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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纪录片:主流视角下的乡村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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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纪录片:主流视角下的乡村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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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纪录片:主流视角下的乡村再现

一 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生产手法、影响因素

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亟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将近七亿的农村人口已经基本脱离了贫困,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变,农村扶贫事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推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将实现农村脱贫以及走向共同富裕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方针。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成为指导脱贫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吹响了脱贫攻坚运动的号角。文件明确提出,至2020年中国将全面消除贫困人口,并彻底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纪录片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现象的艺术形式之一,能够真实、客观地记录社会变迁、现实生活,并客观再现现实生活,引发社会共鸣。为了能够客观地记录中国政府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成就,并生动展现脱贫攻坚工作中发生的动人事迹以及农村贫困地区所呈现的新面貌,一系列以中国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纪录片不断涌现,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主要以脱贫攻坚中各贫困乡村的真实社会生活状态为创作基础,并将在扶贫事业中出现的先进典范、榜样事迹等真实鲜活的人和事作为表现对象,真实、客观再现中国脱贫攻坚的进展,展现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必胜信心。纪录片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平实性的特点,其真实呈现了中国贫困农村的发展变化,进一步激发了大众对扶贫工作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村已脱贫、未脱贫、即将脱贫等三种乡村景象。但通过纪录片形式再现的这三种乡村景象是否存在共同之处以及差异,同时随着中国农村扶贫事业的展开,又发生哪些变化等,都是亟须探索、思考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录片的基本特点,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纪录片的制作和形成必然会受到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故而需要结合纪录片创作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深入挖掘这些纪录片所呈现的乡村景象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从学术意义来看,通过研究反映脱贫攻坚进程的纪录片,可以大致把握我国扶贫工作的进展;整理、汇总扶贫题材纪录片中的农村变化,以及系统分析再现乡村形象类型、特点的影响因素,能够为未来相同类型的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制作、宣传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深入探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的乡村形象,并将纪录片中所呈现的乡村状况与现实乡村生活进行对比,对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以及进一步探讨中国乡村题材的纪录片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意义来看,扶贫题材的纪录片能够真实再现中国政府扶贫的进展、成就。开展乡村题材影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党和国家为今后的乡村发展制定帮扶政策以及解决“三农”问题。整理、汇总乡村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再现的对象、方式,有利于中国乡村题材纪录片更好地发挥媒介宣传功能,为大众真实呈现中国乡村变迁,引发社会关注,并进一步推动中国贫困农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为实现乡村振兴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一)扶贫题材纪录片与再现理论

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像记录方式,能够真实、客观反映人类社会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影视文化,但是时至今日尚未形成公认的界定。

1926年,英国的格里尔逊在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摩阿纳》时,首次提出了纪录电影这一概念,其目的在于强调这类影片具有显著的文献资料价值。他又进一步界定纪录片的意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他的界定指明了纪录片的核心元素:作为表现对象的现实(而不是历史、幻想或者摄影棚里的表演)与作为创作方法的创造性处理(而不是简单地机械记录)。

纪录片的作用在于真实、客观地呈现社会现实生活状况。格里尔逊认为这些现实“应该有诗歌或预言的力量,即使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至少也应该有诗歌和预言所蕴含的社会逻辑感”。纪录片再现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来自真实的社会生活片段,这些影像片段具有“再现社会现实”的功能,以及“某些符号(或意指)的任务”。

“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实际上指明了纪录片使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题材来源。纪录片的表现手法需要进行艺术性加工和展现,要求纪录片策划者具备较强的艺术修养、艺术灵感、审美能力,以及不忘初心、锲而不舍的努力。同时纪录片还需要在艺术性表现形式下具有充分的真实依据。格里尔逊指出,纪录片是一种能够真实、客观记录人类现实生活以及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具有教化公众等重要价值。影像艺术创作者需要灵活运用纪录片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真实记录生活实况,客观反映社会现实,引起社会反响。格里尔逊所界定的纪录片的意义更为全面,因此被广泛引用。

