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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及其疗治

作者

李远志 法学硕士,西南政法大学立法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Li Yua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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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及其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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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及其疗治

引言

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他的意思是说,相比囿于个别事物的历史叙述,诗歌或文学作品敞开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因而诗歌比历史更有可能触碰到普遍性的真理。用故事或神话的方式探讨严肃的政治和哲学问题,这一传统源自古希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也位于这一传统之中。它不仅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文学讽刺作品,在故事性的外表下还隐藏着作者对于国家、理性和宗教传统的严肃思考。

从《格列佛游记》的文本本身,我们能够看到斯威夫特要求读者认真对待这部小说的暗示。斯威夫特曾假借出版者之口说,该《格列佛游记》是“严谨成书的”谈论政治的作品,为的是给青年贵族以教益。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斯威夫特也重新强调,《格列佛游记》是为了报道(information)而非消遣,其主要目的是改善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变得更聪明、善良。[]但《格列佛游记》所要提供的教义究竟是什么却是相当隐晦的:一方面是出于回避审查制度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源自讽刺作品破而不立的行文风格,再者也可能是因为斯威夫特本人深谙“双重写作”[]的传统,《格列佛游记》一书的意图非常难以把握。这也是为什么关于《格列佛游记》的解读层出不穷且相互矛盾,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格列佛游记》最适合教诠释的老师,原因不止在于文本本身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了诠释与权威的议题”。[]因此,首要的工作是避免掉入各种解读纷争的泥潭,为研究划定范围。结合斯威夫特的生平及时代,现代性国家问题是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

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难以精确定义的问题,只能进行大致描绘。但既然我们的论域是有关于现代性国家的,那么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观点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了的圣经信仰,人们“不再希望天堂生活,而是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国”“用纯粹人类的手段终止尘世的一切邪恶”。[]施特劳斯所谓人类的手段即世俗化的现代理性,对这种手段之权能的确信赋予了现代理性以绝对的、独断的力量。但斯威夫特并不赞成理性具有无限权能这一现代确信,《格列佛游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性国家中这种确信的讽刺和回应。

斯威夫特是一个醉心于古典学问的作家,他并不认同现代比古代更好的观点,在现代性国家的进程中他发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也正是作为进步的反动者,斯威夫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突破现代理性话语霸权的可能。正像是他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那样,现代人丧失了古人的视野,所谓的进步也只是堆在一个废墟上的另一个废墟。虽然我们大可不必认同斯威夫特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他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现代观念不太一样的视角,这个视角为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提供了极好的帮助。这也正是研究斯威夫特的意义所在。

