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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参与式影像:来自乡村本土的主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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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参与式影像:来自乡村本土的主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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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参与式影像:来自乡村本土的主动表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松动使传统的乡村形象被置于媒体研究的风口之上。乡村形象在我国高速城市化和后社会主义的市场发展态势中,不断受到城市文化和西方消费主义传播话语的建构,长期呈现出“他者化”“空心化”“匿名化”等特点。而在市场红利将个人媒体的准入门槛一再降低,移动媒体的全民化广泛深入我国乡村地区之后,主体性缺乏的我国乡村逐渐拥有了平等的媒体话语权,这对乡村形象的自我表达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乡村从长期的媒介匿名状态下解除,给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共同体建构带来了一轮意想不到的冲击。

与这一现象并行不悖甚至相辅相成的,是我国方兴未艾的参与式影像实践。参与式影像,在国内多被称为社区影像、村民影像或乡村影像,这种区别于主流媒体、商业化和个人自制影像的特殊影像形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的“福古岛实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一种社会介入方式和社区工作方法在参与式发展项目中被广泛应用。自1991年参与式影像实践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进入中国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老少边穷”地区为重点关注对象、扎根乡土、由外部主导转向内部驱动的发展态势。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发展摸索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成功的本土案例和优秀作品。这些由普通村民自主选题、自主拍摄、自主剪辑,关注本地社区问题,面向本地传播的作品,其功能性不仅在“新媒体和自媒体”之先,它所表述的面向未来、面向发展、立足族群、立足社区,具有大量自我审视和自我思考驱动力的全新乡村形象,更是对互联网语境下被漠视、缺乏话语权的乡村形象形成了强有力的拓展和补充。乡村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话语表述的嬗变,对于在参与式影像领域仍然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学界而言,更是值得重视和总结的。

一 参与式影像与乡村

我国作为一个农民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乡村地区在地理空间上占压倒性面积的发展中国家,广大乡村地区一直是影视创作的关注重点和重要题材来源,大量的作品以乡村为背景舞台,创造了许多广受观众喜爱的乡村形象。无论是电影、电视剧,抑或是纪录片,我国乡村一直以传统文化的浓缩符号、农业社会的典型标本和为城市化输血的边缘地区为经典形象。综观这些影像作品,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乡村被城市主流的自我意识指认为“他者”,并以贫穷苦难为底色,而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乡村则渐渐隐没为一个无名者。进入21世纪后,虽然有“新纪录运动”和以第五代导演为主导的“乡土”“寻根”风潮,但是乡村始终停留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知识分子描述的乡村形象之中难以突破,城市主流文化认知中的乡村形象几乎与“底层”同义。乡村和广大的农民群体被迫在传媒话语中消失,新的乡村形象的建构几乎陷于停滞。

在现有的乡村形象的构建活动中,除了以商业传播行为为主导的乡村“被表述”,知识分子对“人情乡村”的想象叙述,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真实的乡村形象也在悄然地自我生长。这种生长得益于互联网与新媒体带来的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它的生产者以大量受过教育却不容于城市的农村青年为主体,形成了一种寻找自我认同感,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像尝试。参与式影像作为率先进入农村的影像表述方式和社区工作方法,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经验的启蒙和事前的实践积累。我国在二十多年的参与式影像实践中,培育出了大批觉醒了的具有乡土身份、乡土认同和表述自觉的乡村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本土化的族群表述取代了外部的“他者化”形象,逐步弥补了乡村话语的主体性缺失。而在这些对乡村形象的自主表达的尝试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主流观念的话语分歧。在这场漫长的探索中,我们的乡村到底是迎合消费主义的构建,还是转向自我的本土化表达,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结论,也只有从参与式影像的实践和成果之中探索,才能略有所得。然而我国对参与式影像的实践本就拘泥于小范围,其作品的传播也主要面向项目组织者、政府机构、当地社区等,相关的理论探究和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对乡村形象的反思和对乡村影像话语表达的探讨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肇始阶段的空白之中,等待着我们的探索。

本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在前人少有的文献资料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之上,立足于新时代的大量新鲜资料,对参与式影像中的乡村形象和乡村的自我表述和话语表达,进行全方位的归纳总结和评判分析,以期对今后乡村影像和乡村形象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参与式影像发展的现实条件

