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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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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至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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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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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传统中信托受益权的性质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信托受益人(cestui que trust)对信托财产享有信托受益权(beneficiary's interest under a trust)的性质,中国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一方面没有明确信托财产的归属(第2条);另一方面又突破信托法传统给予委托人大量权利(第20条至第23条)。立法上的这一模糊态度使得理论上对于信托受益权性质之争论愈加混乱。物权说、债权说、物权债权并存说、特殊权利说等观点,一时间让人眼花缭乱。要消除这种混乱的状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直接切入信托制度的起源来进行考察。作为一个产生于英国法传统的独特制度,“信托受益权的性质在英国法中到底如何”是我们讨论包括“信托受益权在中国法中的性质应当如何”在内的其他衍生问题的前提。然而对于英国法中受益权的性质,中国学界存在着广泛的误读。

有学者认为“双重所有权”(dual ownership)学说是英国的通说,即在根据信托目的将一定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时,信托财产在归属于受托人的同时也归属于受益人。也有学者将受托人的权利(legal title)翻译为名义所有权,将受益人的权利(equitable title)翻译为实质所有权即衡平所有权,进而得出“信托与大陆法系民法所建立之所有权绝对原则及一物一权主义迥不相同无法调和”的观点。另有学者认为用大陆法系的视角,难以解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分离的双重所有权现象。还有学者进一步用历史发展的产物(即所谓的“英美法历史上普通法与衡平法长期对峙”)以及英美法从来没有发展出绝对、单一所有权观念和制度的这些事实来解释所谓“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分割性”(split ownership)在英国法中的存在。与此同时,尽管有学者已经意识到受益人的权利是否应该在大陆法系国家被解释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但其并未深入讨论下去,而是转过来坚持了分割所有权的观点,并认为信托的这种双重所有权是其独有的特点;声称如果没有这种所有权分割的情况,信托本身的许多功能就无法发挥等。

中国信托法学界的误读一方面导致我国传统私法学者普遍产生“信托与物权法不兼容”的观点,进而不认为信托在学科归属问题上可以被纳入民法体系。这意味着它只能被单独放置于商法部门之中,使我国信托法实质上成为商事信托法。另一方面,这种误读也影响了我国信托法的立法进程。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解释信托法立法背景时曾指出,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法更注重物的支配,大陆法系国家注重物的归属,因此英美法信托和一般的财产契约有本质不同:即前者“扩充了”物权的内容,信托财产在实质上应归属于委托人或受益人,这是因为“英美法系国家对信托财产的基本理论是: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具有双重性,也就是一个财产可以有两个所有权……这种理论在我国难以接受”。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国《信托法》中饱受争议的第2条之所以回避了信托设立时所有权转移的要件,其原因之一也是当时立法者对英美法系信托法的误读,他们误以为所谓的英美法系受益人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受托人的“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形成了“一物二权”,违背了大陆法系的一物一权原则,进而得出了“我国在信托立法时对于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最好避而不谈”的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英国法学说判例的系统梳理来纠正存在于我国学界的两个基本误读,并分别论证:(1)信托受益权虽然看似具有一些不符合对人权概念的特征,但其在英国法上仍然属于债权而非财产权(物权);(2)所谓的分割所有权(或双重所有权)理论是对英国信托本质的一种完全错误的解释,信托制度的存在并未改变财产法的基本结构和原则。

二 英国法上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本质

在英国法的权利体系中,信托受益权一直就是作为一种债权而非物权存在,这可以通过对信托受益权的权利性质以及其在英国法历史传统中的演化的考察来加以说明,透过这一考察,我们认识到在英国信托制度中没有分割所有权、双重所有权理论存在的空间。