一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格列佛游记》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出现了不少评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哈兹里特(William Hazilitt)的评论。但早期评论的兴趣往往只集中在斯威夫特对人性的态度问题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研究出现于20世纪。[]在20世纪文学研究建制化的背景下,对《格列佛游记》的解读方式日益繁多,对其内在思想的辨析也日渐深入。福克斯的《〈格列佛游记〉批评史》一文即指出,[]20世纪具有影响力的批评学派及方法都可以在《格列佛游记》的研究中找到,无论这种研究是来自观念史研究、政治史研究、读者反应理论、新批评研究还是殖民及帝国研究。福克斯在其《当代批评个案研究》中也展示了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读者反应、心理分析五种方法研究《格列佛游记》的范例。[]可以看到的是,作为英语文学界基础文本之一的《格列佛游记》得到的研究是细致而充分的。但囿于题目所限,我们的关注点只围绕在现代性国家问题上。现代性国家问题,按照施特劳斯的定义,也即建立世俗天国的人类手段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现代性国家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格列佛游记》展开的解读。该领域最为核心的文献是布鲁姆所写的《巨人与侏儒(1960—1990)》一书。在该书中布鲁姆把整个《格列佛游记》的内容分成了对立的两组:小人国和大人国分别象征着今古政治实践上的对立,飞岛国和慧骃国则象征着今古政治理想上的对立。布鲁姆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深谙古典教诲的作家,他用古代人的眼光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这一观点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赞同和延续,但后来学者的理解与布鲁姆稍有不同。尼克尔斯的《理性的共同体:斯威夫特对慧骃国的批评》一文虽然赞同布鲁姆把慧骃国当作柏拉图《理想国》仿写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斯威夫特推崇慧骃国。尼克尔斯认为,斯威夫特笔下的慧骃之爱是抽离具体的理性之爱,慧骃行动的唯一理由是维持共同体的同质性,慧骃的统治是残酷的。尼克尔斯因此认为斯威夫特对《理想国》存在误读,格列佛类似于年轻的苏格拉底,为了追求完美而背离了人性。但巴罗却认为,斯威夫特并不存在误读,慧骃国的看似矛盾正是斯威夫特作为哲人“戴着面具表演”的表现。在《斯威夫特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一文中巴罗指出,《格列佛游记》的教诲存在两种,一种是针对轻信的普通人,另一种是针对好奇的有哲学天赋的人。斯威夫特警告有哲学天赋的人不要破坏普通人平庸的幸福,强调宗教传统所维系的道德秩序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格列佛并不是斯威夫特对哲人的批评,而是对哲学滥用的讽刺。伯柔在《〈格列佛游记〉与矮化哲人》一文持有与巴罗相类似的观点,伯柔指出,格列佛的哲学教育是不完整的,格列佛对激情的现代式专注和反常的骄傲不仅使其丧失了知性向上的机遇,还丧失了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伯柔认为,斯威夫特的意图是想要告诫世人,不成熟的启蒙比传统更加有害。[]当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格列佛游记》不仅仅是简单的古今对立,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古今政治哲学关系。

