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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沈家本《薛大司寇遗稿序》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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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沈家本《薛大司寇遗稿序》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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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沈家本《薛大司寇遗稿序》之生成

(一)一个偶然发现

回望晚清法律改革前后,所涌现的杰出法律人物灿若繁星。在这其中,薛允升与沈家本二人峭拔挺立,声名卓著,先后为法界领袖,影响广众,而且彼此交谊深厚,关联密切。结合此前研究,我们知道:沈家本作为薛允升之后学晚辈,虽非出身陕籍,但在刑部任职期间,受到薛允升长期奖掖提携,并且深度参与《读例存疑》、《唐明律合编》等律学名著创作过程。甚至1890年沈氏主持重刻的《唐律疏议》,因为质量精良,直接为薛允升所用,成为《唐明律合编》一书的工作底本。而在薛允升去世后,沈家本全面主导了《读例存疑》一书整理出版工作,不仅使全书体例格式更趋规范,更将个人律学见解融入其中,为这部律学名著最终问世作出巨大贡献。

众多迹象表明,薛允升系列律学研究成果,既代表了晚清律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更有大量刑部官员不同程度参与其中,并在薛去世后,多方合力将之整理出版,因此也意味着晚清刑部官员中间存在某种学术共识。更为要紧的是,薛允升的系统性、批判性律学研究成果,为晚清——尤其1906年宣布“君主立宪”以前的法律改革做了相当扎实的知识储备,甚至为某些旧律条文的修订改革指明方向。事实上,沈家本自1902年临危受命担任修订法律大臣起,便不断从薛允升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知识营养,从大规模抄录《读例存疑》内容,参以个人看法,撰写而成《律例校勘记》,到1903年删定颁布《大清删除新律例》,从详细签注1906年《刑律草案》稿本,到主持出台1910年《大清现行刑律》,无不带有薛允升《读例存疑》的知识印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沈家本虽然不是晚清陕派律学人物,但藉由修订法律大臣的身份优势,却将薛允升积四十年而成之律学成果不断付诸实践,在晚清最后十年国运转折、吐故纳新之际,既彰显了传统中华律学的独特魅力,更使其本人不折不扣地成为薛氏律学研究事业的重要继承人和法律革新理论的坚强实践者。

此前我们在研究讨论晚清法律改革或其关键人物沈家本过程中,经常会提到沈家本曾经撰写的一篇文章——《薛大司寇遗稿序》(以下简称《遗稿序》)。这篇序文收录于沈氏生前自编文集《寄簃文存》[],是该书中与薛允升最为相关的两篇文章之一;另外一篇,则是同样被引用多次的《读例存疑序》(以下简称《存疑序》)。虽然二者皆为沈家本亲撰序文,但《遗稿序》不仅在形式上显得特别,而且文本内容存在颇多疑点,值得注意。试言之如下:

首先,假设《读例存疑》、《薛大司寇遗稿》均在薛允升去世之后整理出版,在概念上,二者皆在薛氏“遗稿”之列。但众所周知,《读例存疑》与《汉律辑存》、《唐明律合编》、《服制备考》(及《定例汇编》),共同源自薛氏积四十年律学研究经验而成之百余册著述底稿,是其毕生律学研究之精粹所在。而且,上述作品经过作者本人删削修改,在其去世前业已基本成型。相比之下,《薛大司寇遗稿》所收内容,借用沈家本的话说,向来仅有同官传抄之本,大都不是薛允升平时特别注意的文字:该书大致分作两卷,前卷是薛允升所拟各类司法文牍,后卷则关于各种典章制度。[]因此,《薛大司寇遗稿》与《读例存疑》虽然同为薛氏“遗稿”,但在薛允升个人律学著述体系中的分量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尽管《薛大司寇遗稿》所收内容并非薛氏生前特别注意的律学作品,沈家本等人作为薛允升的门生故吏,同样不忍令其湮没,故而在《读例存疑》付梓后,陆续将之搜集整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沈家本《寄簃文存》中仅有《存疑序》和《遗稿序》两篇序文,而不见其为薛氏其他律学作品撰写序言?或者,在整理出版《读例存疑》之后,沈家本等人为什么不继续整理出版《汉律辑存》、《唐明律合编》、《服制备考》或《定例汇编》等薛允升特别看重的律学作品,却转而搜集整理《薛大司寇遗稿》呢?以笔者所见,直接而最为可能的原因在于,当时上述稿本并不在沈家本掌握之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律辑存》一书。该稿“庚子逸于京师,传闻为某舍人所获,秘不肯出”,直到沈家本去世,此事始终未能解决。1912年秋天,沈在《汉律摭遗自序》中旧事重提,言其“百计图之,竟未珠还”[],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至于其他遗稿,辛丑年薛允升扈驾回京,病逝于开封,《唐明律合编》、《服制备考》、《定例汇编》等书稿,则被薛生前极为信赖的僚属方连轸(坤吾)带往安徽,只有《读例存疑》一部书稿被刑部同人带归京师。想必在沈家本拟欲整理《薛大司寇遗稿》之时,方连轸尚未回京,至少没有将其所掌握的薛氏遗稿交付沈手。在此之后,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这些书稿命运差别极大,除1922年《唐明律合编》一书在徐世昌主持下得以刊刻外,其余薛氏遗稿则如泥牛入海,流散各方。

再次,基于上述原因,搜集整理《薛大司寇遗稿》便有了一层特殊含义。如果说整理出版《读例存疑》,主要出于沈家本等门生故吏对薛允升的怀念景仰,那么《薛大司寇遗稿》的搜集整理,则更体现出刑部同人对于古今法学著述及其社会功能的一种价值认可。在该序文中,沈家本先是谈到,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往往只有官员担任司法职务后,才开始讲究法律之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浩如烟海,甚至稗官小说也有所著录,但法学作品却寥寥可数。因此,人们难免怀疑:是大家鄙弃法学研究,从而不愿从事此一行当,还是有所讨论著述,却无人进行表彰,以致法学书籍少之又少呢?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薛允升平生所积累的大量律学著述,无疑是一笔难得的知识财富。

在沈家本看来,刑部同人之所以对薛允升的律学著述如此看重,不仅在于律学著述十分难得,“非浅学所能道”,更在于律学著述“于政治大有关系”。尤其在整个社会汲汲追求法治的新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故而,大家群策群力,整理出版《读例存疑》,既有对昔日长官的感情因素,更有对于律学著述的价值认可:不仅希望藉此促进整个社会讲求法律学术,会通中西古今,更在于通过昌明法律之学,以辅助国家早日步入法治正轨。一言以蔽之,沈家本等人整理出版《读例存疑》和《薛大司寇遗稿》,既出于刑部同僚间的某种私情寅谊,更在于面向国家社会的道德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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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一个偶然发现
  • (二)从《妇女实发律例汇说》到《薛大司寇遗稿》
  • (三)从《妇女实发律例汇说》看晚清刑部官员之律学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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