(一)普遍可诉性的缺失

在英美法传统上,普遍可诉性(universal exigibility)是区分对物权(right in rem)和对人权(right in personam)的核心标准。所谓普遍可诉性,即指权利人可以直接起诉任何不法侵犯该权利的他人,并请求其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能力。物权之所以区别于债权,就是其权利人可以针对所有侵犯其权利的他人主张权利,而债权的权利人则只能针对特定的侵犯其权利的人主张权利。根据霍菲尔德的法律相关关系(jural correlatives)模型,任何权利都是对人的,不存在“针对某物”的权利:所谓对物权也只是一人向另一人主张的,与某物有特定联系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物权和对人权没有区别:从义务人数量的角度,对人权是一个权利枝、单数权利(paucital right),连接权利人与特定的一个(或几个)相对人;对物权则是一个权利束、复数权利(multital right),连接权利人和不特定的多数人。此说大体代表了英美法学界在理论层面区分物权债权的主流标准。

普遍可诉性的意义在于其可被用作判定一种权利性质的标尺。界定一个被新创设出来的权利是物权还是债权,就需要看这个新权利的持有人有没有普遍可诉能力。众所周知,无论是在大陆法系中的所有权人创设出一个抵押权、质权、地役权、地上权或是永佃权,还是在英美法系中的永久产权人(fee simple absolute in possession)创设出一个终生产业(life estate)或是租权(lease),由于此新生权利的权利人B均可以对抗(直接起诉)任何侵犯或妨害其保有该他物权的第三人X而无须借助自物权人A的帮助,所以这些由所有权人分割出的权利具备普遍可诉性的特征,是他物权而非仅仅是一般的对人权。与此相对,所有权人所创设出的权利也可能仅仅是一个债权,比如英美法中的许可或者大陆法中的租赁就不具有普遍可诉性,因而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人权。

但是用这一标准衡量信托受益权时,问题就出现了。根据英国判例法的解释和学者的概括,当第三人X侵犯了作为所有权人的受托人A的物权,进而间接侵犯了A的受益人B的信托受益权,抑或是第三人X直接侵犯了受益人B的信托受益权时,因为X只对A负有不侵犯的义务并违反了这项义务,而X对B则并不负有此项义务,所以只有A有权利起诉X。同样,因X的侵权行为而利益受损的B不可以直接向X主张权利,他只能借助其受托人A的帮助代为向X主张权利。诚然,历史上受益人B可以向衡平法庭申请一项法律救济(relief),责令A必须为了B的利益起诉X。然而正如Smith教授指出的,B的这项能力就好比合同第三人丙侵犯合同一方当事人乙的合同标的物从而间接侵犯到合同当事人甲的利益(third party interference with obligations)。即使丙不构成法定的第三人侵害债权,甲作为债权人依然有权利请求乙为了甲的合同利益向丙起诉——只是这与物权无关,甲并不会因为有了对乙的影响力就被认为有了针对该合同项下财产的所有权;同理,B也不会因为衡平法给了他一个对A的影响力就被认为有了信托财产上的财产权。这也是McFarlane教授指出的用所谓“衡平法上的财产权”(equitable property right)来表述信托受益权的本质是一种很不准确的说法的原因。总而言之,信托受益权无论在英国普通法上还是衡平法上均不具备普遍可诉性,受益人不能直接对抗第三人对信托财产的侵扰,而是必须借助作为所有权人的受托人为其行使。因此,信托受益权本质上应属债权,而非被分割出的新物权。

(二)衡平法并没有创设新物权

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历史基础在于:基于衡平法传统,存在着一种区别于普通法所有权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要反驳这一理论,我们必须从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关系入手,探讨衡平法是否真正创设了一种新的物权类型?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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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英国法上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本质
    1. (一)普遍可诉性的缺失
    2. (二)衡平法并没有创设新物权
    3. (三)信托受益权的创设方式与时点
  • 三 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化现象
    1. (一)基于执行豁免和破产豁免的物权化
      1. 1.受益权在破产法层面的物权化
      2. 2.受益权在执行层面的物权化
    2. (二)基于所有权基本要素分离的物权化
    3. (三)基于财产取得权的物权化
  •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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