其次,是从政治观念的角度对《格列佛游记》展开的研究。这一部分研究揭示了斯威夫特对于不同政体和国家形态的基本态度。学界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大人国存在政治讽刺的观点并无争议,但争议点在于,这种讽刺究竟是针对沃波尔辉格党执政中出现的政治事件的特别讽刺,还是对政治的一般性讽刺。换句话说,《格列佛游记》是对一时一地的批评,还是对某些政治问题的永恒性指责。如果是前者,那《格列佛游记》作为政治讽刺作品则没有太深的意涵,但如果是后者,则有必要对斯威夫特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入分析。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者,也即对故事情节与现实政治事件对应关系的寻找。艾伦普莱斯在《斯威夫特的性格》一书中即认为,斯威夫特对历史的解读充满着主观色彩,受到博林布鲁克思想影响较大。[]F.P.洛克教授在其《〈格列佛游记〉的政治》一书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斯威夫特的政治观点是有系统的政治思想理论作支撑的。《格列佛游记》的讽刺是基于宪政平衡而对绝对权力提出的指责,而不仅仅是对具体政治事件和执政理念的讽刺。通过文本、信件以及《格列佛游记》版本的变化,洛克证明了这一点。[]大卫·白沃特斯则试图调和这两种思路,白沃特斯在其《〈格列佛游记〉与沃波尔执政时期的政治平行写作模式》一文中指出,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故事情节平行写作的模式在斯威夫特写作的年代已经显得单调而枯燥,斯威夫特开创的新传统即通过普遍性的陈述以针对特定的目标,因而降低了故事情节与政治事件的相关性,但无论相关性下降多少,小人国都使得英国政治显得可笑。[]实际上,白沃特斯的立场仍然是洛克的,一般陈述的背后是一般理念,洛克没有否定小人国、大人国政治与英国现实政治的相关性,洛克强调的是宪政平衡和反对绝对权力在斯威夫特作品价值理念的核心位置。这种核心理念在Z.S.芬克的《〈格列佛游记〉中的政治理论》一文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芬克认为,斯威夫特所秉持的是混合均衡政体的理论,认为君主、贵族、平民三者权力的相对平衡是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而平民权力的不断扩大造成了他对绝对权力的恐惧。斯威夫特心目中的理想国家形态是均衡的、克制的。[]斯巴达是斯威夫特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希金斯的《斯威夫特与斯巴达——〈格列佛游记〉中的乡愁》一文对《格列佛游记》情节与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笔下的斯巴达做出了详细的对比。因此,虽然现在还有学者认为洛克一派的解读是过度解读,但普遍的观点是,斯威夫特有着对绝对权力的恐惧,他理想的政体是均衡、克制的古典政体。[]奥威尔即在《政治与英语》一书中辨识出了飞岛国和慧骃国之中的极权主义倾向,但在奥威尔看来,斯威夫特虽然批评了类似于飞岛国的硬性极权,对慧骃国为象征的软性极权却没有抵抗力。[]虽然奥威尔的作品通常被视为斯威夫特传统的延续,但不得不说,奥威尔对斯威夫特的理解是片面且浅薄的,他没有认识到斯威夫特笔下慧骃国的玄机。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发现了斯威夫特政治主张中存在的不连贯性,《斯威夫特与历史》一书通过对斯威夫特作品《安妮女王最后四年的历史》(History of the Four Last Years of the Queen)的分析认为,斯威夫特在本质上是一个保守派和权威主义者,后期作为自由捍卫者身份出现仅仅是由于其所处托利党的在野身份。[]但这种说法似乎也并不是毫无疑问的,在斯威夫特早期的《论雅典和罗马的竞争和争执及其对两国的影响》一文中,对均衡政体捍卫自由的赞赏与对民众的恐惧就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再次,是从科学和现代理性方面进行的研究。斯威夫特对以科学和进步为突出特点的现代性流露出了强烈的敌意,这一部分的研究则旨在探寻其原因。在尼克尔森和莫勒的《斯威夫特勒皮他航行的科学背景》一文中两人指出,勒皮他的实验在《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中都能够找到原型,但在他们看来,斯威夫特批评的仅仅是科学对实用性的轻视以及科学引导人偏离道德的倾向。[]科林·基尔南则进一步指出,斯威夫特在科学上有相当高的造诣,但斯威夫特的科学是为神学服务的,因此反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反对以主观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事务和科学去妄求绝对。[]在《斯威夫特对科学的讽刺及〈格列佛游记〉的结构》一文中,道格拉斯·佩蒂则发现了斯威夫特对于科学与技艺的亚里士多德式区分,现代科学以处理确定性领域问题的方法解决本应由技艺处理的可能性领域的问题,使人们的视野被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程式所遮蔽。斯威夫特对科学的批评实际上也正是对审慎之技艺丧失的担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威夫特对以科学和进步为代表的现代话语怀有蔑视,认为它们只能带来现代人心灵的封闭。[]

最后,是从斯威夫特的宗教思想方面开展的研究。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把斯威夫特的最终立场定位在这里。例如,威廉姆斯在《斯威夫特与折中年代》一书中就认为,斯威夫特拒绝对人性简单、乐观的思考,他认识到了人本性中的无序和张力,认为只有回到折中,也就是基督教,完整而有创造性的生活才有可能。[]罗森持有相似的观点,他在《格列佛与温和的读者:斯威夫特与我们时代的研究》中认为,斯威夫特把人看成是处于两股张力(以耶胡和慧骃为代表)的激烈斗争之中,而坚持权威主义和传统模式是保持理智的唯一希望。[]拉得纳在《兴起与衰亡:〈格列佛游记〉与乌托邦的失败》一文中分析了《格列佛游记》文本中的宗教隐喻,并且认为斯威夫特对乌托邦完全持悲观的态度,人类无法通过理性获得希望,而只能通过宗教实现卓越的善良。山克曼则在《启蒙之前的理性与启示:沃格林的分析与斯威夫特的例证》中认为,斯威夫特赞赏古典哲学,但认为真理仅存在于福音书当中,通过理性理解宗教奥秘的做法不仅无意义,而且十分危险。理性与启示的领域最好分开,启示应当不带好奇地接受。[]当然,也有学者拒绝将斯威夫特的神职身份代入对《格列佛游记》的解读,拒绝用布道词分析斯威夫特的写作意图,例如麦克曼蒙的《格列佛第四次航行的宗教解释问题》一文,但持这样观点的毕竟是少数。[]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格列佛游记》中的政治观念、宗教思想以及科学背景的研究较少,但从政治哲学方面开展的研究却较为充足。早期对斯威夫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但也已经有了一些从政治哲学方面展开的解读,赵晓力教授的《〈格列佛游记〉导读》一文即是以身体与政治的关系为线索进行的解读。赵晓力不同意布鲁姆认为的身体大小与德性相关的观点,他认为身体大小对应着政治力量的大小,身体而非灵魂才是现代政治的主角。斯威夫特是一个现代人。[]

