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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力与社会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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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力与社会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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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权力与社会主义政治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由此推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因此,立足权力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无论是历时的回溯,还是共时的对照,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会对社会主义政治产生相应的影响,同样也要求我们主动从中汲取智慧,尽可能避免发展的反复与挫折。马克思从权力视角思考政治生活,不仅批判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极限和必然灭亡的趋势,而且建设性地描绘出权力最终全面再现其开放性与公共性的内在机制。但在现实环境的规定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不仅尚未完全社会化,而且还需要经济权力继续发挥其应有功能,进而规定了两种权力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互动格局和综合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思考权力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展望它们的互动趋势,不但是本书主题合乎逻辑的延伸及其完整性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挥其指导功能的应有之义,毕竟马克思主义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而对权力在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关注,尤其是权力的现实表现与发展趋势,不仅可以深化权力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的关系,而且可以从中管窥权力辩证回归的未来走势。所以,本书同样不能单纯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意旨,而应该以对现实的思考来回应实践,毕竟“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而这也恰恰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进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第一节 社会主义权力的历史与现实

人类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说明,“理想的价值不在于新颖,而在于对社会进步具有促进力。某些理想可以肯定是最宝贵的,那就是赋予世界以高尚生活的思想、具有强大社会动机的思想和能在有效的社会制度中体现其精神的思想”。[]同样,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私有制社会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的乌托邦最终演变为成就斐然且日益趋势化的现实,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准确批判了历史中的不合理现象,而且雄辩证明了人类社会值得期待的发展趋势和奋斗目标,坚定了人类对未来的信心。与此同时,当下的社会主义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仍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基本主张,因为“马克思也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因此,在继续坚持马克思政治主张的基础上,通过简要梳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思考社会主义政治及其背后的权力问题,显然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和本书的应有构成,也能够从现实视角体现本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私有制在长期存世中行进至资本主义时期,既将资本统治的优势与能量发挥到极致,又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放大到极限,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显然,这一极限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必将被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而且表明它也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奠定了综合基础。为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同时还“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至此,再次回溯历史,便不难发现,长期置身于私有制造成的不合理处境中的人类始终抱持消灭压迫和剥削、追求平等自由的夙愿,许多思想家更是立足各自的时代背景,提出各种天才般的社会改造方案。就此意义而言,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对于之前零散、间断的社会主义诉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的反思和批判、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推动空想社会主义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成长为蔚为壮观的思想流派,并对之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6~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普及和阶级矛盾的渐显,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ompanella)等人就已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简单粗糙的文学描述。及至18世纪,以法国的摩莱里(Morelly)、马布利(Mably)和巴贝夫(Babeuf)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进行了尖锐批判,并开始用阶级观点剖析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继而为未来社会描绘出绝对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斯巴达式的混合图景。在19世纪,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从理论上明确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用阶级剥削的观点分析历史、批判现实,进而将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高度发达的文明基础之上。虽然不同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各有不同,如莫尔的“乌托帮”、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摩莱里的“巴齐里阿达”、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法郎吉”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等,但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种罪恶,强调了它必然被超越的发展趋势,并以各自想象力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这样,“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越来越深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实际,因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因素也越来越增多”。[]在此过程中,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如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与政治压迫,在计划中人人参加劳动,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生活,三大差别趋于消失,国家逐渐消亡,等等。为此,恩格斯也盛赞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后来,他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仍然强调指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与魏特林决裂之后,他仍然将其称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德国工人“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

然而,即使代表人物的天才构想、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以及部分预言的渐成现实,也不能改变空想社会主义背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误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忽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客观事实,进而说明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样,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第一阶段”[],它也不可能只在一处生根发芽,更不会只向一个方向发展壮大。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逐步暴露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不断彰显,也必然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因此,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支撑下,“马克思、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参加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实践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思想认识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在总结十九世纪下半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综合他们的有关论述,这个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才能够为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第二,“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以确保一国革命不受别国干涉,实现国家之间政治上的相互支持、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第三,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都明显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即“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因而具有广泛的道义基础和民意认同,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持续的示范效应;第四,在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互动和推动下,社会主义社会将逐步消除三大差别,显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至于随着劳动异化和国家权威的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显然,上述原理主要是立足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预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同国家的经历充分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仍需在实践中继续加以检验、修正和完善。例如,按照最初的理论预期,“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然后再依次扩展到东欧乃至全球。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列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于1915年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年后又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此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在俄国取得胜利,并对其他一些落后国家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又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言,未来社会不需要货币、商品和市场,而是采取与劳动时间等量的“劳动券”来分配消费资料,但是,列宁时期不得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效,之后趋于保守的政策调整和对计划的过分依赖,又明显恶化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滞缓了苏联国力的壮大及其健康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鲜明的政策反差及其巨大成就则再次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现实生命力及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巨大潜能。这样,虽然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理论预期,但社会主义当下的成就和高度仍然雄辩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同时也证伪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进而证实了他的一贯主张,即“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反对教条主义的一贯立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而毛泽东则立足新的时空,进一步强调了同样的观点和后人的使命:“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 从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日益明朗和尖锐的阶级关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而在国际关系显著分化的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在传播和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既加大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强度,又暴露了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的行径,进而在无意之中培养和壮大了这些国家的革命力量。而全球范围内为争夺殖民地和剩余价值而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又造成了严重的物资消耗、经济破坏和人员伤亡,激化了落后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这样,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工人阶级不仅激烈反抗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而且也对本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更加坚定地诉诸革命。在此背景下,列宁不仅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制止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结论和主张,而且还利用俄国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地位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最新进展,及时组织并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进而开创了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度,提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境界。后来,他在总结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时仍然认为:“俄国的落后使得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独特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在1917年10月就是这样开始革命的,不然,我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取得胜利”。[]同样,这一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空前严峻的生存条件不仅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历史地要求中共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以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也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向了正确道路,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不只是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勇敢抗争,以期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和政治地位,其最终目标更是明确指向无阶级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依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以便为后续发展夯实政治基础,这是马克思早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就已形成的政治主张,又在之后不断加以强调,并得到了列宁基于实践的充分肯定:“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无产阶级即使取得了革命胜利,也不能偃旗息鼓,仍要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机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不发达乃至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落后的生产力和保守的社会传统根本无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尤其需要加强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以强大的政治权力和上层建筑来推动经济发展,弥补社会主义实践的先天不足。所以,列宁在谈到苏联无法回避的现实国情和面临的各种困难时,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积极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不仅成功打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掌握了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主动权,在积极探索中迅速壮大了综合国力,进而为有效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壮大社会主义生命力、传播和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夯实了政治基础。同样,我国的新生政权不仅彻底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以迅速发展的综合国力抵御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破坏,改造了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巨大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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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权力的历史与现实
    1. 一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
    2. 二 从阶级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
    3. 三 过渡时期的权力格局
    4. 四 社会主义的现实与共产党的领导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
    1. 一 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性和矛盾性
    2. 二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角力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权力的发展
    1. 一 社会主义权力的应然追求
    2. 二 权力与社会主义的正义
    3. 三 权力社会化与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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