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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会议纪要的规范地位与实际功能*

作者

王志成 硕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研究人员。
Wang Zhi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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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会议纪要的规范地位与实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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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会议纪要的规范地位与实际功能*

会议纪要是会议内容或精神的记载与传承,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主要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使用。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从理论上讲会议纪要不应在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的发布,使得司法领域中的法院会议纪要备受关注。法院会议纪要早在1966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至今仍在继续制定和发布。这表明法院会议纪要在司法活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功能。值得追问的是,法院会议纪要的实际功能与其本身的文件属性与效力设定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法制度,法院所承担的政治功能或行政职能较弱,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不存在司法机关制定和发布会议纪要的情形,这类文件也未受到学者重视。但受到实证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法律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拉斯维尔、麦格道格尔、德沃金,实务领域的汉德法官也曾对司法政策有所涉猎。[]随着我国基础法学理论建设的初步完成,受国外法律现实主义、后现代法学影响,我国学者日益青睐对法律实践的反省。关于会议纪要类文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领域,探讨行政机关所发布会议纪要的合法性、效力等级、审查制度等,[]对法院制定和发布的会议纪要的关注较少。[]本文以法院会议纪要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这类会议纪要在规范意义上的文件属性,然后借助裁判文书分析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法院会议纪要的修辞,发现法院会议纪要的实际功能与规范地位存在背离,最后解释这种背离的成因并试图探寻弥合之道。

一 会议纪要的规范地位

我国于2008年已初步创建了契合自身国情和发展特色的法律体系。时至今日,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这一体系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实体法,也内嵌着一系列司法政策。司法政策,虽不为普通社会公众所知晓,但对于做出司法裁判和实现正义公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司法领域中的会议纪要,是司法政策的一种重要载体。行政机关因其本身的行政性会较多地使用会议纪要来传达某些指示或规定,而司法机关发布的会议纪要数量较少,所涉范围局限于司法裁判事项,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不直接相关,因此社会公众对其关注度较低。[]司法领域中的会议纪要相对于司法解释、判例等,是司法政策的快捷键,能更为简便、快速、准确地传达有关会议对具体司法事项的安排,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内部文件使用。

法院会议纪要作为司法文件,在性质上不属于司法解释。首先,法院会议纪要大多是针对某一法律适用问题所召开的会议内容的记录。其中既有原则性规定,也有规则性规定,看起来与司法解释的内容差异不大。然而,法院会议纪要与司法解释的发布形式不同,前者的形式是“×××纪要”,后者的形式是“关于适用×××法的解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民事卷)中将司法文件界定为:在司法解释之外,因总结审判经验及规范裁判标准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文件。司法文件类别称呼上缺乏规范性,一般混称为司法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以“司法文件”进行分类)、司法解释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专著与汇编用语)、司法行政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网用语)等。这些司法文件文号多以“法发〔××××〕××号”“法〔××××〕××号”出现,[]司法文件的内容大多涉及人事任免、行政事务以及司法解释范围之外的法院内部关于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现已失效)规定,司法解释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解释”、“规定”和“批复”。200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吸收了上述三种表现形式,并新增“决定”形式。至此,司法解释只有完全列举的上述四种形式,因此法院会议纪要不属于司法解释。

有观点认为,会议纪要属于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司法文件”有时混同于“司法解释性文件”。但这种理解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专著与汇编,并无进一步的权威界定。“司法解释性文件”首见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该批复只是宣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司法解释性文件的垄断制定权,但未明确界定何为司法解释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该份批复认为,虽然地方法院无权制定该类文件,但可以“写一些经验总结性的文章,供审判人员办案时参考,或者召开一定范围的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该文件属于“批复”类文件,具有正式的效力,相对于上述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更具权威性。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内部对会议纪要等司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性文件之间的关系界定并不统一。因此,难以直接认定会议纪要属于司法解释性文件。

相较于司法解释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指导性文件”的界定则更为清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汇编书籍中采用排除法的方式对其进行了界定,即司法指导性文件是“除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类文件以外的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文件”。从内容上看,司法指导性文件是对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因此法院会议纪要应当属于司法指导性文件。作为司法指导性文件,法院会议纪要是否具有正式法源的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的规定,法院可以引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该文件未提及法院会议纪要的效力。

《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会议纪要作为裁判依据,但文件中体现的原则性规定和精神,法院能够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在《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则通过授权性规定设定了会议纪要的功能场域,即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仅仅可用于论证裁判理由。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表述,裁判依据的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这类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援引的是正式法源;而裁判理由着眼于裁判过程中的事实与法律争议,重点在于论证,援引的是非正式法源。前述规定看似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官裁判文书的规范,但实际上限定了法院会议纪要的文件效力——会议纪要在我国并不具有正式法源地位。

二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司法实践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纪要”为关键词全文检索裁判文书,可得到421760个结果,其中大多是企业和行政机关的纪要文件,难以准确考证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在裁判文书中的适用情况。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某一会议纪要名称键入检索,可以提高检索结果的相关性。通过对这些案例中修辞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因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发布的会议纪要数量较多,对其分析结果,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赘述。在此,笔者以《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发〔2018〕53号)(以下简称《破产纪要》)为分析对象,考察该会议纪要在所能检索到的裁判文书中适用的情况。之所以选择《破产纪要》而没有选择最新制定并发布的《九民纪要》,是因为《破产纪要》能检索到的案例数量较多,而提及《九民纪要》的裁判文书数量较少。同时,《破产纪要》发布的日期较近,既可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制订司法政策的方向与水平,也能够反映出其他法院会议纪要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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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会议纪要的规范地位
  • 二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司法实践
  • 三 法院会议纪要实际功能与规范地位背离的成因
    1. (一)立法的模糊性与滞后性
    2. (二)司法内部权力架构的行政性
    3. (三)法院会议纪要内容的现实性
  • 四 法院会议纪要规范地位与实际功能的弥合
  • 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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