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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唯物主义主客体向度的双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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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唯物主义主客体向度的双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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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历史唯物主义主客体向度的双重推进

1848年欧洲革命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或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或简称《雾月十八日》)构成了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狭义历史唯物主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转变的关键环节。这种转变表现为历史辩证法主体线索与客体线索的双重推进,尤其是对主体线索(无产阶级)的理解不再是外在于客体线索的发展,而是紧紧负载于其上。同时,马克思对工人的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的观念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关系也做出了深入的剖析。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展现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学批判[],那么可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及同时期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形成的“伦敦笔记”是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向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关键性文本。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窥见“伦敦笔记”的全貌[],但通过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的文本分析,还是能够捕获到马克思此时思想推进过程中的一些痕迹和特征。

从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确立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巴黎的无产阶级都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激情,但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失败。他们非但没有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样失去锁链,从而使社会本身获得新的内容,反而使“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如何看待这一复杂曲折的历史,并将它同自己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当时面临的重要任务。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便是马克思在反思过程中形成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文本。正像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初还残留着对革命的盲目乐观情绪,而《雾月十八日》则“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马克思先前那种对革命激进的、乐观的态度明显让位给了沉闷的悲观情绪,但他从未放弃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而是在理论上进一步思索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

一 重评《雾月十八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

传统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那便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之后的著作不过是用这种基本原理去解释和说明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梅林的《马克思传》对《雾月十八日》的评价就侧重于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分析现实问题这一视角:“在这部闪烁着智慧和机智的著作中,马克思以前无古人的技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彻地分析了当代的事件,这部著作的形式和它的内容一样辉煌。”[]这种观点实际上预设了马克思的哲学水平不再有新的推进,而仅仅是检验而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应该加以改变,要恢复《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哲学思想进一步推进和发展的原貌。这种发展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的双重推进,即主体线索的凸显及客体线索的丰富。

回顾一下学术史,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些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所起的转折性作用的精辟见解。这种观点首推恩格斯,他在1895年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认为马克思在写作《法兰西阶级斗争》时“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1848年欧洲革命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恩格斯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的,这已经从客体角度触及1848年欧洲革命的问题所在。他得出结论:“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于是,马克思“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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