同时,国内众多学者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对纪录片进行进一步说明。钟大年提出,纪录片是“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形象和音响素材,直接地表达客观事物及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的纪实性电视片”。朱羽君指出,纪录片要求真实地记录人类的生活,以现实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结构,它虽也可以有艺术手法,但语言本体必须保证素材的真实性和编辑生活自身的逻辑性。

综观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纪录片应具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以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第二,主要运用纪实的表现手法,第三,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当前学术界关于纪录片再现研究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纪录片再现途径以及纪录片文本两个视角。第一,针对纪录片再现途径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胡华涛认为纪录片再现和表现都是影像传达手法,其所彰显的社会意义才是根本目的。纪录片创作者需要灵活利用各种意象、视觉符号等表达手法,借助更多艺术性手法以及语言、声音修辞,促使观众深刻理解纪录片所要传达的深层次含义。亚妮指出纪录片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有选择性的一种再现,包含确立主题和后期加工两个阶段,但是大部分纪录片会使用大量的艺术手法或修辞来凸显主题、人物特性并营造环境氛围,刻意的渲染、包装会导致纪录片核心内涵的欠缺和偏离。第二,关于纪录片文本再现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卢文亭以纪录片《大国崛起》为研究对象,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切入,系统分析《大国崛起》历史影像再现的社会意义;李安娜将藏族文化再现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分析了21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外藏族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从藏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归纳不同文化符号的再现特征,并进一步阐述创作此类纪录片的深层次原因;曹锐运用了修辞学和媒介框架等理论,深入分析关于儿童题材的再现纪录片《见证》(),他指出儿童在纪录片再现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弱小无助的生活状态,是孤立无援的社会边缘群体,此类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引发大众对儿童的深度关注,促使儿童群体得到保护。

(二)再现对象: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

扶贫题材纪录片摄制组为了能够真实、客观记录中国的脱贫攻坚进展,以及贫困农村地区历史变迁、群众的命运变化,坚持深入中国贫困地区,深入挖掘中国乡村地区脱贫的典型故事。扶贫题材纪录片反映的中国乡村已脱贫、未脱贫、即将脱贫等三种乡村景象,亦对应着中国脱贫攻坚所需要开展的三个步骤。对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不同类型的乡村形象被再现到什么程度以及存在的共性、差异等问题,笔者将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乡景、乡民、乡土伦理等为切入点对中国乡村发展变化进行宏观的整理、分析,并尝试对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再现的乡村形象进行分析。

1.中国传统乡村形象:乡景、乡民、乡土伦理

学者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际上是“断裂”的社会,社会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等方面呈现更多类别和分化,阶层之间沟通的纽带开始断裂。这种“断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状况。城市化发展吸收了大部分的人才、资金、土地等社会资源,而乡村的发展面临诸多局限,城市和乡村发展差距增大。特别是交通、地理环境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贫穷农村地区,与现代化的大城市相比,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环境差距较为显著。这些乡村作为典型的贫困村成为扶贫题材纪录片主要表现的乡村形象之一。

(1)乡景:封闭落后的聚落而居

聚落而居是中国乡村的根本特征。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无论大小,都处于一种比较孤立和隔膜的状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村落里的隔绝状态是指村落与村落之间关系疏远,因村民的活动范围受限于地域范围,村与村之间保持着孤立的状态。但是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部分贫困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无法与外界进行往来活动,只能处于封闭、隔绝状态。

2010年,《新观察》摄制组专门前往云南独龙江峡谷拍摄,客观记录了生活在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的真实生活现状。在纪录片中解说词言及:“这里生活着一个不到7000人的少数民族——独龙族。在很长时间里,独龙族一直过着刀耕火种、捕鱼狩猎的生活。十几年前,乡里打通了第一条简易公路。但是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大雪封山,独龙族人就过着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生活。”

独龙族人恶劣严峻的实际生活景象反映了独龙江峡谷恶劣封闭的自然环境以及近乎原始的生活状态。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独龙族人长期居于由茅草、树枝等搭建的简易房屋之中,以捕鱼狩猎等原始手段谋生,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云南西双版纳的边境村寨勐景来,在十年前亦存在同样的生活状况。勐景来村寨地处中国边境,和大部分地处边境地区的傣族村寨类似,勐景来在十年之前极度封闭落后。纪录片《新观察》记录了勐景来村民的生活状况,十年前的勐景来尚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处处皆是破败不堪、荒废失修的简易木屋,是乱石遍地、杂草丛生的乡村景象。

