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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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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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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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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罗马法与英国法的关系成为英国法律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传统的英国法理论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制度,不曾受任何外来影响。

的确,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法律的发展独树一帜,但这并不是说,它完全离开了欧洲历史上罗马法传播的主流。实际上,罗马法对英国普通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是这种影响的方式、时机、程度和性质,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迥然有别。本文的目的,正是要通过对有关历史的综合考察和对普通法制度的具体分析,尽可能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问题。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划分,隐含着历史渊源上的不同。一般认为,前者是在全盘继承罗马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特别是其核心的英国普通法,则是在此之外独立发展形成的。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即可为证。

这种划分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其简单化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世界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同属一个文化体,有着共同的精神纽带,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受到过同样的文化运动的洗礼。这一事实对欧洲诸民族法律的发展,必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11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欧洲兴起了复兴罗马法的热潮。一时间,意大利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学者和有志青年。他们不远千里,负笈前来,接受罗马法的训练。在当时,通过在书边空白处详加注释的方法研究罗马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掌握了这种方法的人则被称作注释法学者。这场运动的起因,据说是由于在亚马菲地方偶尔发现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抄本。这个神奇的故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了。因为,与其说仅仅由于这本书的偶然发现,历史便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不如说正是历史的召唤使这部久已湮没无闻的著作重见天日。

9世纪以后,经历了几百年战乱的欧洲正在悄悄地复苏。社会生活趋于稳定,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定期集市,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在罗马残破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特别是像热那亚、威尼斯这样一些港口城市,由于有地中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各地商贾云集于此,他们之间的纠纷渐渐由城市特别法院按商业惯例解决。半是由于历史传统,半是由于商业活动的性质,罗马帝国时期流行于地中海沿岸的商事法律首先在这里复活了。这些惯例和规则成为中世纪的“国际法”,传布甚广,影响极大,成为后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海商法最重要的渊源之一。这样,到了11世纪,欧洲已经挣脱出“黑暗时代”,开始举步向前了。一切都在恢复,到处都需要秩序,需要干练的行政官员和法律实业者。当时的意大利罗马法学校向社会提供的,正是这种人才。

罗马法的第二次复兴起于德意志诸国,发生在1400~1700年,史称“罗马法的继受”(Reception)。它同后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遥相呼应,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从意大利学成归来的罗马法学者,先在大学,继而在帝国最高法院获得立足点,并着手取代各地粗野无知的贵族审判员,扫荡最多只是部分罗马化的中世纪习惯法。这一运动对在欧洲大陆进一步确立罗马法的地位,有直接的作用;对于19世纪席卷全欧的法典编纂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古代文明辉煌的大厦早已崩颓,它却留下许多有用甚至是精致的材料,后人就用这些材料建造了更巍峨、更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明的发展史。当中世纪的欧洲摆脱了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当它的商业经历了复苏而日益高涨,当它的社会生活愈来愈复杂,因而感到需要更为精巧的调节手段时,它“发现”了罗马法。适应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古代罗马法,比之中世纪分散、保守的地方习惯法,具有经济上、文化上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正是在这种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罗马法在欧洲的复兴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身为欧洲大家庭一分子的英格兰也无法躲避这洪流的冲击。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主英格兰,是为威廉一世。在英国法律史上,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诺曼人不仅带去了法语和决斗裁判法,还带去了一批精通罗马法和教会法的高级僧侣。通过他们的活动,英格兰接触到了当时欧洲文化的主流。从此,“英国离开了北欧并跻身于法国文化和地中海文化之列”。这一事件决定了英国法的整个前途。

“诺曼征服”最直接、最重大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政府,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1086年,威廉一世颁布了《全国土地调查清册》,这不仅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强大有力,同时也表明了它欲施行划一统治的决心。这样的政府,有力量也必定要实行统一的法制。更何况,王室立法的传统自公元9世纪的艾尔弗雷德之后风行不辍,威廉一世自命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一位国君忏悔者爱德华的继承人,也是为了承袭这一传统。此外,就自然条件而言,英格兰境内地势平坦,河流狭窄,界限确定,也宜适用统一的法律。尽管如此,英格兰统一法制的形成还是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时间。

诺曼人开国之初,居优势的是各地方习惯法,但是,较之欧洲大陆的情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英格兰没有大量幸存下来的罗马裔不列颠居民,所以,既不曾产生“西哥特人的罗马法”一类的“摘要”,也不曾形成杂糅了许多罗马法因素的地方习惯法,这样,在当地居民的意识里,罗马法便成为外国的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意识就可能成为吸收罗马法的严重阻碍。其次,与各种地方习惯法并行的,还有王室法院适用的法律,这种法律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地方习惯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任何一种地方习惯法,它的效力高于地方习惯法,它的发展逐渐取代了地方习惯法。这个过程可以简述如下:国王定期或不定期地派出巡回法官,到各郡处理行政、司法方面的问题。王室法院除对一部分案件(主要是同王室利益有较直接关系者)有排他性管辖权外,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选择对其他案件行使管辖权。由于国王法院适用的证据规则更为合理,对判决的执行也更迅速有力,它很快就压倒了地方法院。考虑到国王政府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国王法院适用的法律注定要成为通行全国的普通法。当然,国王法院适用的法律也是逐步形成的。最初,受害人向国王请求救济(这是一项古老的日耳曼权利),根据他的申请,国王(通过大法官厅)颁布一纸令状(“诉讼开始令”),上面载明诉讼事由及当事人姓名等事项,责令所在地郡守协助传唤被告,到国王法院受审。开始,令状没有固定的格式,因人因事而异,后来,随着令状的增多,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格式。诉讼当事人必须根据自己的案情选择合适的令状,如果选择有误,就会败诉。日后蔚为大观的英国普通法,正是循着这一途径发展起来的。

纵观11~13世纪英格兰法律的发展,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当整个欧洲还为地方习惯法所支配的时候,英格兰的君主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的司法组织,并着手适用通行全国的划一法律。其二,英国普通法的形成是经验式的,从令状到令状,由案件的逐个积累而成,并非由某种单一的理论或抽象的前提演绎出来。前者决定了当时英格兰适用统一法律的迫切性和鲜明的实践性,后者则确定了最早的法官集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于一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英国式法律教育的经验特点。

那么,在英国普通法草创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罗马法的影响?如果有,是否具有独特的性质呢?

如前文所述,11世纪时,席卷欧洲大陆的罗马法复兴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11世纪的诺曼人大举入侵也把这股罗马风带到了英格兰。当年随同威廉进入英格兰的,有一位欧洲大陆罗马法复兴的先锋人物Lonfranc,他曾以僧侣身份为诺曼人入侵赢得教皇的支持,后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极受威廉一世的信任;他的一个后继者Theobold,也很重视罗马法的研究,曾经邀请当时的意大利罗马法学者Vacarius到牛津大学讲授罗马法,在英国法律史上,这是在大学里研究、讲授罗马法的开始。实际上,爱德华一世以前的历代国王身边都有这样一些高级僧侣。他们是国务活动家,是学术活动(包括罗马法研究)的庇护人,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和国王法院的法官。他们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英格兰法学与欧洲文化主流的联系。通过他们,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和意大利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成果才被介绍到英格兰,从而影响了英国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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