于绝大多数人意愿的国家权力,国家也因此成为“虚幻的共同体”,权力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受到严重削弱。当然,这种虚幻性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会放任其利益膨胀,政治权力的扩张也得兼顾被统治阶级起码的生存条件,以确保共同体的存续。不仅如此,“为了掩饰和减少社会对抗,统治阶级也会设法诉诸日渐齐备和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手段,淡化政治权力的暴力色彩,以丰富和完善其对社会的控制”。[]这样,前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形成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在此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或者说缺乏革命性的发展动力,政治权力长期保持其传统惯性,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虽然此时也有一定的商品生产,但数量极少,比重极低,根本无法撼动自然经济的地位和惯性,因而也不可能明显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然而,就在强大的传统惯性背景下,一些当时看似平常的举动最终令人意外地产生了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政治权力也因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权力在空前的分化中形成了新的格局。

1143年,领土光复后实行君主制的葡萄牙成为欧洲大陆首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在王室的强力支持和直接领导下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获得了令人垂涎的财富。而葡萄牙的率先成功则更加坚定了西班牙王室的决心,一俟西班牙光复便立刻资助并最终成就了哥伦布(Columbus)的探险壮举。当然,此时这两个国家似乎有点机缘巧合的命运尚未明显改变权力格局,更未直接催生经济权力,但已为商品生产的扩展和人类历史的巨变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空前展现了封建王权能够实现的壮举、成就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新的生产方式也明显暴露了传统政治权力的强大与封建势力的狭隘和保守,因为地理大发现虽然为这两个国家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使其在商业贸易和殖民掠夺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既没有用于强盛本国的工商业,也没有用于能够稳定统治秩序的民生领域,而是几乎都耗费在封建势力的奢靡消费与为宗教信仰和殖民扩张而进行的战争中,以致新兴的工商业者还因此受到打压和驱逐。尽管如此,地理大发现仍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不同国家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也因此具有了历史起点和全球坐标。尤其当最初的民族国家为了财富和宗教而置身于战争之中,他们不仅需要尽快壮大国力,而且亟须维持战争、争取胜利的巨额军费,进而必然要求各国不得不放松长期受到抑制的商业贸易,甚至动用传统的政治权力为其开辟道路。虽然荷兰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当其商业贸易以及财富积累的活动先后受到西班牙和英国的侵扰时,他们也在顽强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进而牢牢掌控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这一伴随战火的历史进程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出现,也即《共产党宣言》对这段鲜活历史的简明总结:“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而在民族国家的保护和推动下,荷兰不仅成立了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和现代银行,而且发明了信用体系,进而将各种金融和商业融汇成一个相互贯通的经济体系,并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过程中,荷兰还大力资助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该公司的主要股东,进而反映出政治权力全新的运行领域和大有作为的空间,以及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进行联手的历史渊源。[]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开始在欧洲以蓬勃之势铺展开来,并对商品生产和全球化进程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尤其是强有力的君主制不仅明显改变了各国以往的存在方式,而且开始以强大的凝聚力和前所未有的力量,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和综合国力。

当然,此时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尤其是商业贸易的主导作用足以说明经济权力尚未成型,因为经济权力首要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领域也最终取决于所有制在生产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更何况此时直接隶属或听命于政治权力的经济活动仍然占有很大比重,日后经济权力令人惊讶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尚无明显表现。然而,正是这种此时影响有限的商业贸易最终催生和强化了经济权力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商业贸易,尤其是得到政治权力支持的商业贸易逐步将原来局部存在、影响有限的商品生产联系起来,原先小批量、首先为了自身消费而非交换的生产逐步显示出明显优势,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并给生产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进而导致货币更多流向生产领域。回眸欧洲历史,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曾将巨额财富用于王室贵族的奢靡消费,甚至蓄意打击和排斥工商业者,但随着荷兰的发展壮大,巨额财富已不再专供富有者享乐,而是转化为中产阶级的常规消费,甚至直接转变为生产领域的投资,进而带动了更为稳定的生产和消费,大量货币也因此以更为明显的流动性,开始向生产领域集中。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作坊式的传统生产方式显然无法满足生产者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而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及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资本开始主要在生产领域支配劳动力,稳定生产巨额的剩余价值。在此背景下,鉴于资本的广泛影响,国家和资产阶级都开始全面拥抱资本。一方面,商品生产对税收和国家的重要影响,及其在改变国王和贵族、教会关系方面的显著作用,使得国王出台各种鼓励性的政策,甚至颁布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迫使那些“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尽快适应新兴工场手工业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乃至鼓动下,资产阶级显然也发现投资生产的众多好处,尤其在交通仍然落后、货物常遭劫掠的背景下,安全的生产环境、稳定的劳动力资源、逐步提升的产业结构以及国家支持下庞大的海外市场等各种利好,必然吸引资产阶级从流通领域转移资本,加大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力求在利润率和利润总量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这样,在长期一枝独秀的政治权力脚下,经济权力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即支配他人劳动的“资本权力”或“所有者的权力”,迅速成长为一种超越封建主义、证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毕竟之前的阶级统治更多是基于政治权力的压迫,而此时则是更为直接、更加合理的经济剥削。由此可见,经济权力是在资本统治的背景下才得以普遍化和常态化的一种权力形态,也是国家与社会持续分化的原因和结果。这样,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权力最终水到渠成地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以至于“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这样,马克思在尊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也合乎逻辑地将关于权力的思考从政治领域切换到对政治和经济的兼顾,进而说明经济权力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规定了此后政治生活的全新范式与基本趋势。