险恶的自然环境、封闭的地理环境、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再现了这些封闭落后乡村的贫困生活状况,同时这些客观的因素也是导致当地村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拥有天然屏障的封闭村落早已脱离外部的飞跃式发展轨迹,外部飞速的发展变化基本上没有改善这些贫困乡村的实际生活状况。当时在中国乡村社会,劳动生产率依然偏低,生活水平依然低下,人口流动率依然较低,乡村发展是一幅宁静祥和的景象,相对于整体的社会发展,其所呈现的是发展迟缓甚至是停滞的状况。

中国扶贫题材纪录片所记录的乡村景象、乡民、生活状况等,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中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真实生活境遇。其中部分极度贫困的传统乡村社会并不是安宁祥和、自然温馨的景象,而是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

(2)乡民:乡村记忆和生存性焦虑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长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对中国农民而言,土地是其立足之本。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原始部落早在一万年前,便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开展农业生产活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最基本的关系,中国农民怀有深厚的恋土情结。

对中国传统农民而言,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认为:“所有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业生产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而土地亦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本和财富。中国农民最基础的谋生手段就是“种地”。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仅是他们长期耕种的田地,赖以为生的根基,更包含了农民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深厚情感寄托。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中国乡民形象正是通过他们深切的恋土情结得以深刻再现。

在纪录片《新观察》里,深怀恋土情结的主人公乡民杨志福一家世代定居在宁夏海淌村,土地是杨志福全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受限。乡民杨志福称,近年来由于缺乏水源,庄稼生长营养不足,收成急剧下降。

同期声:“靠天吃饭,靠天种庄稼,这些年就不下雨,种子化肥都添上去,一年到头啥都收不上。”

即使身处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衣食难以得到保障,乡民杨志福依旧选择坚守故土。在他看来,面前的这片土地是其世代生活的地方,是永远都无法割舍的。

同期声:“原来咱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生下的,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人么,就是想着这个故土难离。”

《辉煌中国》里同样有一个眷恋土地的藏民主人公。农民罗桑旦达(简称“罗桑”)是西藏扎西岗村的贫困户,他耕种的几亩土地是全家赖以谋生的全部。虽然扎西岗村村民近年来一直劝罗桑一家搬迁到适合生活的新居住地,但是罗桑却坚定地拒绝了几十次。农民罗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他时常默默无言地站在自家土地上眺望远方,而恋土情结使他无法远离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深刻彰显罗桑深切的恋土情结,摄制组给了罗桑的眼睛一个特写镜头,在罗桑那双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农民平凡质朴、朴实淳厚的内心以及对生命充满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对赖以生存的土地,满怀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杨志福以及罗桑旦达,都是中国乡村的传统乡民代表。土地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根基,他们对土地深怀敬意。同时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即使面临困境,他们依旧满足于在土地上勤劳务农以维持生计。故而不论现实生活环境多么恶劣,这些传统乡民始终没有想要改变现实状况,或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眼前的生活。中国农民眷恋土地的感情令人动容。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仅仅通过耕种土地获得收入已经无法维持中国贫困地区乡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乡民们的生存性焦虑逐渐萌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从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实际上,在中国贫困乡村生活中,生存性焦虑问题十分普遍。伴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传统乡村的土地和农业劳作取得的收成已经不能满足日常所需。乡民立足于土地所带来的安全感逐渐丧失,并开始忧虑家庭的日常生活问题。在纪录片中罗桑家的土地收成微薄,难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经济困境,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杨志福身居的乡村早已经人烟稀少,大部分农民已经前往更合适的环境居住。当然,这也是中国乡村大部分农民所面临的关乎一家人未来命运的艰难选择,是固守家人世世代代生活的那片土地,还是远走他乡寻求适合生活的新居住地。

