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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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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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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本章主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感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呈现其基本状况;对户籍与就业分层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以说明户籍对就业分层的影响。整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背景的制度性因素进行论证,以说明户籍变迁与市场转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感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社会不平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进行群体之间的比较;第三部分分析说明户籍身份如何具体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分层,即户籍对就业状态、管理职位、收入、职工医疗险的影响。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变迁和市场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的户籍制度变迁和市场转型发展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感的重要制度背景。本章首先对户籍制度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设置的基本制度背景进行论证说明;其次是对市场转型背景下国家采取的农业和农民工政策措施进行分析,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最后是在前面两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分析说明本书中对不同代际农民工比较群体的设置,以体现户籍变迁和市场转型的历史背景,并作为进一步研究分析的基础。

户籍制度变迁

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的是户籍制度的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改革之前,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之间的鸿沟几乎无法逾越。1984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农民进入城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户籍制度开始出现转变。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开始可以有机会被认定为常住户口,享受和城市户籍人口同样的粮油食品供给政策。从粮食分配制度开始的标签,让部分农村户籍人口有了一定的流动机会,可以开始尝试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类似的户籍制度松动政策,让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城市转移。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城乡人口流动规模逐渐扩大,政府对户口制度和人口流动的管理思路也从最初的管理出生户籍所在地的原则,逐渐转变为对居住和生活地进行管理的原则。此后,户籍制度变革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一直到2001年公安部发布《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社会保障是城乡户籍间公共服务差异的一个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开始松动之前,城乡间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全隔离的。随着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建设和完善,城乡间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得到一些改善。但是依然存在很大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民工潮”,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范围扩大,但是劳动保障方面一直都是空白。一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才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后续也出台了相关的各项政策和法规。这些制度性的保障在实施的初期主要还是针对城市户籍人群,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劳动保障制度,只有部分城市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都局限在本地范围之内。进入21世纪,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善,不少省市也出台了相对完整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但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执行情况并不十分理想。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从农民工的劳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解决。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发布,进一步赋予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公民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2010年,国家还分别实施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和《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以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难以转移的问题。这些制度、法律和措施的演变,反映了城乡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间公共服务差异正在逐渐消除。[]

因为历史形成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福利、财政等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在公共产品的权力方面与城市居民处于两个不同的制度体系内,例如养老、医疗、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就业、参政议政等方面。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制度实施以来,虽然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乡差异也在逐步消除,但是历史积累形成的城乡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并且在市场改革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期,市场化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市场交易的发展,农村的收入在1978~1984年得到了较大程度提高。虽然这段时间城市的收入也得到了一定比例的提高,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城乡的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降到了1985年的1.9∶1。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的重心转向了城市的改革。这段时期,国家将农村发展的重点放在帮助数亿名农民脱离绝对贫困线,农村农产品采购价格没有明显的变化,加上农村的各种收费和税负,农村的收入并没有得到持续快速的提升[];同时,在农村乡镇企业大量发展的情况下,农村中来自非农业的收入持续增加,但是也成为当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段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在城市中产生了大量的高收入人群;而同时期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企业的大量下岗职工进入社会,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人员和新的城市贫困群体。[]

城乡隔离的逐步打破为农民工提供了摆脱农业部门束缚的途径和机会,而市场部门的兴起和发展则为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提供了更加有利于农民工的机制。而且,改革开放的进行,资源配置的不断调整,市场部门的发展和不断成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更多通过市场部门获得资源分配的机会,这些机会是优于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农民工的。

在城乡流动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城乡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扩大了,城乡人均收入比从1988的2.42∶1扩大到1995年的2.47∶1和2002年的3.01∶1。[]李实的研究也发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考虑了物价上涨等因素后,城市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差距从1983年的1.82倍上升到2003年的3.23倍。[]

市场转型中农村和农民工社会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而忽视了传统的伦理经济,公平、就业、劳动权益、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都让位于经济增长。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这时,市场似乎要“脱嵌”于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在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计完全依靠市场,缺乏支付能力的普通大众获得的公共产品与社会保障支持越来越少。下岗、就业难、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在市场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感到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特别是对于处于城乡二元制度下的农民工而言,他们更是在城乡分割体制和市场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最为痛切地感受到旧有制度和现实转型给他们带来的不平等境地。

