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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化解纠纷的政治意涵*

作者

方乐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省教育厅校外研究基地司法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Fang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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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化解纠纷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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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司法化解纠纷的政治意涵*

你办的其实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刘哲

一 问题及其意义

当下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的多发期、凸显期。社会矛盾日益增加所带来的后果,不仅表现为大量纠纷涌入法院,造成法院处理纠纷数量持续且大规模地增长;也表现为纠纷所及之社会关系与利益结构越来越繁杂,法院的纠纷解决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以近十年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案件数量为例,自2008年首次突破1000万件以来,案件数量的增长就一直呈直线急剧上升态势。2016年案件数量又首次突破了2000万件,达到2305万件;2018年案件数量则爬升至2803万件,为近十年之最。[]“如果我们按照每个案子只有两方当事人,而每一方当事人之外、最起码又有4个人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包括当事人的父母、配偶、孩子”[]的简单标准来进行大致测算的话,这意味着近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亿多人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关注法院对于纠纷的处理。这样,当下中国社会的法院纠纷解决就不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自然而然地,法院的纠纷化解就不仅需要考虑法律效果,也需要考虑社会效果,还需要考虑政治效果;法院要努力使纠纷的解决尽可能达致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

然而,不仅“政治”和“政治效果”原本就是一组意涵极为丰富的概念,而且其又受到中国社会领域中的“政法”体制及其话语的整体影响,[]“政治效果”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无论是其概念上的意义结构还是实践中的判断标准,都更为丰富、开放。这种开放性,不仅会强化当下中国司法场域中“政治”与“法律/司法”两者之间无论是概念上还是实践中的紧密关系,也会导致司法运行中“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三者之间无法被清晰地区隔出来。因而我们看到,对于法院纠纷化解的“政治效果”考量,在当下中国司法场域大多数人的观念与行动中,其要么被包含或者隐藏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判断之中——甚至被两者所替代;要么就是相反,其会吸收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仅以自身的单一面相呈现出来。很显然,这对于清晰化当下中国法院纠纷化解的目标导向无疑是不利的。

与此同时,“政治效果”指向的不明晰,对于当下中国司法公信力的形成也是不利的。换言之,尽管法院是一种组织制度,拥有系统化的管理机制,但由于每个法院都是深嵌在审级制度的具体节点之上并又置身于特定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地方”所在,因而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法院所承担的职能或者职能的侧重点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伴随着司法政策以及社会时间的变化,各级各地法院的职能或者职能的侧重点也会随之改变。这样,无论是对法院的纠纷化解进行“政治效果”评估,还是对其予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判断,显然都只能是个别化、技术性的。而这意味着,不仅要对四级法院司法运行的三种效果进行整体性、综合化审视是难以实现的,而且每个法院经由个别化、技术性判断所形成的三种效果判断之间也可能出现差异化格局。实践中,前者比如下级法院基于效果判断所形成的司法判决往往会被上级法院同样基于效果判断而推翻;后者比如在一个法院内部,案件的承办法官基于效果所做的判断也往往会与合议庭、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的效果判断不一致。重要的是,这种统一性的缺失以及差异化的存在,反映出的虽然是基于效果判断所形成的司法裁量标准的不统一甚至司法裁量过程存在随意性,但这不仅会加重三种效果判断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也会导致效果判断的法治意涵被稀释,进而不利于规则的统一适用和司法权威的形成。因此,明晰当下中国司法运行效果的政治评估,重视转型期中国司法的政治意涵,无疑也就十分必要了。