(3)乡土伦理:勤劳务农和民约礼治

在中国乡村,土地是农民立足之本,是乡民赖以为生的根本。勤劳务农是中国农民的本质。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土地劳作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的体力付出。勤劳耕作是农民来年得以丰收的基础,同时从事农业劳动所获得的收成是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农民看来,最高的价值是劳动”,并且“如果他劳动得多,他就能博得自尊和别人的尊重”。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处处可见乡民勤劳务农的身影,勤勉劳作是乡民最基本的特质。如在纪录片《影像志》中,农民夫妻赵继明在炎炎烈日下,紧握锄头在田间辛勤劳作;在《新观察》中,广东大富村村民廖材兵头戴草帽,穿着水鞋,穿梭在田间小路上,走在泥坑里察看蔬菜长势;在《承诺2020》中,甘肃妇女康淑珍耐心给苹果树苗浇水等。作为乡民,他们尽心于本职,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来年丰厚的收入。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所呈现的影像画面大部分是乡民勤劳务农的生产景象,凸显了中国乡村农民平凡质朴的性格以及勤劳务农的基本特质。

在中国乡村约定俗成的自然规范中,除了勤劳务农的道德伦理外,民约礼治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准则。在中国乡村,各种成文或者相沿成习的村规民约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村规民约,是指在村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生成的,对村落共同体内部全体成员产生约束力的风俗、习惯、惯例、规约等行为规范的总和。与国家法律相比,乡民更多地运用村落所公认的村规民约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并相应地承担在村落中的义务和责任,借此维持乡民村落之间的稳定秩序。

纪录片《新观察》创作人员曾专门深入考察云南的基诺山寨基诺族,再现基诺族的实际生活状况。由于天然的自然屏障,基诺族长期生活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环境中,基诺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原始。在基诺族中,村民们相沿成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村规民约,并相互遵守。例如村民若是想要向其他村民借某种物品,双方会将借用事宜用符号刻画在木板上,象征着“租借契约”。木板被一分为二,租借双方各执一份,等到借者将物品归还后,双方各执木板合二为一,便象征着其间租借关系的结束。而村落中村民借还物品的过程,只有在族内长老的见证下才能够进行。

诸如此类的形式各样,具有约束性、共认性的村规民约,体现了中国传统乡村存在民约礼治的特征。自古以来,中国各地区的村落自觉遵守相沿的民约礼治,并逐步将其外在的民约规制转化为乡民内在的行为准则。但需要意识到,约束着乡民行为的力量并不是强制性的法律准绳,而是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思想意识。民约礼治所形成的管制作用,对维护乡村和谐稳定、乡民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2.震荡与回应:乡村逐步觉醒

摆脱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全世界各地区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2015年,中国政府开启脱贫攻坚,明确要让中国的贫困地区以及贫困群众彻底摆脱贫困面貌,并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脱贫攻坚号角的吹响,中国扶贫事业进入冲刺期,中国政府调动大量的资金、人才、土地为扶贫工作助力。中国政府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并为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为实现致富打开通道。同时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77.5万名扶贫干部在贫困村挂职蹲点,为贫困地区带去最新的农业生产知识,实地解决农民所需。中国的贫困乡村在外部刺激和内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扶贫题材纪录片中涌现了大量开始觉醒的乡村形象。

(1)乡景:开启与外界联通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进入最后阶段,中国贫困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十分明显。中国乡村过去年久失修的旧式房屋基本上被钢筋混凝土、砖混材料所修筑的新式、稳固的房屋所代替。曾经缺乏水资源或使用井水、河水的地区逐渐搭建起了自来水系统,为贫困地区的用水提供了保障。乡村中破败的幼儿园、中小学校被重新修建和改造,并进一步引进了新型教学设备和人才资源,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得到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的卫生院、福利院等公共设施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加大了优惠力度,进一步解决民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对于大部分封闭落后的贫困地区而言,最为急需的基础设施为交通设施。随着政府资金的不断投入,各地区的交通设施得到不断完善,而这一点亦成为扶贫题材纪录片重点再现的乡村变化。

