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着鞭”之争:从中日涉朝外交看甲午战前李鸿章因应之误

作者

黄飞 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金光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Huang Fei
Jin Guangyao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着鞭”之争:从中日涉朝外交看甲午战前李鸿章因应之误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着鞭”之争:从中日涉朝外交看甲午战前李鸿章因应之误

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中日关系以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场战争。然而,中国最终惨败于日本。对此,学界普遍认为李鸿章对日因应出现重大失误,其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过度依靠外交手段来解决朝鲜纠纷,未积极备战,这是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李鸿章为何会过度依靠外交手段,不积极备战呢?有学者提出其对日本挑起战端的决心和野心缺乏正确的判断,一厢情愿地希望日军撤军。然而,此研究未对李鸿章为何没能识破日本的图谋进行细致的剖析,挖掘其背后的行为逻辑。甲午战前,李鸿章的对日因应是在变化的中日互动进程中展开的,互动的另一方——日本方面的虚实进路对其决策产生影响,是分析其行为逻辑不可缺少的因素,需要得到充分挖掘。本文希望对甲午战前中日外交进路进行系统考察,挖掘中日互动进程中的丰富面向,并基于此解析李鸿章对日因应的行为逻辑。

1894年2月,朝鲜东学党全琫准等人领导发动起义,4月,起义声势不断壮大。5月5日,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东学党起义的消息,同时判断起义“似不难解散”,认为中国不用插手,朝鲜就能自行解决。作为朝鲜事务的负责人,李鸿章第一时间获悉东学党叛乱的消息,并将此上报总理衙门。对于此次起义,朝鲜政府“初不甚留意”,认为自己可平定叛乱,后来因“各处告急,全兵败”,开始“惊怯”,向袁世凯“商请指画”。对此,李鸿章认为如朝鲜未主动向中国请兵,中国“未便轻动”。在李鸿章观望、等待朝鲜的举动之时,日本也在观望。因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中国在朝鲜事务上较日本占据主动权,然而日本并不甘心居于下风,其认为此次朝鲜内乱,“与吾国亦不无关系”。甲午战前,日本在朝鲜问题上有较为明确的方针,可从当时日本报纸评论窥之——“凡事之得手与否,总在乎不使中朝先着鞭也”。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目标为不让中国在朝鲜事务上掌握主动权、占据上风。东学党起义后,基于朝鲜事务处置的主动权——谁先“着鞭”,中日形成外交竞争。

一 日本怂恿中国出兵与中日先后出兵朝鲜

朝鲜发生内乱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指示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濬密切关注朝鲜叛乱情形以及中国的动向并及时向其汇报。5月下旬,杉村濬向陆奥宗光汇报时预计朝鲜将会“借清兵以戡乱党”。他提出,一旦清兵入朝,“为保护我官民及为保持日清两国之均衡,至平定民乱、清军撤退为止,或以保护使馆名义按旧约出兵”。杉村濬的建议展现出日本不愿中国“先着鞭”的基本战略,得到了陆奥宗光的认可。此后,日本驻朝使臣密切关注中国动向,并视中国动向为其进一步行动的参考。由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具有优先权,为了减少因中朝特殊关系带来的劣势,日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朝鲜的举动。5月26日,获悉中国“平远”号军舰到达朝鲜后,日本遣员询问朝鲜,中国的“平远”号到朝鲜所为何事,又询问“华兵下岸否”。朝鲜官员回复,“平远”号是朝鲜借来运送韩兵的,中国士兵并未下岸。对此,日本译员表示,“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后来,朝鲜形势恶化,朝鲜国王向中国求助,“求华遣兵代剿”。日本判断华兵入朝成为必然,为了解中国的出兵节奏,让自身不落后于中国,能够尽快合理出兵进入朝鲜,日本驻朝公使杉村濬派遣郑永邦拜访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世凯,怂恿中国出兵:“谓匪情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6月4日,在从袁世凯处获悉中国将出兵朝鲜的消息后,杉村濬立即向陆奥宗光报告,“请急速派来日本士兵”。

袁世凯对日本就中国出兵一事表现出的关心并未警惕,对于5月26日日本官员的表态,他认为“倭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而且,他认为虽然按照《天津条约》,中国派兵需要知照日本,但是无“华派日亦派之文”,即使日本出兵,“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在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后,他认为无甚妨碍,遂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电报。6月1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汇报,指示袁世凯,“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3日,袁世凯将朝鲜政府请中国派兵的文书转给李鸿章,请其示下。

