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中国乡村影像生产：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力量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中说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因此乡村文化是构建和塑造中国文化的重要“本源”和动力。尽管在新时代的中国土地上，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那个时空中的“乡土中国”，而是逐渐摆脱了土地和农耕需求的束缚，走向“市场”的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是极具奠基性意义的。

在20世纪前的千余年间，农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村地区是国家的主要关注点。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城市和中国农村的地位关系在工业化的影响下产生了逆转——在工业化之前，城市依赖农业经济的供养，而工业化之后，城市高速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农村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降低。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开始经历由自然经济向工商业经济的社会转型，乡村紧随着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威胁——工业文明以纷繁复杂的精神喧嚣和难以抵挡的物质诱惑不断冲击着这个传统且固化已久的静态乡村社会，使生活方式被革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被挑战、社会规则与权威被重新定义。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被动地迎着这样的变革浪潮，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信仰等方面，改变着自己的生活。

近年来，乡村问题逐步得到重视，十九大报告更是直接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逐渐成为一种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状态和精神文化内涵进行代指的称谓。我国想要探求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文化振兴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条。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方式，影像文化生产与其他物质生产一同介入，改变并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节奏和过程。得益于最便捷实用、直观和形象生动的媒介特征，影像凭借其感性的视听形象和丰富的表达手段，成功跨越那些存在于文本、图形和身体沟通中的屏障，帮助人们传播文化、表达审美与情感。因此影像对于人类来说，不仅是一种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大众媒体，而且是一种具有强大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大众艺术。影像文化生产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更是阿多诺口中“与社会生产力并无差别的艺术生产力”，是马克思所描述的作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的精神生产力。

乡村影像既是呈现农民形象、乡村形象的重要渠道，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是乡村话语表达的关键方式，是促进城乡文化平衡的有力途径。乡村影像通过故事发展、人物塑造建构着乡村的媒介形象，通过对不同形象的呈现传达着乡村不同社会身份的强弱关系以及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本书将解析乡村影像，以纪录片、电视剧、电影、综艺作品、网络短视频和参与式影像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乡景、乡民及其呈现出的文化形象为具体研究路径，探讨乡村形象和话语的表达现状，剖析乡村话语弱势的生态，为乡村形象的健康塑造和话语二次赋权提供理论建议，缓解乡村文化空心化现象，唤醒城乡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激发乡土价值观共鸣，促进城乡和谐发展，以期实现“美丽中国”的宏大愿景。

乡村影像生产不仅是一种媒体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活动，而且是农村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它有助于打破仍然存在于现代农村社会之中的文化“枷锁”，影响和改变农村人口的生存观念和文化观念，具有超越文化本身的重要意义。

二 中国乡村影像研究现状

（一）乡村影像：反映乡土的艺术文本

近年来有关乡村影像的研究呈现增长态势，部分学者对乡村影像文本进行了系统性讨论。其中，主要包括对乡村影像的历时性研究及乡村影像文本研究。

从历史角度对乡村影像发展进行总结，薛晋文在《乡土中国的影像书写——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历程评述》中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历程进行划分，提出初创、发展、深化、转型和全面确立五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及其创作特征进行评述。杨远婴主编的《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第六章“以农民的名义”，按照历史时期变化并结合社会学知识，对1926～2000年五个阶段的电影导演及其代表作品进行分析，呈现了社会环境与各阶段乡土影视内容的关系。

