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困境与突围：中国乡村影像发展策略

一 乡村失声：乡村话语的弱势困境

（一）乡村文化的他者化

乡村文化的他者化表现在乡村的文化符号总是在作为一种客体而非主体进行建构。其中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他者想象的乡村景象，第二种是作为他者的乡村景象。不管是哪一种乡村景象，建构出来的都不是乡村真实的样貌和乡村希望展现的图景，这无疑是一种削弱乡村话语权的行为。

首先，作为他者想象的乡村符号，影像作品中的场景设置、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是创作者想象的，反映的并不是真实的农村。尤其是在乡村图景和农民生活中展现的联排小别墅，每家每户的小轿车，在真正的农村中是较为少见的场景。乡村的文化、农民的生活和命运的发展都是作为他者的想象在运作。这种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对乡村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而是形成于主流的想象之中。并且这种想象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等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重新对乡村进行了一个“他者”的建构。这样建构出来的乡村符号失去了呈现乡村的原本意义。

其次，作为他者的乡村，其文化符号是以城市为主体进行建构的。在影像作品中的乡村形象总是与城市对立起来。城市是繁荣、发达的，那么乡村就是落后、破败的；城市人面容姣好，乡村人就是皮肤黢黑，蓬头垢面；城市生活是高质量的，乡村生活则是困苦的。尤其是在对乡村人的形象构建中，为了与城市人相区别，影像作品中的乡村人屡次出场时都是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破旧的鞋子，梳着旧式的发型，带有浓厚口音。并且在人物性格上，农民总是斤斤计较，贪图小便宜，目不识丁等。这些农民的形象是经过他者化建构的，存在肤浅化的特征。这说明部分影像作品缺乏对农民形象变化的关注，对农民形象的呈现有严重的刻板印象。

当乡村的文化作为城市的他者被建构时，城市的话语权代替了乡村的话语权。随着政策向农村的倾斜和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影像作品对农村的呈现也过于偏向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围绕农村建设和农民发家致富的美好景象，在内容的选择上造成了现实与文本的错位，忽略了对乡村图景的真实反映，把乡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一个产物，视之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忽视了乡村的独特性。

最后，影像作品对乡村的呈现往往基于城市的话语逻辑，利用城市的话语讲述乡村的故事，许多发生在城市的故事情节被套用到乡村中。此时乡村只是一个故事的背景，而不是作为故事发生的主体去影响故事的逻辑。在对农村人物的刻画中，人物的感情、性格特点缺少了真正的“乡土气息”，创作者只是将城市人物换成乡村人物。作品中人物的变化、形象的树立都是有独特的背景因素和故事逻辑的，有的发生条件只有城市才能提供，但如今所呈现的人物外壳是农民，内在却是城市的人物性格。城市代言的乡村没有展现出乡村希望表达的内容。而且，大多数作品所呈现的乡村都刻意回避一些现实问题，掩盖了乡村的艰难和困境。此时影像中的乡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由赵本山等主演的《刘老根》系列电视剧是农村题材的喜剧。该剧的第一部讲述了刘老根在城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受到城市发展的启发，决定回乡利用当地资源打造农村度假村“龙泉山庄”，经过重重困难，将“龙泉山庄”建设成一个集餐饮、娱乐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化集团。第二部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的。第二部讲述了“龙泉山庄”遇到了对头“凤舞山庄”，发生了一系列竞争与故事，最后两者合体为“龙凤集团”的故事。《刘老根》这两部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场景都体现了城市的话语逻辑和城市的想象。首先，在对农村生活的描绘中，体现出城市现代化的各种特征。剧中的人物居住的不再是农村的平房，而是带有各类家电的白墙小楼房。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城市化倾向。其次，刘老根创建“龙泉山庄”时听取了海派留学归来的韩冰的许多酒店经营和管理建议，这体现的就是现代城市中酒店管理的方式。不管是“龙泉山庄”还是“凤舞山庄”，其布置和规格与城市中的度假酒店、五星级酒店无异。在情节中出现的企业改革、董事会夺权的桥段，乃至情感上“红杏出墙”“第三者”“三角恋”的桥段，都是在城市剧中经常出现的。这类情节不过是将城市剧中的内容移植到农村的背景中，而缺乏农村特有的文化故事。

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开篇提出，职场人向往的生活是远离喧嚣，避开拥挤的人流，可以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通过问题采访“你认为的乡间生活是什么样的”，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如“乡间生活是一日三餐自己采收，自给自足”，“上山挖笋，养鱼养鸡，这种生活太完美”，“如果再选择一次，我还会回到农村生活”。在节目中何炅、黄磊和刘宪华居住在乡村中的一间“蘑菇屋”，并且通过完成任务换取招待客人所需要的食材。节目通过影像呈现的“蘑菇屋”是一个大型院落式的平房，一进门是一个宽阔的院子，院子的中心有一个宽敞的亭子，可以供客人围坐共食。同时“蘑菇屋”不仅拥有数量较多的房间，房间的面积较大，内部陈设家具清新雅致，而且还设有喝茶聊天的聚会场地。整个屋子充满绿色植物与鲜花装饰，还有带有农村特色的玉米和辣椒等。影像在对“蘑菇屋”的呈现中配上文案“喝茶聊天，不争朝夕，侍弄花草，悠然自得，洗衣晾晒，安然自若”，并且将其定义为一种“回归质朴的乡村生活”。