1.乡村是参与式影像理念践行重要区域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在偏远地区“福古岛”进行了参与式影像的实践,并取得了后人称为“福古岛程式”的成功,从此参与式影像就进入了公共社会领域。这一实践的成功主要在于贯彻着这样一个理念:影像不应该仅仅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应该成为人们发声的渠道,动员国家的每个公民参与某一公共问题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见解或看法。一个公共的问题形成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社区或地缘,农村或社区就成为参与式影像理念践行的适良土壤。

另外,参与式影像往往聚焦于偏远落后地区,将镜头对准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帮助那些无法发声的人传达自己的声音,将那些被传统媒体忽略或刻意隐瞒的事实和观点带到社会表层,最终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样的理念下,农村是参与式影像的主要实践区域。回顾中国参与式影像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广阔的乡村区域不但是参与式影像的重要发展起点,还是参与式影像相关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参与式影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项目见表6-1。

表6-1 中国参与式影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乡村之眼”项目持续时间较长,有七期,成果丰富,影响甚大,关注了青海、西藏、云南等省区的农村。从参与式影像发展历程来看,农村地缘的封闭性和人口稳定所形成的环境有利于参与式影像理念的实行。

2.乡村振兴战略为参与式影像提供了新契机

参与式影像的基本功能是让参与者发出自己的声音,觉醒民俗文化并自豪骄傲,重在沟通与交流。以“乡村之眼”为例,“乡村之眼”是我国民间公益环保组织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的一项参与式影像项目,自2007年至2013年,举办了七期。该项目通过鼓励西部乡村的社区居民自主创作和传播参与式影像,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融入影像,让人们更加切实地了解和关注乡村文化传承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发展现状。这种基于民间公益和限于西部乡村的参与式影像实践,是参与式影像的源头,但是也局限了参与式影像的施行范围和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参与式影像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更多的实践契机,以及拓展功能、增加多层次实践类型、理论纵深发展的可能性。

(二)参与式影像对乡村的重要意义

1.传承乡村民俗文化

作为传统民众生活文化统称的民俗文化,蕴含着乡土中国最深刻的文化底蕴,其主要表现为传统建筑、传统服饰、传统饮食、民间民俗工艺品、约定俗成的乡约民规、民间故事和传说、农耕活动和民俗节庆等形式。民俗文化的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人文、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在乡村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乡村的本土民俗文化由于缺乏关注日渐式微。在这种背景下,村民对乡村民俗文化内容的自发拍摄,一方面能够记录下宝贵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能唤起社会大众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关注,使民俗文化的传承获得政府、社会力量的扶持。

2.培养村民自治理念

参与式影像强调参与者从自身的认知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摄像实现文化认同,激发参与意识,形成共识。这与村民自治文化的内在是一致的。

村民自治有长期的历史与传统,从封建社会到近现代阶段一直是村民共享自治,虽然伴有国家政权向基层渗透,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村民自治的传统。按照官方定义,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是“四个民主”,即选举、决策、管理以及监督的民主。这“四个民主”都需要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

村级自治是基层民主的创新实践,文化基础决定了其是否能在乡村社会里扎根。这是因为无论新制度多么合乎逻辑,它都不会立即畅通而行,只有在形成和累积了类似程度的习惯和感情后,现有的文化基础才会保证新的制度运行。“对于村民自治来说,只有村民从观念和态度上理解和接受自治的理念,认可和赞同自治的行为,才能够为自治提供合理性资源。”

村民自治需要村民改变认知观念,在行为上积极参与。参与式影像为村民改变观念、达成共识找到一条有效路径。村民通过寻找可拍摄的事物、主动摄影和内部放映来达成共识。从云南、青海、西藏等农村的参与式影像实践来看,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由群众自主参与的视觉形式,具备超越时空界限、突破语言文化障碍的巨大优势,因此成为一种文化呈现和意见表达的媒介。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参与式影像具有培养乡村公共空间、保护乡村文化与民俗的功能,对促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乡村参与式影像发展现状

已有的参与式影像实践及其相关研究背景为大众传播时代,乡村是大众传播时代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参与式影像实践的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像中的乡村形象也在逐渐改变。