乡村影像文本的有关研究，主要从人物形象、乡村形象和创作思路等方面展开。汪伶俐在《乡村题材电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里通过“走不出藩篱的乡村人”“城市视角下的乡村人”“新政治话语下的乡村人”的划分，展现了乡村题材电视电影中不同视角和空间的乡村人物形象。王艺涵通过对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部分作品存在喜剧人物形象“小品化”痕迹重、依靠人物病态塑造人物性格的“审丑”倾向、人物主体性与丰富性缺失等弊病。在乡村形象方面，季中扬等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乡村形象与文化认同》中根据城乡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提出了目前影视剧里的乡村有三种突出的形象类型，即作为传统社会象征的乡村、现实再现的乡村和再现想象中未来的乡村。薛晋文在《物欲·类型·想象——直面当下农村题材剧创作的三大误区》中进一步提出，创作者对想象中的农村的偏好，使“真实的农村被遮蔽，农村题材剧在隐秘之地实现着现实与欲望的交融”，并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形象偏差使“乡村—大众”之间的话题转向娱乐化和消费主义的领域，阻碍了社会进行深刻思考的可能。在对乡村影像创作思路的讨论中，黄媛媛在《赵本山农村题材电视剧审美评议》中提出“小品化”叙事的过度使用，薛晋文、曾庆瑞则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与期待》中提出，创作者习惯以想象的方式和观念的形态替代对乡村现实的直接而鲜活的生命体验。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知，多数对乡村影像的历时性总结仅仅观照了乡村题材电影或电视剧等某一种具体形式，缺乏对乡村影像全面、综合的审视。在乡村影像文本研究方面，多数影视作品仅从美学、艺术角度对乡村形象进行描述，乡村只是作为影视作品的叙事空间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出现，乡村的独立性没有得到重视。仅凭借对乡村影像文本的艺术研究，已经不能有效反映乡村影像的变迁和乡村现实的复杂问题。

（二）乡村影像：身份建构与话语表达的空间

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乡村影像也无法脱离话语。有关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身份建立与认同的缺失。薛晋文、曾庆瑞在《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缺失与期待》中提出，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题材电视剧没有对“农民应有的‘公民身份’、‘国民待遇’以及最起码的‘人格尊严’诉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关怀”，使农民身份的认同成为困惑。王艺涵在《谈当前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中提出，高度类型化、抽象化的人物形象缺乏生动感和生活感，难以建立起社会对农民个体身份及形象的接受与代入感。其次是乡村文化的丧失。何春耕在《论我国乡村电影中村落文化的传承价值与传播路径》中指出，村落文化是中国典型的本土文化，在塑造形象、扭转刻板印象方面发挥着效用，目前的乡村题材电影聚焦于传统村落里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脱离了村落文化的底蕴。曾一果在《影像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的“乡村叙事”》中指出，贯穿农村“新神话”的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权力话语，乡村题材电视剧中乡村危机的解决过分依赖“城市”和“现代化”，“城市”的“到来”割裂了“乡村共同体”，“现代化”重塑着原先单纯的“乡村身份”。

目前关于乡村影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电影电视，对乡村影像的其他表现形式涉及较少。研究基本上围绕电影电视文本本身，从影视文学、影视艺术角度出发，集中于对城乡冲突叙事的描述和批评，对乡村影像话语变迁方面的研究较少，也较少涉及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

（三）乡村影像：乡村边缘化地位的体现

通过对乡村影像以及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乡村和乡村主体的边缘化特征凸显。乡村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受现代城市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挤压，乡村的形象和话语在被动中被建构。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亟待解决，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农民在话语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自我表达被压抑。针对乡村影像话语表达边缘化问题，高路、李寒冰在《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思路创新》中总结了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创作思路上的突破，包括从强调城乡差异到展现城乡融合的思维观念创新、从强调物质追求到注重精神满足的内容角度创新、从小品化叙事到深度喜剧追求的叙事策略创新。王万玲在《〈乡村爱情〉系列剧中农民形象的传播与文化解读》中建议从重返荧屏的仪式观、自我认知与城乡对话、情感趋向与文化认同、打破“二元对立”与呼唤社会关注四条路径解构城乡二元文化，重塑城乡文化格局。王艺涵在《谈当前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路》中对未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提出建议，提出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除应当呈现现有的乡村现实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之外，还应当从时代及社会变迁视角审视乡村人民生存发展空间的根本性问题，并且从个体视角出发，关注个体的情感、思想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