2015年刘小枫教授对斯威夫特的引介是我国对斯威夫特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一文中,刘小枫将斯威夫特的作品放置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并认为古今之争是政制之争,《格列佛游记》也是为了回应古今政制孰优孰劣而创作的。但刘小枫的思路主要还是布鲁姆的,也即在现实和理想两种古今对立的框架中展开的解读。戴智恒则在《斯威夫特的返归——论〈格列佛游记〉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自然与理性》中进一步比较了《格列佛游记》与《理想国》中的自然和理性观念,他认为更恰当的视角是把第四卷看作斯威夫特与柏拉图的对话,斯威夫特试图证明返归古典远离现代性是可贵的,但更为紧迫的是充分认识人的自然与理性的古今差异,斯威夫特意欲揭示在现代性的语境下重返古典的努力和困难。[]龚璇则在《〈格列佛游记〉中的视觉隐喻与爱尔兰问题》一文中认为,斯威夫特否定视觉相对于其他感官的优越性,质疑 “眼见为实”的真实性,因为在“客观”叙述下隐藏的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苦难的视而不见,是道德的败坏。[]郁迪的《勒皮他飞岛里的技术未来》一文则重点分析了斯威夫特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通过回顾技术理性的诞生历史,郁迪提出了对在技术理性制宰下的人的境况的忧虑。[]

洪涛教授则为《格列佛游记》提供了富有创见的解读。在《〈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一书中,洪涛颠覆了布鲁姆关于实践与理想的古今对立,认为飞岛国与慧骃国的关系并不是今古理想政治的差异,两者都是现代理性的表现形式,也都与古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洪涛教授认为飞岛国和慧骃国都源自古今畸变。慧骃国也不是斯威夫特的理想,反之是其批评的对象。飞岛国代表着只专注于物理事实的技术理性,慧骃国则代表着只关注伦理事实的价值理性,两者都缺乏辩证法,都缺乏对人本身的认识,也同样因其纯粹理性的特征而都有着走向极权主义的倾向。洪涛认为,《格列佛游记》并非终结于格列佛的愤世嫉俗,而是终结于格列佛的写作,正是通过写作格列佛获得了关于自身的知识,重新把人性的教养当作核心。但写作是需要技艺的,这种技艺在与古人的交往中习得。[]洪涛教授的论述是极为精彩的,但为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不得不对其吹毛求疵。首先,洪涛教授的解读完全是文本上的解读,没有对斯威夫特时代背景和生平的考察,也没有对斯威夫特写作的其他文本进行分析,但这些对于把握斯威夫特的真正意图却都十分重要;其次,斯威夫特回归写作的提法确实使主题得到了升华,但这一提法在文本中却找不出令人信服的支撑;最后,洪涛教授的解读仅仅立足于第三、四部分,但整部《格列佛游记》是一个整体,对游记思想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似乎更为恰当。正是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研究得以展开。