第一,参与式影像的主体由培训后的村民变为“自发的”村民。传统意义上的参与式影像操作流程比较规范,非政府组织Global Vision的社区影像顾问Pamela Brooke和尼泊尔Green Com的社区影像专家Kedar Sharma提出以六周作为一个工作周期,共同撰写了一个操作指南,介绍了参与式影像的操作步骤。第一周:了解社区,熟悉项目,将录像介绍给村民;第二周、第三周:绘制乡村地图,培训拍摄技巧,增进对社区的了解;第四周、第五周:引发讨论,编织幽默故事;第五周:社区影像信函的内容决策;第五周、第六周:拍摄和编辑制作影像信函,结束工作计划。其要旨在于通过拍摄技术培训和主题沟通让村民按照既定框架和主题拍摄,以一只无形的手引导村民在既定主题内拍摄。

而在新媒体时代,智能手机的发展为村民提供了简单易操作的拍摄方式。摄像头与手机的结合改变了信息表达方式,造成了沟通的变革,手机摄像头已经成为记录世界变化的重要工具。在社交媒体的帮助与视频平台的推动下,早期土豆网的“人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近期“快手,记录生活记录你”成为手机拍摄重度使用者悉知的金句。村民利用手机拍摄身边的生活与村风民俗活动成为参与式影像一种自发的展示。

新媒体时代,农村成为国产智能手机的市场争夺地,农村网民总量增速惊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5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6.3%,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农村网民的数量增长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村民成为自发拍摄与表达的参与者,并且利用自媒体进行传播。参与式影像主体由不善于发声的农民,变为具有自我展示欲的新生代农民,自发拍摄,自主选择,自由传播。

第二,拍摄主题与内容发生转变。以往的参与式影像会存在一个共同话题,村民通过拍摄表达自己的声音,但当下的参与式影像所拍摄的主题与内容多来自拍摄者自身主观的价值判断,甚至是自媒体流量的需求。参与式影像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拍摄主题与内容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风民俗传播和社区维权发声,还包括群体形象的维护。如西藏卡瓦格博文化社制作的《江坡神舞》《苏瓦仁巴》《朝圣者》《雪莲花》影像,还有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乡村影像计划”、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计划”的“我拍我的村子”系列,这些项目所生产出的描述拍摄者社区与民族生活的影像,与电视、电影中的藏族人截然不同。

但在新媒体时代,参与式影像作为“草根”的一种声音,为弱势群体与基层发声,拍摄主题内容由过去反映农村民俗,培养自身文化觉醒与自豪意识,转为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社会价值变化等多层面的内容。

参与式影像曾被归为纪录片的一种。学者韩鸿、向阳曾指出两者的区别:参与式影像在价值重心、生产方式和传播途径上不同于纪录片,纪录片虽然也有一大批关注弱势群体的题材,并且如实地记录和反映这一群体的生活现状,但其终究来自纪录片制片人的视角,与制片人自身的主观创作想法紧密相连,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另外,参与式影像并不强调自身的视觉美感和艺术性,在内容和形式上更看重影像内容的社会动员和表达效果,其核心价值是通过影像的反馈赋予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

这种导向明确的拍摄主题与内容,正在慢慢被消解。新媒体时代农民自发拍摄主题散乱,他们善以诙谐与幽默为基调创作段子,这在以农村用户为主的短视频平台快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三,拍摄者为新生代农民。拍摄主题与内容不受限定,与拍摄者身份有很大关系。拍摄者是新生代农民,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在自然属性上,指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二是有外出就业经历或长期在城市就业但户籍仍在农村的新式农民;三是较少生活在农村,很少参与农业生产,对农村生活没有父辈那般依恋的农民。他们试图变得和城市中的同龄人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努力融入城市,但受经济水平、学历背景等种种因素制约,他们在与城市各方面的相处中仍然缺乏归属感。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的界定与新生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

第四,参与式影像拍摄组织机构发生了变化。参与式影像发展历程以国际和国内非营利非政府机构为主导。但近年来,支持参与式影像的组织机构和资金大幅减少。现在新媒体企业为参与式影像项目的主要组织方,如腾讯公益部门2014年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飞仙关镇飞仙村举办过18期技术培训,成功拍出《飞仙那些事》并在飞仙村埝坎组放映,其主旨是让村民以灾后重建为主题进行拍摄,在村民内部进行播放以达到凝聚人心和灾后重建信心的效果。