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央开始强调兼顾公平,一系列旨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政策相继出台,例如西部大开发、财政转移支付、低保制度的改革和建立、取消农业税、加大农村教育等三农政策、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立。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都对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开始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三农问题作为重要的方向,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与农民工相关的缩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首次确立了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农民工政策基本原则。2006~2014年的连续八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农民工政策的完善与落实中央政府的农民工政策体系,为农民工问题的全面解决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也为城市农民工政策的落实与创新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2000年之前,国家流动人口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本在限制性和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内演变;2000年之后,国家关于三农政策以及农民工问题的新指向和原则,使得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劳动权益、养老等政策和措施在各个方面有了更加公平的取向。与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避开了那段政策歧视性更加严重的时期,获得了更多平等的公民权益的保障和重视。

本书正是在城乡二元制度,城乡差距与人口流动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社会”和“社会市场”的政策变迁的大背景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不公平感进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比较群体

收入分配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表现,教育、职业、行业、职位、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可能出现社会不平等。为了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比较,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不平等地位,首先需要对本书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进行一些界定。

本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内涵变量的具体划定,将参照文献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以户籍、职业、教育、年龄等系列变量为基础,综合数据中其他与社会公平主观态度相关的变量,按照本书研究的目的,选取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合法性认可最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和划分方式进行设定,将17~29岁拥有农业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的人群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是1990~1978年出生的非城镇户籍务工者,也符合2010年中央相关文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述:“80后”“90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以前则以“新生代流动人口”“第二代农民工”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称呼。农民工“新生代”一词的提出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外出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世代关系,是类似但不同的社会群体,是世代加社会阶层交互的概念。相关称谓的提出最早可见“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其后在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做出了具体的阐述: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20世纪90年代初初次外出,大多数未婚,初中和高中学历比例约占75%,大部分人没有务农经历,外出的动机由单纯的赚钱转变为改变生活状况、追求城市生活或现代生活方式,等等。[]这一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但是相关文章中并没有对分类变量的生成和选择进行说明,也未见对相关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的说明。该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内涵的说明也曾遭到质疑,例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内涵的年龄、务工动机、受教育程度等提出了质疑,并从职业活动、生活理想、社会交往等方面进行了其他的阐释,认为划分外出务工人员的各项指标受到很多因素干扰:外出务工者原来生活的社区环境是封闭的还是相对开放的,他们的人生际遇、家庭背景、教育理念和目标,他们的主体特征如年龄、个性、意趣等,还有国家和城市的管理政策等,远不是20世纪90年代外出并且现年25岁以下就能满足要求的。[]

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认可自己的农民制度性身份,开始尝试认同流入地社会,他们在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增加的同时,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却在减弱。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对亲人的感情,甚至批评否定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特别是对农业生产活动缺乏热情和了解。[]刘传江等以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市民化意愿等变量为依据,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属性内涵进行了检验说明,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在心态和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

本书希望把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放在不同阶段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国家的宏观政策转变以及市场与社会转变的背景。在本书中,受波兰尼市场与社会关系“双向运动”的启发,把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国家在农民工政策方面的重大变化作为标志,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类。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从2000年中国双向运动政策开始后进入职业的农民工群体,2008年数据采集时他们的年龄基本在17~29岁。中国从1999年才开始出现反向性运动的社会政策,2000年国家开始连续出台政策,大幅度采取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措施。所以,根据本书所用的数据,可以将1999年及之后满17岁并外出务工的农村户籍青年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基本划分。并且这一年龄也开始初步形成对不公平的认知,笔者在本书写作前期与青年农民工的访谈中发现,往往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经历的被访者才会逐渐形成对不公平的观点和看法,刚从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务工者对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和看法更加趋同于学校教科书里的内容。

另外,从1980年开始,中国市场社会开始逐渐形成,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开始出现和形成;1993~1999年,市场社会基本成型;1999年之后,国家开始大量出台有利于农民工以及“三农”的各项政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也逐渐形成。

这里对本书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划分变量和标准,以及比较群体的设定进行详细阐述。老一代农民工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当中很多人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他们具备传统研究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批人。此时,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迅速核心化和小型化;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每户一般只承包耕种少量耕地,他们从中小学毕业或辍学后不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农田耕种劳动,而是直接转入浩浩荡荡的进城“民工潮”大军之中。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这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从而导致他们有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对于这个问题,王春光比较早地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到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另一层含义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劳动力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农村流动人口。