二 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的背景

(一)时代:革命之后的纷争

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英国以立法的方式明确了议会主权及君主立宪。随着詹姆斯二世的逃亡,新教对天主教的胜利也已不可逆转。虽然仍存在国教徒与非国教徒的斗争,但这种斗争没有再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至此,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内乱成为过去,英国的内部政治走向稳定,这一时期也因而被称为英国的“王道盛世”(the deep peace of Augustans)[]。另外,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英国已丢失了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地。英吉利海峡、加莱海峡、北海形成了一个断裂带,使得英国隔绝成为一个相对孤立的海岛,“这个海岛似乎只为商业而存在”。[]争夺欧陆上的领地不仅毫无价值且耗资颇巨,大不列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在海上。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不仅阻止了路易十四吞并西班牙,还通过《乌得勒支条约》确立了欧洲大陆的“均势”和英国在海上的霸权,[]1720年结束的四国同盟战争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确认。英国贸易在良好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商业精神渗透到整个英国社会。

1.政党政治和商业社会

商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两种政治集团的对立。一方是“人数有限的地产经营集团,他们主要由贵族和大乡绅构成”;另一方则“活跃于市镇里”,主要由金融、商业、制造业从业者组成。[]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与这两种政治利益集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托利党代表土地利益,辉格党则与商业利益更加亲近。但两党在政治中的力量却并不均衡。从光荣革命成功到18世纪末,辉格党在英国建立了“百年霸权”,被誉为英国第一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更是主持政局长达20年之久。[]这一政治情形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于沃波尔辉格党专制和商业集团寡头统治的忧虑,使“宫廷党”和“乡村党”[]的冲突一度掩盖了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分野,[]更对两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辉格党人秉持着乐观、进步的历史观念,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由不完善到完善,人民的自由权利从无到有,英国的社会发展是呈直线渐次上升的;托利党人则更为悲观地认为英国传统的“自由精神”被现实政治中卑劣的“党派内讧”所摧毁,必须回到“祖传宪政”和古典公民德行中去。[]

虽然托利党人能站在德行的制高点对商业时代政治的腐化堕落提出批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被排除于宫廷政治之外,但托利党人实际上也的确意识到了“商业和生产性技艺”对其哥特式平衡(君主—贵族—平民权力的均衡)理想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传统的宪政自由需要以个人的独立性为保障,但商品和货币的大规模流通却导致财产形式发生了从继承性到交换性的决定性变革,这也意味着传统个人独立性不可逆转地丧失[]——很难想象公民在参与交换关系或受交换关系媒介(如公债)支配的关系时不陷入依附和腐败当中。也因此,对于恶政的反抗不再是政治学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否会被建立在军队职业化、公债和庇护权上的政权所腐蚀。“政治思想决定性地走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范式,转向德行和腐败的范式”。[]

托利党人或者“乡村党”的论证往往是用“德性”的价值观念对现实政治的“腐败”展开批判,这一论证得以展开的实质是商业社会的发展。[]“德行”的基础是承认公共的、共同的人格的存在,而把公共权力当作私人权利分配则是“腐败”的最经典定义,商业社会正是试图把公共事务交托专业化的代表以求得个人人格的无限丰富。德行象征着淳朴和勇敢,商业带来的则是理性的算计和精致的教养,“德行和商业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具有德行的公民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不是社会动物,他属于古代而不是现代,甚至能把这个古代称为远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对立是建基于政治权益上的纠葛,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商业)的论争。这与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古今之争构成了奇妙的耦合。同样,商业信用的发展,银行、国债的运行都依赖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也与进步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2.古今之争*和进步观念

狭义上的古今之争是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关于古代与现代何者更优的争论,这场争论从科学、文学逐渐扩展至包含政治、伦理在内的各个领域。该争论最先发生在法国的巴黎。[]1687年佩罗(Chales Perrault)[]于法兰西学院朗诵其诗作《路易大帝时代》标志着这场争论的开端。在诗作中佩罗认为,自然具有“在每个时代创造出有同样禀赋天才的永恒力量”,而“人的创造力需要修正”,生活在现代的人必定比古代人具有更优越的幸福和更丰富的知识。[]据此,佩罗顺理成章地提出了“今人比古人更年长”的妙论,虽然这种妙论很可能是受到比他更年轻的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启发。[]但不同于佩罗把现代人看作年老(年老可能意味着进步的停滞),[]丰特奈尔认为,人类绝没有老年时期。今人不仅能取得与古人同样伟大的成就,还能在古人正确或错误的启发下做得更好,后人也将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超越今人。知识的进步将不确定的未来纳入其中,从而为自身价值做出了更为周延的论证。因此,虽然“崇今派”知识人以佩罗和丰特奈尔为代表,但丰特奈尔而非佩罗才是“崇今派”更为重要的阐述者。