纪录片《消除贫困》中记录了2011年新疆皮里村交通设施条件落后,村里孩子上学穿行在陡崖峭壁之中的场景:“孩子们出门上学,先要翻越村口一座陡峭的大山,之后再过一段近200米的索道,然后再骑着骆驼过河,在悬崖和乱石中走2到3天,才能到达县城的寄宿学校。”

皮里村的孩子上学需要穿越大山,乘坐索道,骑行骆驼,用时长达数天,上学道路无比艰辛,这是生活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中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贫困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亟须完善,以保障孩子们安全出行。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沟通内外的皮里村大桥顺利完成修建,孩子们的出行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纪录片《辉煌中国》中讲述了四川大凉山悬崖村修路的故事。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存在一个海拔1600米的小乡村,因处于悬崖顶端被称为“悬崖村”。纪录片真实再现了悬崖村村民出行的艰难:“这里的人们进出大山,必须靠17段用藤条和木棍编织的藤梯。从山脚到山顶,人们每天要这样攀爬,直上直下的悬崖有13处。”

身处悬崖村的村民出行只能依靠攀爬藤梯,从影像画面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悬崖村村民的出行之路是多么艰难、危险。2016年3月,摄影师赵明专门到悬崖村用摄影机记录了悬崖村中孩子们攀爬藤梯的艰难画面。2017年,摄影师赵明再次来到悬崖村,高达近1000米的钢梯路已经修建完成,村民的出行不再受限。

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中国贫困地区的道路大部分得以修建。2014年,纪录片《新观察》摄制组再次考察云南独龙江乡,摄制组直观地看到修建完善的高黎贡山隧道以及独龙江乡公路已经投入使用。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摄制组的车辆在修建的马路上安稳前行。原本崎岖的山路已经修建成宽阔平坦的公路,从独龙江乡到县城的时间与之前相比缩短了近1/3。曾经与外界隔绝的独龙族人,开启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这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脱贫攻坚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俗语称“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条件的改善是乡村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进一步改善中国贫困乡村的交通状况成为加强贫困地区公共设施建设、解决贫困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扶贫事业的推进下,大部分地区的交通条件不断完善,交通阻碍不再成为限制乡村发展的问题。部分扶贫题材纪录片摄制组采用回访的形式来呈现乡村交通条件的发展变化。中国贫困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亦成为纪录片中体现乡村形象变化的重要一幕。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彰显了贫困乡村在扶贫工程的推动下,已经冲破了地理环境的阻碍,也象征着贫困乡村与外界互联互通的桥梁搭建完善。贫困地区的乡民从因为地理条件的局限困守大山深处,逐步走向开放,步入与外界开启密切交流的新阶段。

(2)乡民:恋土情结的式微和创业的理性实践

伴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传统乡民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仅依靠土地收成已经无法满足乡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土地的作用在乡民内心深处不断弱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民逐渐认识到伴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的地位愈来愈弱。愈来愈多的乡民寻求新的谋生方式以摆脱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乡民对土地曾经的眷恋和坚守与新的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随着土地在乡民心中地位逐渐弱化,大部分乡民开始转变思想,逐步从土地里挣脱和解放出来,开启新的就业和创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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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生产手法、影响因素
    1. (一)扶贫题材纪录片与再现理论
    2. (二)再现对象: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变迁
      1. 1.中国传统乡村形象:乡景、乡民、乡土伦理
      2. 2.震荡与回应:乡村逐步觉醒
      3. 3.传统与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形象变迁
    3. (三)再现途径:扶贫题材纪录片中乡村形象的呈现
      1. 1.符号的灵活运用
      2. 2.叙事结构
      3. 3.影像修辞
    4. (四)再现原因:再现乡村形象的影响因素
      1. 1.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2. 2.纪录片创作者的影响
  • 二 中国乡土“和”文化的传播——以纪录片《美丽乡村》为例
    1. (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2. (二)“协和人我”:人与人的和谐
    3. (三)“正心修身”:人与自身的和谐
    4. (四)“合群济众”:人与社会的和谐
    5. (五)“和”文化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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