如果把视野放得再宽一些,我们就会意识到,将法院的纠纷化解效果纳入政治考量或者要求当下中国的司法运行开展政治意涵上的通盘考虑,这意味着我们既需要在政治制度/规则的“放大镜”中对法院的纠纷化解或者司法运行进行宏观描述并予以评判,关注政治“规则/制度”的法律转化以及由此所关联着的社会秩序;也需要在政治观念/意识的“显微镜”下揭示深藏在纠纷解决或者司法运行背后的、那些在本质上又是“控制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最终目的和基本假定”[],关注公共性的“意义/价值”以及由此所关联着的共同体/个人的“生存哲学/生存智慧”[]与“世道人心”;还需要在两者“延长线”的交会处建立起它们的关联并揭示相互间存在的资源流动与力量支持。为此,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在化解纠纷的过程中,法院/法官要保持足够的政治敏锐度,要始终葆有政治观念或者政治判准,以期能够准确挑选或辨识出那些可能具有政治意涵的案件并“完全进入其中”,[]进而生产出具有良好政治效果的司法公共知识产品;也需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纠纷都能够通过法院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化解,有些是需要法院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回答的,是需要通过非制度化方式予以解决的。而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日益增多,我们不仅要突出法院的制度角色或者法治功能,强化以司法为主导的纠纷化解方式;也需要发挥法院的政治功能,允许政治方式存在于司法场域的合理空间并允许其在可控的范围内发挥纠纷化解的作用。[]

的确,伴随着司法日益深入地介入转型期的中国并影响社会生活,把法院的功能仅仅限定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化解纠纷这一传统观念显然日益受到严峻挑战。事实上,任何一种司法制度或者纠纷解决模式,其背后都隐含或者关联着一种法律的生活方式;而与这种法律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则又会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模式与生活态度。这样,司法制度的运行或者纠纷解决其实也就与“‘社会生活如何可能’的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美好生活的达致密切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虽然法律代表了普遍的秩序,但良好的秩序却是指这样一种法律及其实践,那就是“它必须回应正义、道德或者人们认为应当是什么的要求。”[]因而,伴随着纠纷解决对于当下中国日常生活影响力和塑造力的日益增强,司法显然就不仅要发挥好纠纷化解的传统功能,要努力通过司法的运行来稳定或者恢复社会秩序;也要践行良好秩序形成与美德生活塑造的新功能,要努力促进纠纷的良善解决,促使良好社会秩序的不断形成,促成社会美德的不断提高。这样,在司法运行或者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能否促成良好秩序的形成、促进社会的美好进步,能否安顿人心、引领人们过上“好日子”(good life),自然也就成了当下中国司法的必要担当。

这其实意味着,法院/法官如何通过纠纷化解达致美好生活,自然也就构成了转型期中国司法的政治意涵。为此,面对转型期中国的纠纷化解,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一种司法制度或者纠纷处理措施是否有效,也要关注这种司法制度或者纠纷处理措施是不是一种好的制度或措施?或者说,是不是一种“善”的司法运行方式?以及更重要的,我们还需要清楚,它们在法院系统中的大规模日常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公共善品的增加,是否有助于提高社会的美德,以及是否有助于我们达致那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很显然,这些“问题”,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运行而言,既是政治效果所欲达致的“目标”,也是其是否落实的“判准”。

二 “规则”的退隐

在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司法政治意涵的载体是“规则”及其实践,而“意义”则是司法政治意涵的基本构成单元。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纠纷以及法院系统内日益尖锐的“案多人少”矛盾,当下中国法院系统却把纠纷的实质性解决作为司法政策重要的目标导向,越发凸显出把纠纷化解作为司法运行效果的重要判准。由此所带来的,是日常司法实践中,法院/法官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置在纠纷化解之上而无暇过多考虑规则治理与人心安顿,进而造成纠纷处理过程中的“规则”退隐和“意义”不在场。

从司法实践来看,“规则”退隐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规则适用上的差异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对司法中规则适用统一性认知的不断降低;二是相较于规则/程序在司法运行中的严格遵守和率先适用[],后果/结果导向日渐占据对司法运行进行效果评价的主导地位。

(一)规则适用的差异化所导致的“规则”退隐

就规则适用的差异化来看,实践中,这一现象又可细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便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如在我国环境侵权案件的裁判中,大数据量化研究表明,其中明显存在“较为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现象,不仅包括总体上的原告‘诉讼请求支持率’存在较大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同案不同判’(案件中的同一因素在不同地区的相对重要性排序有较大差异)和‘同类型损害不同判’(同一类型损害影响原告获得救济的概率有本质差异)现象。”[]二是自由裁量上的不统一,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便是看似“依法裁量”但自由度有差且公平感有异。与此同时,在这两种规则适用差异化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现象的实际上又是日益增多的法外因素进入司法判决的生产流程并与法律规则展开竞争。而一旦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所需纳入考量的法外因素日益增多,那么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从本质上会造成“具体的法律规范越来越被边缘化,不再是法律人思维的主要依据”[],就会形成规则退隐的现象。