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于1690年发表的《论古今学问》(“Essay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将古今之争引入了英国。但坦普尔的矛头并非指向佩罗,而是更为准确地指向了丰特奈尔。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指出,丰特奈尔为代表的“崇今派”用新自然科学抛弃古典遗产的行为是目光短浅的表现。虽然今人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很难说这种成就有多大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自然知识的追求极有可能让人们只知道追求蝇头小利,而丧失了古人的眼界。[]关于眼界的问题,斯威夫特在《书的战争》中用寓言的方式进行了更为生动的阐述。寓言写到,古代人和现代人分别拥有一高一矮两座山峰,古代人居住在较高的山峰上并拥有较好的视野,现代人因此心怀怨愤,以战争为威胁要求古代人腾出较高的山峰,或让现代人将高的山峰削平。[]除了对现代人的眼界提出质疑,坦普尔还认为现代学术追求的是品质上更差的东西。“崇今派”的精神导师是培根和笛卡尔,坦普尔因之对两位导师的观点也有所回应。针对培根“今人可能是侏儒,但他们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优势,可以比前人看得更远”[]的说法,坦普尔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我们是侏儒,即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仍然是侏儒”,由于我们的短视、恐高或对环境的不了解,即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也比巨人看得少。文明优劣的评价标准不是依靠技艺的增长,而是仰仗灵魂的高贵。[]至于笛卡尔,坦普尔则认为,虽然笛卡尔与霍布斯都是现代最崇高的哲人,但却不能掩盖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人的光辉。斯威夫特进一步用寓言的方式将坦普尔对古今两种生活方式的描绘予以展开:他把笛卡尔式依托于人为技艺(建筑和数学)的现代人比喻成蜘蛛,“胸中积聚了大量的灰尘和毒药”;把依托自然的古人比喻成蜜蜂,追寻的是“甜蜜与光明”。[]古人和今人追求的是不同品质的东西。

坦普尔和斯威夫特从眼界和品质两个方面对“崇今派”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但问题在于,这一在当时貌似势均力敌的论争为何以“崇今派”几近于全面的胜利而告终?为何坦普尔和斯威夫特强有力的论证并没有得到后人普遍的赞同?应当看到的是,“崇今派”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它与现代发展中一个势不可当的潮流——“科学革命”——相一致。一方面,“崇今派”的进步论逻辑需要两个前提,一个是自然的永恒,另一个则是知识的不断累进,而这两个前提正是近代科学所提供的。另一方面,“崇今派”强调知识累进所运用的论证方法完全是近代科学式的,更强调经验和理性,而非对于权威或经典的模仿。“崇今派”本质上是将运用于自然科学的东西拓展运用到了整个知识领域。

科学革命取得的压倒性权威是“崇今派”产生和获得全面胜利的决定性外部因素。因此,古今之争又与第三个大背景,科学革命与理性主义相联系。

3.科学革命与理性主义

1500年到1700年的科学革命是对人类思维框架和既有模式具有革命性影响的事件[]。科学革命使得探寻意义和目的的必要性减弱,紧密关联的世界图景被瓦解,“通才”型的自然哲人由专门化的技术科学家取而代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让位给了伽森狄、笛卡尔更具有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的机械论。与此相伴随的进程是,“知识不再被理解为从根本上是接收性的,理解力(或知性)的主动权在人这边……知性为自然界立法。”但这种新知性解释并不意味着偏见的破除和 “客观性”的建立,存在于现代科学背后的,同样是一套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话体系。[]科学是深受历史活动过程影响的属人活动,现代科学经验的产生依赖于人为的实践和事实的制造技巧。也就是说:(1)经验需要符合科学范式的理性截取、评价和推理归纳的总结,其实质是一种理性解释。(2)理性解释又仰仗于对自然本体数学结构的理解,即等质化和客观化,用数学上的量取缔质上的差异。[]所谓自然科学最重要的两种方法——经验和理性——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运用理性的范式,是一定时代的偶然产物,但自然科学强大的实践性效用却使得科学的方法被视为普遍性的真理。