为了让中国放下戒心尽快出兵,日本分两路采取行动:杉村濬对袁世凯进行麻痹,让袁世凯以为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与此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拜会李鸿章,对李鸿章予以麻痹,在李鸿章提出“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时,他表示赞同。鉴于日本的上述行动,李鸿章判断日本并无他意,在朝鲜政府文书转到,他即“饬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淮军练劲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同时依据《天津条约》,“电知汪使知照倭外部,以符前约”。汪凤藻奉命照会日本,中国应朝鲜要求将派兵援助朝鲜,“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获悉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朝鲜有意向中国请兵的消息后,日本外交系统内部就对朝鲜出兵逐步形成共识,而日本内阁对此还存在不同意见。2日,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陆奥宗光的意见得到阁员们的支持。5日,陆奥宗光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请求出兵朝鲜,得到批准。至此,日本政府内部就向朝鲜出兵达成共识。6日,李鸿章收到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电报,日本将出兵朝鲜,获悉此消息后,李鸿章立即命汪凤藻与其交涉,“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7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拜见李鸿章对其进行安抚,声称日本派兵旨在“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还想以此麻痹李鸿章,同时日本还以此为理由照会总理衙门告知其派兵进驻朝鲜的信息。通过以上运作,日本顺利派遣军队进入朝鲜。

二 李鸿章提出“同时撤兵”与日本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

最初,李鸿章和袁世凯皆以为日本只是派兵护馆,然而,当赐假归国的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并带数百人及火炮前往汉城时,二人感到日本此次来势汹汹。10日,大鸟圭介率队抵达汉城。朝鲜国内因为日兵到来大为紧张,与大鸟圭介展开交涉,而大鸟圭介坚称:“韩匪不能自除,请华代戡,自无力能护倭人,故率兵自卫,俟匪平即撤。”虽然日本声称为了保护使馆,但是随着日本不断增兵,李鸿章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日调兵过多”,已经超出了其声称的“意在护馆”的范畴。12日,李鸿章命令汪凤藻向日本“询阻”。

中国以宗主国保护属国的立场,向日本提出交涉,而日本却不愿意遵循中国的规则,提出自身并未承认朝鲜为中国的属国,还提出派军数量“日本政府将量情而定”。各国公使无不对日本大举出兵表示惊异与不满,并向日本致电,表达关切。迫于外交压力,大鸟圭介同意与袁世凯进行撤兵交涉。12日,大鸟圭介坚持声称,日本出兵是为护馆,“并相机帮韩御匪”。袁世凯与其约定:“今到仁之八百兵,来汉暂驻即撤,续来者毋登岸,原船回日,未发者电阻。”

获悉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约定,李鸿章致电袁世凯,“如匪已散,应听韩军自办,我军即当陆续撤回,以免韩人疑怨、日人借口留兵,是为至属”。13日,李鸿章收到朝鲜的撤兵请求,他认为,朝鲜既然想要让中国军队撤兵“解倭急”,中国军队“似未便久留,致生枝节”。他令袁世凯与大鸟圭介商议撤兵一事,并主张“彼此同时撤兵”,这也是李鸿章认为合理、圆满的解决方案。虽然李鸿章主张撤兵,但他认为如果日军不撤,中国应保留在朝鲜的军队,以维持与日本的均势。14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指出了这一点:“倘倭尚拟留兵,彼留若干,我亦应留若干,与之相持,此时防倭较重于防匪也。”日本军队已至朝鲜,自然不会轻易撤兵。

1.日本扭转撤兵交涉被动之法——朝鲜内政改革方案的提出

自出兵朝鲜后,日本逐步展示出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的真实立场与态度,实施对中国的外交钳制,并在朝鲜问题上尝试掌控主动权。日本一直有插手朝鲜内政的意图,1885年7月,日本公使榎本拜访李鸿章,曾提出《朝鲜外务办法八条》,希望中国全面干涉朝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人选,并与日本通气协商,实际是“以清政府为主导,把朝鲜置于日清两国共同保护之下,以抵抗俄国的入侵”。此提议被李鸿章否决,此后日本一直尝试深入朝鲜内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对日本在朝鲜的地位一直存有不满,认为日本未能实现与中国在朝鲜的权力均衡,如果不抓住此机会,“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6.67 查看全文 >

论文目录

  • 一 日本怂恿中国出兵与中日先后出兵朝鲜
  • 二 李鸿章提出“同时撤兵”与日本提出“朝鲜内政改革方案”
    1. 1.日本扭转撤兵交涉被动之法——朝鲜内政改革方案的提出
    2. 2.李鸿章对日本的态度——“虚张声势”
  • 三 日本推动中日交涉重心的转移与李鸿章的应对
  • 四 日本否认朝鲜是中国属邦与李鸿章认清日本的真实意图
  • 五 日本强力推行朝鲜政改与中国在朝鲜事务上的底线
  • 结论

论文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