客观来说,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则的适用并不需要始终以追求统一性为目标,因为与相似性一样,不仅案件之间存在差异化因素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法官还可能有各自的偏好,案件处理所置身的情境系统也不尽相同。但强调法律规则适用的统一性或者系统性“可能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这种意义,除了通过统一的司法呈现“规则之治”的状态并借此向社会输出一种“统一的正义”之外,更深远之处则在于规则适用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尽管差异化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司法对于案件处理的流程与质量仍然是基本可控的。换言之,由于法院不仅物理性地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中,也制度性地存在于层级结构之内,这就造成了法院实际上是一种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物理性”与“制度性”功能同时具备的复合物。因而,“规则”适用的差异化,不仅意味着司法产品初次生产的质量是不稳定的,而且司法产品质量的统一性机制也失灵了;相反,司法的统一性不仅意味着这些机制都是稳定的、运转良好的,也意味着体现国家意志或者全局利益的法律/公共政策在与地方性利益考量或者法官个人价值观权衡的博弈中占据了优势。因此,法院在纠纷化解的过程中强化规则适用的统一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范围与能力,展现司法作为公共事务处理平台的价值,提高司法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效果;也有助于凸显法院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国家治理的鲜明存在,在提高司法公信力与权威的同时,强化社会大众对国家的一致性认同,夯实国家权威。

可见,法律规则司法适用上的不统一以及因由这种不统一甚至造成“规则”在纠纷化解中的日渐退隐,这不仅会影响个案处理的公正性,也会在整体上影响到司法公信力,还会消解司法作为公共事务处理平台的价值,进而削减司法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空间与能力,影响司法以及国家的形象及权威性。

(二)“后果/结果”的优位评价所带来的规则退隐

在与日益增多的法外因素相竞争的过程中,规则逐渐退隐,司法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伴随着“规则”对于裁判结果形成的影响力不断在减弱,法官便转而越发关心裁判的后果并越发强烈地试图以“超越法律”的方式来达致这种后果。[]而一旦司法判断主要是基于后果或者依据司法判决可能产生的效果所做出的,那么它就无法只是基于概念或者“依据某一法条或判例的语言,或依据更一般的某个先前存在的规则”,或者“依据一般性的政策判断及倾向”做出。[]然而客观地说,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极度开放的社会里,不仅“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对“结果”进行判断实际上也超出了法官的个体能力。换言之,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空洞的。因为“后果虽然是一些事实,但却是一些自身没有规范意义的事实”——“即便实用主义也没有明确指出应当考虑哪些后果”。与此同时,再精明的法官,他其实也没有“掂量”后果的能力;[]因为尽管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可能宣称注意到了“后果”,并且坚持司法判决是“根据预期的有利和不利后果权衡作决定”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也许错误地给一些具体后果加了砝码,或许反映了法律人的某种职业畸形。……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也许一直都不恰当地考虑了政府的主张”[]或者主导政治力量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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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问题及其意义
  • 二 “规则”的退隐
    1. (一)规则适用的差异化所导致的“规则”退隐
    2. (二)“后果/结果”的优位评价所带来的规则退隐
  • 三 “意义”的不在场
    1. (一)“意义”的缺失
    2. (二)“意义”的混乱
  • 四 纠纷解决的政治意涵
    1. (一)通过纠纷化解恢复社会秩序
    2. (二)通过纠纷化解确证社会价值
    3. (三)通过纠纷化解安顿人心
  • 五 通过司法达致美好生活
    1. (一)认真对待当下中国法院整体的功能要素
    2. (二)充分发挥当下中国法院整体功能意涵
      1. 1.通过司法规则形塑社会规则
      2. 2.以司法公正引导社会公正
      3. 3.通过司法理性倒逼社会理性
  • 六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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