二 参与式影像中的乡村形象多元建构

(一)参与式影像中乡村形象的三个阶段

纵观我国参与式影像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乡村形象的叙述和演变在逐步探索中获得发展,本书以时间为序,通过各项具体的参与式影像项目及其作品,对参与式影像中的中国乡村形象进行归纳和梳理。

(1)1991~2002年,沉睡中的、受启蒙的乡村

参与式影像进入中国之初,始终处在国际NGO的引领和示范之下,在国际NGO与部分地区本土NGO的合作中诞生了我国第一批参与式影像项目作品。在这些早期的实践和尝试中,以“福古岛程式”为模板,参与式影像的主导权在事实上并未向本土乡村过渡,表现出有限的自主性,呈现“启蒙式”“展览式”的特点。作品也主要面向国际社会,描述非现代的中国乡村,以促进觉醒的教育性为主要目的对项目所在社区实施了一批有效的早期工作。如1992~1993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开展“照片之声”项目,邀请了当地不同民族的农村女性选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事物,并拍摄下来。这些少数民族女性参与者作为隐没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的主流社会语境下的边缘群体,在基金会的帮助下集体学习了如何通过影像记录反映自己的生活场景,表达了自己对乡村女性生存状况的认识和看法,由此为相关乡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建议。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参与式影像理论的一次忠实再现,项目中的女性通过“被赋予”的相机,即话语权的简单使用,将自身状况如实对外界进行表达,以“相片展览”获得关注并起到预期中的传播效果,仍然处于一种“预启蒙”状态。

(2)2003~2005年,逐渐开始觉醒的乡村

2002年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外商业化影像纷纷涌入我国市场。我国传统乡村也日益受到冲击,向消费主义的影像表达敞开大门。在城市的镜头之外,真实的乡村急需一个具有主导权的表达窗口。参与式影像作为早期被提供的表达手段,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乡村的自我构建和对消费主义进行反抗性表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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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参与式影像与乡村
    1. (一)参与式影像发展的现实条件
      1. 1.乡村是参与式影像理念践行重要区域
      2. 2.乡村振兴战略为参与式影像提供了新契机
    2. (二)参与式影像对乡村的重要意义
      1. 1.传承乡村民俗文化
      2. 2.培养村民自治理念
    3. (三)乡村参与式影像发展现状
  • 二 参与式影像中的乡村形象多元建构
    1. (一)参与式影像中乡村形象的三个阶段
      1. (1)1991~2002年,沉睡中的、受启蒙的乡村
      2. (2)2003~2005年,逐渐开始觉醒的乡村
      3. (3)2006年至今,碎片化的重构,回归传统的独立乡村
    2. (二)参与式影像中乡村形象的新变化
    3. (三)参与式影像中的正面乡村形象
      1. 1.本土传统存续再生的乡村
      2. 2.重建有机的乡村公共空间
      3. 3.习得和发展对话能力的乡村
    4. (四)参与式影像中的负面乡村形象
      1. 1.持续沦落的空心化乡村
      2. 2.发展中的乡村
    5. (五)参与式影像对乡村的影响
      1. 1.觉醒与自助
      2. 2.进步与发展
      3. 3.探索与反思
  • 三 乡村参与式影像的艺术特点
    1. (一)“离经叛道”的个性美学
    2. (二)直白浅近与草根主义
    3. (三)民族特色与地方特征
  • 四 乡村参与式影像的表达效果与批判
    1. (一)乡村参与式影像的表达效果
      1. 1.动员与教育
      2. 2.社区构建与议程设置
      3. 3.乡村形象的再塑造
    2. (二)乡村参与式影像的批判
      1. 1.不完整的乡村
      2. 2.碎片化的乡村
      3. 3.封闭独立的乡村
      4. 4.娱乐化的乡村
  • 五 乡村参与式影像的发展路径探索
    1. (一)乡村参与式影像传播效果的反思
      1. (1)参与主体的反思
      2. (2)参与平台的反思
    2. (二)乡村参与式影像发展路径
      1. 1.创新扩散理论下的乡村参与式影像
      2. 2.乡村参与式影像创新扩散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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