科学革命的成功使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空前自信,人们不再把自己视作“自然阶梯”[]上有限的一环,只要恰当地运用理性,人们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古典的审慎克制似乎成了不自信的表现,是源于尚未脱离的不成熟状态,现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另外,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的崭新视野激发了世人的想象并催生了游记传统,科学和理性所带来的进步观念也为新的计划提供了良好的智识氛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乌托邦作品大量出现。从《乌托邦》到《太阳城》再到《基督城》,乌托邦思想肆意泛滥。但不同于古典乌托邦仅作为现实参照系的作用,现代乌托邦本质上是运用理性重新寻找存在于“开端”中明确、可理解的“普遍真理”,并将该“普遍真理”以一种机械化运用于整体社会的蓝图。回到“开端”意味着完全的确定性,不包含传统、习俗和神话;[]机械化则意味着自足,不需要非此之外的知识或智力。[]现代乌托邦用回到“开端”和机械化的方式构建关于社会整体的蓝图。

同时,除了社会整体的蓝图,这一时期普通人的生活也因怀有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和进步信念而被各种理性计划充斥。永动机公司、治愈性病公司、催肥生猪公司等各类商业项目层出不穷,但大多都名不副实。[]英国的“南海公司”也正是这类公司的个中典型,其名义上的主营业务是南美洲贸易[],实际上却是利用大多数人的预期炒高公司股票。于1720年破裂的“南海泡沫”似乎是一个天大的玩笑,饱含着对商业信用、进步观念及人类理性无限能力的嘲讽。

(二)生平:义愤的自由斗士

斯威夫特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1667年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但父母都是纯正的英格兰人,父亲一家为躲避内战战乱才移居至爱尔兰。斯威夫特的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背景,其曾祖父和祖父都曾担任英格兰教会职务,信奉英国国教,[]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爱尔兰并不常见——爱尔兰本地人大多信奉天主教,爱尔兰的英格兰移民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清教徒。[]斯威夫特在民族、宗教双重意义上都是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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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引言
  • 一 文献综述
    1. (一)国外研究现状
    2.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二 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的背景
    1. (一)时代:革命之后的纷争
      1. 1.政党政治和商业社会
      2. 2.古今之争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Battel Fought last Friday,Between the antient and the Modern Books in St.James’s Library,一般被简称为The Battle of the Books。">*和进步观念
      3. 3.科学革命与理性主义
    2. (二)生平:义愤的自由斗士
    3. (三)《格列佛游记》:烦扰世人之作
  • 三 小人国和大人国:现代性国家的发生
    1. (一)机运:小人国与大人国的政制宿命
      1. 1.小人国的原初政制及其腐败
      2. 2.大人国混合政体及超拔君主
      3. 3.机运与政制
    2. (二)机运的身体维度
      1. 1.身体大小与“造化弄人”
      2. 2.超越身体(机运)的努力
    3. (三)从机运到理性
      1. 1.机运女神的形象
      2. 2.理性的力量
  • 四 飞岛国和慧骃国:现代理性国家的困境
    1. (一)飞岛国:技术理性的乌托邦
      1. 1.飞岛国及科学院
      2. 2.斯威夫特的“技艺”与“科学”
      3. 3.“书本”的政治与实践的政治
    2. (二)慧骃国:道德理性的封闭共同体
      1. 1.理性控制激情的统治模式
      2. 2.人的中间状态
      3. 3.封闭的共同体与抽象的道德理性
  • 五 慧骃主人和彼得罗船长:疗治现代理性的方式
    1. (一)好奇与轻信
    2. (二)慧骃主人与失败的哲人教育
    3. (三)彼得罗船长与宗教传统
  •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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