二 商品经济的普及与经济权力的巩固

作为为数不多“大写”的政治学著作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檄文,《共产党宣言》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提纲挈领地描述了商品经济与经济权力的历史,加之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封建时期的欧洲被贵族和教会牢牢控制,与之颉颃的王权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其中,就贵族而言,“封建领地是一个占有人力资源、财产、军队的地方性‘国家’组织”。[]而教会也依靠庞大的宗教组织、强大的宗教控制和巨额的教会财产赢得了无数教民的普遍顺从。然而,即使贵族和教会的超经济强制也无法完全根除历史悠久的商品生产,因为商品生产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且在封建割据中获得了独立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英国的《大宪章》不仅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开了有限君权的先河,而且为商品经济的产生、普及与壮大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社会环境。为此,马克思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其中的机制:“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换而言之,封建势力只有在经济上包容资产阶级,才避免了两大阶级的过早反目,也使得前者政治地位获得了延续乃至暂时巩固的机会。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另一方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显然已无法满足全新的发展趋势,不仅工场手工业很快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且工场内部普遍出现了明显细化的分工,工业的中间等级最终取代了行会师傅。这样,随着蒸汽机助推了效率更高和利润更丰的工业革命,[]人类历史开始出现令人目眩的巨变,即“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在此背景下,经过长期的量变和之后的惊人一跃,货币最终挣脱了一般等价物的陈规旧俗,转而成为具有强大能量和惊人凝聚力的资本,迅速壮大成为影响深远的经济权力,进而终结了权力由少数人享有的历史,明显开启了权力社会化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广泛深入的影响,还使得原本相对独立、幽居象牙塔的科学技术在商品生产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如果说文艺复兴通过强调人的应有地位,[]冲散了雾化客观世界的宗教雾霾,反映了日益掌控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谋求政治权力而在文化领域发出的先声,那么,以艾沙克·牛顿(Isaac Newton)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巨匠则初步揭示了外部世界的真实面目,人们不仅无须匍匐在自然或上帝脚下,而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理性打量外部世界,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价值,以至于人们开始逐步摆脱传统的生存状态:“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这样,在人文和科学的双重推动下,以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为代表的众多能工巧匠不仅像前人一样技艺出众,而且从中获取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技支撑和创新资源,从而将商品生产建立在非传统资源的基础之上,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面对如此巨变,马克思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样,在人文、科技和资本的共同推动下,“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受此影响,原本零星或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业贸易也因为交通和通信的迅猛发展而突破传统的界限,从封建领土之内不断拓展到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直至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广泛深远的商品经济,自然也使得不断壮大的经济权力开始挤占政治权力的传统空间,而且以其令人震撼的空前影响力,迅速拉开了人们与传统的距离,催生了他们对金钱与资本的顶礼膜拜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臣服,当然也实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如果说近代科技使人类摆脱了宗教和自然的强制,那么,同样受益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人们也开始反思人的价值与目的,强调人的应有地位。[]其中,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认为每个人都有满足私利的正当理由,即“屠夫、酿酒商、面包师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得到回报”。[]正是基于对个人利益的算计,每个人都会对市场信号保持高度敏感和及时反应,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配置下最终流向更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领域,同时实现了原本无意追求的社会利益。这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其内在机制实现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实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赢。同样因为市场机制,人们也为自由贸易找到了更为合理的依据,因为垄断和贸易保护主义虽能获得一定财富,殖民掠夺也能相对简便地占有财富,但也存在不可持续、高成本等问题,无法企及自由贸易和科技进步所创造的稳定收入。由此可见,市场竞争合理配置了生产要素,空前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生产具有了更为稳定的市场空间,进而为工业革命的高歌猛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秩序,以至于汤因比(Toynbee)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而是“以竞争代替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也正是因为激发了市场机制的无限潜能,商品经济也逐步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具有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方式,政治权力保护下的经济权力开始向世界各地拓展蔓延,影响乃至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此,马克思专门强调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影响:“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同样得益于经济权力的合理机制和商品经济无孔不入的渗透能力,英国不仅具有了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且拥有了持续壮大国力的生产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深远影响,有研究者认为,1815年威灵顿(Wellesley)对拿破仑(Nepoleon)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而且)在滑铁卢战役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自由经济为不列颠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总是和主权紧密联系,更会因为其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而成为一种“冻结的欲望”。但在落后的交通和通信的制约下,不同民族缺乏基本的沟通和了解,也意味着不同文明只能独立存在,货币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在有限的地域内发挥作用。好在这种局面最终因为商品经济和经济权力的普及而终止。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与其密切相关、更为基础的货币在信用和汇率的支持下,也开始逐步走出国门,像英镑这样的大国货币更是借助强大国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丈量一切的职能,进而使得原来大相径庭乃至毫无联系的一切变得可以比较和交换,也使得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不再存在于现实的彼岸,开始了日益频繁的交流。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五千多年前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货币最终以为数不多的形式,超越不同的种族和宗教,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即使蛮荒之野也概莫能外,以至于人类的足迹可以到达的地方,几乎都有世界货币涉足,其结果也就自然催生了范围空前的社会共同体,助推了经济权力的普及。也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几乎在不经意中惊讶地发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这样,当商品经济日益成为主要乃至主导的经济运行方式,经济权力自然不会听命于传统,甘当政治权力的配角,甚至还要求政治权力为其服务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承受着众多因素的影响,迫使其以更快的速度回应这些影响,冲破传统强加给它的各种束缚,进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乃至意识形态的支持。为此,马克思对经济权力的巨大影响作出以下客观精辟的评价:“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在此背景下,经济权力及其各种衍生物开始取代世人长期信奉、具有神性的天国上帝,成为影响乃至左右一切的世俗“上帝”。