世代与户籍的交互。除了新生代农民工,还涉及其他的比较群体,本书中有两个基础性解释变量户籍和世代,其中户籍包括农村户籍和非农村户籍,世代包括了新生代(17~29岁)、中生代(30~49岁)和老生代(50~69岁),将世代与户籍变量交互,形成了包括新生代在内的6类群体对不公平感的交互影响。新生代与农村户籍交互组中有76%为正在外出务工的样本,加上曾经外出务工、有外出务工打算的样本,将交互产生的类别命名为新生代农民工,将农村户籍与中生代和老生代交互的群体命名为中生代农村户籍和老生代农村户籍。中生代农村户籍和老生代农农村户籍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户籍群体内的比较群体;城镇户籍的3类群体,即新生代城镇、中生代城镇和老生代城镇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对比群体,其中新生代城镇是同龄城镇比较群体。

所以,根据本书对户籍和世代交互的设计,综上考虑,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如下划分。

新生代农民工组,年龄在17~29岁,处于市场社会进一步形成,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户籍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加剧的时代。这部分人群大都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外出务工或者进行兼业的农业生产。

中生代农村户籍组,从事非农业和农业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年龄在30~49岁,此时国家开始大规模出台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工的各项反向性运动政策,伴随这些政策,各地也开始在试行一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举措,该组处于从市场社会向社会市场的初步调整过程阶段,也是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急速扩大的阶段。这部分人群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外出务工或者兼业农业。

老生代农村户籍组,年龄在50~69岁。设立这个组的目的是和前两个组比较在市场转型期间和之外时期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辅助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老生代农村户籍组所面临的制度不平等和市场不平等状况是最明显的,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青壮年的时候甚至缺少外出务工的机会,他们中大部分依然留在农村,或者已经从外出务工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这样分组对数据进行分析也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被访者是否农民工身份判断的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户籍,并不能反映被访者职业和身份的变化。例如,曾经是农业户籍,但被访问时是城市户籍,就会被判别为非农民工群体。另外一个是政策的时滞性。从2000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的有利于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有的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从中央到地方,在各地差异较大的实践中逐渐体现,而且这些政策对农民工不公平感的影响也需要一些时间逐渐改变和体现。在此研究中,无法判断这样的改变从什么时间开始有足够的体现和影响。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的描述性分析

在对研究数据中农村与城镇,以及不同世代分组的基础上,本部分将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在个人和家庭收入、教育、所属行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面对的社会不平等。

个人年收入与家庭年收入

在所有的分组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8093.3元)不是最低的,其收入不仅高于中生代农民工组(5894.8元),也高于新生代城镇组(6432.7元)。因为在分组时将学生也算作一种职业,而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组中有相当大比例的样本已经离开学校开始有了收入,但是新生代城镇组中存在部分没有收入的全职学生,这会影响该组的平均收入,如果将该组全职学生去除,则新生代城镇农民工组的个人年均收入是13066.4元。也就是说,在农民工和城镇对比组中,17~29岁的样本即便都从初中、高中毕业就开始工作,即便同样拥有较低的学历,他们的人均年收入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并不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但是,如果抛开无收入的全职学生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同龄非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也远远高于他们的父辈们和老生代农民工组。

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的经济利益高于他们的父辈和同龄非农民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将他们的父辈农民工群体和同龄非农民工人群作为比较的参照群体,那么他们对当前社会给予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流动机会就不应该有抱怨和不满情绪。

中生代农民工和中生代城镇群体、老生代城镇群体,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分别是10097.7元,19707.2元和14907.3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他们相比,差距明显。就总体的收入水平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处于中等偏下位置。

从家庭人均年收入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所属家庭的经济地位(14257.9元)也处于中等偏下位置,高于中生代农民工组家庭(12104.4元)和老生代农民工组家庭(10159.4元),低于新生代城镇组家庭(21237.5元)、中生代城镇组家庭(25599.4元)和老生代城镇组家庭(1991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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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户籍制度变迁和市场转型
    1. 户籍制度变迁
    2. 市场转型中农村和农民工社会政策
    3.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比较群体
  •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不平等的描述性分析
    1. 个人年收入与家庭年收入
    2. 教育
    3. 工作单位性质和所属部门
    4. 社会保障、劳动保障与福利
    5. 组间不平等与组内不平等
    6. 总体及分群体公平感描述
  • 第三节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分层
    1. 就业状态与户籍、教育、世代
      1. 就业状态
      2. 户籍、世代和教育程度
      3. 就业部门、地区和个体特征
      4. 分析模型
    2.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态如何影响公平感
      1. 户籍身份如何影响公平感
      2. 发现与讨论
    3. 新生代农民工与管理职位
      1. 管理职位与公平感的关系
      2. 发现与讨论
    4. 新生代农民工与收入
      1. 收入与公平感的关系
      2. 发现与讨论
    5. 新生代农民工与职工医疗保险
      1. 社会保障对公平感的影响
      2. 发现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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