实际上《向往的生活》所描绘的并非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图景。不管是以“蘑菇屋”为代表的“农家大院”，还是通过掰玉米换牛排的以物换物，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中都并不常见。《向往的生活》所追求的是一种与城市快节奏生活相反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但是节目将这种生活定义为“乡村生活”或“乡间生活”，是将乡村生活赋予了自身的想象。城市对乡村的想象具有强烈的主观成分，且与城市相对立。当城市的人们厌倦了城市中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便开始将乡村生活想象成与城市相反的鸡鸣犬吠、悠然自得的生活。当城市与乡村处于对立时，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好则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好相对立，而这种所谓的乡村生活方式，只是基于城市生活的弊端而想象的美好画面。节目中所传递的并不是一种乡村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却被披上乡村生活的外衣，向所有的观众呈现了一幅美好的想象中的乡村图景。

随着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作为表达客体的乡村在影像的反映也受到资本话语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下，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品位与娱乐需求，许多乡村题材的影像作品向喜剧化和诙谐化方向发展，农民的形象也离不开“一身土味”，逐渐沦为迎合市场的产物，农民形象不仅肤浅化、低俗化，长期的他者化所带来的影响也造成了对农村群体的刻板印象。细化到农村的不同群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刻板印象。在许多影像中，农村的青少年出现时都留着各类奇特发型，拥有不一样的行事作风与打扮，被城市人称为“杀马特”群体。农村青少年的外在穿着长期被贴上“土酷”“非主流”等标签。而农村的妇女则经常以“懦弱”“保守”等形象出现。

当农村和农民在影像的呈现中被塑造成被观赏的角色而非通过影像被表达的个体，农民的话语权便在无形中被弱化和剥夺。他们的形象依据市场喜好被塑造，以迎合城市文化的想象与乐趣。城市与农村，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对立面上。在影像的创作中，乡村文化往往被视为城市文化的“他者”，通过影像呈现的乡村被赋予与城市相对立的偏见和想象的符号，这是乡村在影像中话语困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乡村力量的流失：乡村空心化

乡村空心化指的是乡村在人口年龄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的幼龄化和老龄化，即留在乡村生活的人口以儿童和老年人为主。农村人口中的大部分青壮年离开农村进城打工，这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产生，包括留在乡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

乡村空心化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不平衡。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乡村，使一大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谋生。但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资源等分配的局限，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农民工子女、父母只有留在农村才能享受相应的制度保障，其中包括教育保障和养老保障。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乡村的空心化现象在年龄跨度上呈扩展的趋势，并且数量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2.87亿人，比2016年增长了1.7%，且16～50岁农民工占比较高，说明农村外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也就是乡村空心化持续加深，这成为乡村话语权薄弱的一大原因。

乡村空心化所产生的三类群体，都处于在濒临失语、被边缘化的困境中。空巢老人由于年龄较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缺乏表达自我的意识，几乎不掌握话语权。而留守儿童仍处于成长期，处于初级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他们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和训练，话语组织系统仍有待开发，在表述自我诉求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他们也难以获得话语权。然而唯一完成社会化训练，并接受了一定程度教育的青壮年群体，虽然能够清楚地表达自我的利益诉求，能够行使自身的话语权利，但是他们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话语权也难以被承认。

乡村空心化导致了乡村文化继承的断裂。学界以1980年为界限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区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有学者研究认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乡村的情感”。第一代农民工在进城前已经在乡村成人，对乡村的认同较为强烈。但是第二代农民工由于进城时间较早，大多在18岁左右进城务工，更倾向于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感情较少。乡村中独有的文化特质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但是在青年人身上，乡村文化却面临断层的风险。乡村的文化特质不能顺利地传承，也就无法通过呈现真实的乡村文化和乡村图景来实现话语权。

乡村空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生活在乡村中的人减少，但更深一层的结果是使一批原本有可能为乡村争取话语权的相对知识分子流失了。相对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而言。毋庸置疑，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之后，乡村文盲大大减少，识字率提高，而农村青年是相较于其他农村群体而言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的群体。他们与乡村中的其他群体相比，更有可能为乡村争取话语权。尤其是当今的乡村青年是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对新媒体的运用驾轻就熟，能够熟练地在网络世界发表言论，利用新媒体表达自身的诉求，更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展现真正的乡村原貌，争取乡村的话语权。当乡村空心化愈演愈烈，停留在乡村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选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那么乡村的话语困境只会陷入更深层次的循环之中，这是乡村话语困境的内部因素。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产生与发展下，短视频的分享软件也成为影像呈现的一个重要方式。短视频分享对设备和技术的要求较低，只要使用手机进行拍摄和简单剪辑便可发布到网络上。网络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比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要迅速和广泛许多。短视频的影像呈现方式操作简单，不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进行创作和加工，因此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影像呈现。利用短视频进行乡村呈现则需要依靠乡村青年这一中坚力量。前文曾谈到，这一群体不仅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而且他们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适应和使用新的技术。但是乡村空心化的现象则严重制约了这个途径。首先，乡村青年大都外出务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员。他们虽然经常使用短视频软件，但他们在短视频影像中所呈现的是乡村青年在城市的生活，缺乏对农村生活的记录。其次，一些适龄青年虽然没有进城打工，还居住在农村中，但在短视频影像中所呈现的大多是段子、搞笑视频。如在快手App上根据智能算法推送的农村短视频《隔壁泰山改编版》《会不会开车》《我哥敢一个人去外地》《农村爱情故事》《爆笑狙击手》等，都是以农村为背景，由乡村青年所拍摄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乡村、呈现乡村，而是通过各类剧情、台词所形成的搞笑场景迎合短视频的受众。乡村空心化现象使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较为淡薄，反而受城市影响更大。乡村青年不仅不留恋农村，还缺乏对农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