三 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权力的确立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可能如理论那样进行首尾相接、逻辑清晰、特征明显的区分,新旧社会形态总是以叠加的形式进行更替,即新的社会形态总是在旧的社会形态中萌芽,并在逐渐壮大中挣脱母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概莫能外,甚至还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温床里,更因其现实价值而得到封建势力的呵护。事实上,早在14世纪英国呢布工业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王权的有力保护下,资产阶级“很快取得了对首都呢布工业的监督权,而且只有他们才可以在伦敦和郊区零售呢布。1384年呢布商在伦敦自设管理中心,1397年又自设市场”[]。在法国,百年战争一结束,路易十一不仅恢复了旧的工业部门,建立了新的工业部门,而且还积极保护和鼓励商业,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以至于“每个机构都把上升的机会留给了资产阶级。贵族和社会最下层的平民则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他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个资产阶级国王”[]。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封建君主“为了把丧失财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转变成工人,发生过国家强制,因为这些条件当时还没有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被强加给他们”。[]由此可见,“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封建政府(包括城市政府)或封建统治阶级的刻意支持、扶植及合作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这一政治条件,资本主义是发展不起来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也不只是社会需要和生产发展的结果,更是封建势力制度供给和强力推行的结果,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自然也有必要“借口仅仅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去代替旧的神圣国家”。[]而这一互动机制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一史实也因此得到了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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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经济权力的巩固与政治权力的确立
    1. 一 商品生产的拓展与经济权力的产生
    2. 二 商品经济的普及与经济权力的巩固
    3. 三 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权力的确立
  • 第二节 经济权力的扩张及其影响
    1. 一 经济权力的扩张趋势
    2. 二 经济权力的双重影响
  • 第三节 政治权力的保守及其走势
    1. 一 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分化
    2. 二 政治权力的保守迹象
    3. 三 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
  • 第四节 权力互动与资本主义的命运
    1. 一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扩张的保障
    2. 二 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保守的根源
    3. 三 权力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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